1976年1月，北京的天氣異常寒冷，全國人民敬仰的周總理逝世了。我作為外語學院的一名學生，對總理有著特殊的感情。他逝世的消息一廣播，我像孩子一樣在班上號啕大哭。“四人幫”像烏鴉害怕太陽一樣阻止人民群眾悼念周總理，但是，人民對總理的熱愛和對“四人幫”的憤怒像山洪一樣爆發出來。於是，那年的清明節，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人的海洋，詩的海洋。我雖然對詩詞韻律一知半解，但在“激情”的衝擊下，也寫出了一首“七律”。清明節那天，我揣著詩去了天安門。出發前，夫人對我說：“你現在是有老婆孩子的人，不要在外麵闖禍。”這一次，我那倔脾氣沒有犯，我早早回了家，沒有被抓被打。但是，第二天，我到單位去上班，一些年輕人說要去天安門抄詩詞登在黑板報上。我在廠裏是“舞文弄墨”的一把手，自告奮勇地把自己的詩“發表”了出來。第二天，黨委書記找我談話，說我的詩“情緒太低落”，我說：“悼念總理能高高興興嗎？！”我在他的辦公桌上重重地拍了一下，轉身就走。
這一下，我真的“闖禍”了。
廠裏的“運動辦公室”找我談了話，還三天兩頭地要我寫檢查。開始，我拒絕寫“檢查”，後來，科長私下對我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我領會了他的意思，無奈地寫了三次“檢查”。但是，由於寫的不深刻，“檢查”都沒有通過。
在我情緒最低落的時候，我曾給父親寫了封信。我不敢把真情告訴他，隻說厭惡了城市生活，也許有一天我要響應“老人家”的號召回家種地。我原指望能得到他的同情和理解，但我收到的卻是一封“絕交”信。他說，這是他給我寫的最後一封信，也希望我不要再給他寫信了。我當時真不明白，32年的父子之情就這樣斷了？
其實，我當時“解甲歸田”的想法是多麼幼稚。凡是“四人幫”“看上”的人，你就是有孫悟空的本事，也休想逃出他們的手掌心。後來“四人幫”被粉碎，鄙人的名字居然“榮登”北京市科技局的“黑名單”。
“四人幫”倒了，人們對我刮目相看。一個高幹的兒子說我是“反潮流”的英雄，其實我自己一點也沒有“英雄”的感覺。我隻是像全國95％的人民一樣悼念了中國的一位偉人。但是為了避免留下後遺症，我要求廠領導開了平反大會。
我和父親的關係雖然隨著時間的流逝“恢複”了，但我們在通信中還是“莫談國是”。我想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行為和前途負責。由於曆史造成的隔閡，我們父子間有很多想說而又不想說的話。在後來的匆匆歲月中，我因為工作忙和出國長駐，更沒有時間與父親溝通。直到去年12月，我得到父親病危的電報趕到他的病榻旁，這時他已經昏迷不醒。我一肚子一直想說的話這時想說也為時已晚了。
朦朧中，父親向我走來。我叫他，我說了很多話，但他似乎一句也沒聽見，他又好像根本不想聽。他隻是對我微笑著。
醒來時，我發現枕巾濕了一大片。
母親節
“母親節”在西方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很多人甚至不知道“父親節”是哪一天，但“母親節”那天，一般人都要去看望一下母親，請母親到餐館吃頓飯。這看起來“不公平”，但完全有理由，因為生兒育女母親付出的辛勞和痛苦最多。這一點，想必天下的父親們是可以理解的。
南茜雖然有3個兒子，但其中的兩個都在外地工作，隻有大兒子在惠靈頓，是新西蘭一加拿大合資的電力局新方代表。大兒子很孝順，但由於身居要職，工作十分繁忙。我的母親雖然健在，但遠隔萬水千山，我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我心裏一直把南茜當作是我的母親。我向大使請示，我們夫婦去給南茜過“母親節”，大使同意了，還囑咐我們祝南茜“母親節”快樂。
我和夫人一早起來，路上采購了一些肉餡和大白菜，自帶了一些作料，給南茜包餃子。南茜見我們去了十分高興。
她說：“我的兒子出差了，今天不能來，想不到中國的“假兒子”給我過“母親節”來了！”
南茜矮矮的個子。雖然70多歲了，一個人住一所大房子。每天，她自己打掃衛生，做飯，還要料理小園子裏的花草。由於是“母親節”，南茜和我聊起了家母。於是我給她講述了一個81歲的中國母親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