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正在北京外語學院上學，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大學生都要參加運動。我們去了山西的聞喜縣（據說，這個名字是“老佛爺”取的。當時她為了逃避八國聯軍，來到這裏，聽說宮裏生了太子，欣喜不已，取“聞過則喜”之意）。這場運動主要是解決農村幹部的“四不清”問題。有一天，我接到父親的來信說，他已不當大隊會計了，原因隻字未提。我馬上聯想到父親是不是被發現有“四不清”問題，但我又立刻否定了自己。我相信，像他那樣的“老規矩”是不會貪汙的，因此我心裏很坦然。在那個年代，一個人的家庭成分和家裏人的社會問題都直接影響著他的前途，所以我把這件事作為“絕對隱私”隱瞞了起來。如果工作組的領導知道了，我很可能被調回，或者在組裏打水掃地了。
1966年的那場“史無前例”也席卷了太湖邊上的小村子。大隊裏“地、富、反、壞、右”的家裏都被抄，我家也沒幸免，而且抄得比哪家都仔細徹底。地皮幾乎用鐵耙翻了一遍，“紅衛兵”們還爬上房頂，把瓦一片片翻過，四麵的牆也留下了累累傷痕。後來，我得知原因是，我家雖不是“黑五類”，但出了兩個大學生，不貪汙，哪來那麼多的錢？父親在關店時買了一些“黃貨”，到“文革”時剩下7隻戒指。父親是一個膽小的人，“紅衛兵”一進門就拱手交了出來。他們在全大隊掃“四舊”中獲得了“最輝煌的戰果”。“文革”結束後，父親來信說，鄉裏落實政策，每個戒指給了10元錢。這也許是世界上最便宜的金價！
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父親每次寫信都要我“聽毛主席的話，跟共產黨走”。後來，他的信越來越少了。弟弟寫信告訴說，父親被批鬥、遊街，我很不理解。因為“文革”的矛頭是對準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既不是黨員，又不是當權派，為什麼要批鬥？！雖然在兄弟姐妹中，我因為最頑皮學習也不好，父親最不喜歡我。但一旦他無辜受冤，我心裏總像有一腔怒火往上噴，真想回去和那些“造反派”們理論理論。如果這樣做了，我不正好中了他們的圈套，因為他們已經揚言要把我家的兩個大學生“揪回去”呢。
據母親講，這是父親第二次受皮肉之苦。第一次是“東洋人”進村時，他們抓了很多老百姓，要他們交代有沒有共產黨，父親也在其中。鬼子們讓他們坐“老虎凳”，他們什麼也沒說，鬼子們把他們放在火上烤，再不說，又把他們扔進水缸裏。還有一種刑罰是往他們嘴裏灌辣椒水，父親挺過了這樣的酷刑。
但是，這一次父親受的是長達半年的折磨。母親說，父親當時有過自殺的念頭，但是他考慮到，如果這樣“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那孩子們就要背一輩子的黑鍋。想到這裏，他寧可被打死也要挺住。
聽到這裏，我鼻子發酸，眼裏不由得淌出了淚水。我感到羞愧。上大學時，我從學習“九評”以後似乎得了一種恐懼症，一提到“家庭出身”，總覺得自己比別人矮一截。按說，“小土地出租者”這個成分最多相當於上中農，也屬於勞動人民範疇。“文革”中，同學們一個個戴上了“紅衛兵”袖章，我因為出身不好，差一點被劃人5％之內。後來我拍了桌子才把他們嚇了回去。但是，家庭出身像陰雲一樣籠罩在我的頭上。大學畢業後，正是男大當婚的年齡，我出身不好找對象都困難。有的女孩子一聽我的家庭成分扭頭就走。所以我心裏不免生出一些怨恨來。我想，如果父親當年沒有經商，我們幾個子女現在不也是“紅五類”嗎！
當然，父親和兒子所處的時代不同，人生觀和世界觀也不相同。父親是一個膽小怕事的人，在他的4個孩子中，他最擔心的是我，因為我最有可能在社會上闖禍。1958年的“整風反右”雖然沒有在農村展開，但他讀書看報也知道其中的厲害。我當時隻是一名中學生，居然對大躍進的“科學密植”提出疑問，他似乎已經意料到這個兒子很可能給全家帶來災禍。所以，那天他用那樣嚴厲的口氣回答我的問題是完全可以理解了。
但是，父親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