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能改變社會，也改變著人生。解放後，父親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毅然關閉商店，拿起了多年沒碰過的鋤頭種起田來。
他的轉行倒不要緊，我們一家的“城市戶口”就這樣泡了湯。好在我和哥哥都考上了大學，吃到了“商品糧”。
父親念過書，在村子裏算是“知識分子”了。1950年，他和一名退伍的誌願軍一起率先組織了互助組，以後是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直到人民公社。父親自然而然地成了會計，人民公社時，他是大隊的總會計，相當於一個幾千人家庭的總管家，每年分紅的錢糧都要經他核算後發下去。
從當會計那天起，他就一心撲在工作上。他把床搬到了大隊的會計室，每天的早餐由我和弟弟上學時捎帶去。家成了他的“客棧”，一年至多在家睡幾天。我倒很喜歡這樣，俗話說，貓不在，耗子就自由了。當然，在這樣的家庭裏，父子之間的親情和交流幾乎是沒有的。他對我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是不知他從哪弄來的一幅書法掛軸，上麵書寫的是朱熹的“治家格言”，其中的“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衡念物力維艱”的聯句像刀子刻在我心上一樣。每次喝完粥，他都要伸出舌頭把碗舔得千幹淨淨。我們也得“上行下效”，否則，得到的肯定是一頓訓斥。我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用糧票的年代，妻子和女兒看了都笑我。“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沒有種過地的人是很難理解的。
以後我出國多了，看到有的外國人吃完飯，用麵包擦去盤裏的殘羹吃下去。雖然是兩種動作，一種看相不好，一種比較雅觀，但道理卻是一個。
父親是一個很嚴肅的人，從來不和別人開玩笑，但想不到他居然有一個外號叫“老規矩”。原來這個外號是從“老會計”演變而來的。在家鄉的土話裏，這兩個詞幾乎是同一個發音。父親因為原則性強，什麼是都按政策辦，所以得了這個外號。
1958年，農村出現了一股“浮誇風”，糧食產量要“放衛星”。畝產千斤、萬斤的“報道”比比皆是，最可笑的是，有人居然放出了畝產13萬斤的“大衛星”！
在這樣的態勢下，家鄉生產隊的領導們也開始行動起來。不知道是外來的“經驗”，還是他們自己的“創造”，他們搞起了“科學密植”和“深翻土地”。其實，這兩個口號都違反了科學。所謂“密植”，就是像育秧苗一樣．在整塊田裏撒滿了稻種（至少要200斤）。植物的生長需要一定量的光照和肥料，家裏的孩子多了，每個人吃到的食物肯定減少，營養不良。所謂的“深耕”，不過是把地表下的泥翻上來，這種泥一點肥力也沒有。於是，又出現了“大兵團作戰”。
“大兵團作戰”可謂是一大“發明”。男女基幹民兵，按性別分成“兵團”，在田頭安營紮寨，不準回家。一日三餐由食堂送飯。那時人們理解這就是共產主義，或者說離共產主義隻有一步之遙。由於違反了科學規律，大躍進的年頭裏，稻子長得還沒有廟裏的香高。“密植”和“深翻”帶來的不僅是顆粒無收，而且連一把稻草也沒有割回來。
隻要是稍有科學知識的人都會懷疑這樣種田是不是錯了。於是，我像“皇帝的新衣”故事中的孩子一樣問過父親，他冷冰冰地對我說，你一個學生懂什麼！我悵然無言。
一方麵田裏顆粒無收，一方麵向上謊報“大豐收”，苦的卻是農民的肚子。辦食堂，“敞開肚子吃飽飯”才幾天，大人的定量降到了三四兩。食堂辦不下去了，隻好分夥。但是最大的困難是，大煉鋼鐵把家裏的鐵鍋和門上的鎖扣都收去了。不過那時人們的“共產主義覺悟”很高，門不鎖從來沒有發生過偷盜現象。說實話，那時的家裏除了床鋪和桌椅板凳外，真是“家徒四壁”，還有什麼值得偷的呢。
家鄉人說，大躍進，大躍進，什麼也沒躍進，隻有死人數量大大地躍進了。由於饑餓，很多人得了浮腫病，死人的消息天天傳來。為了解決浮腫病的問題，大隊拿出喂豬的米糠發放給病人。由於僧多粥少，領導要我父親把關批條，這一下他得罪了很多人，也為我家種下了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