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古道爾、阿基米德、徐本禹等等高素質人物，所創造的社會價值遠遠不是好工作、高工資、名譽、地位、生活享受等等所能比擬的。人類能留傳後世的不是金錢，不是地位，而是精神財富，是文化。我們華夏子孫就是以兩千多年來的優秀文化為根基，吸收有用的外來文化，一步一步地走到21世紀的。這是我們的基本道路，也是最寬闊的道路。
（二）人不能缺失主體性
人活著有無價值，價值有多大，和人有無主體性關係極大。一個人有其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意識，獨立地認識問題和處理問題的權利，不應受外來力量左右，更不能喪失自我，成為完完全全的奴隸。這是一個問題的兩方麵，一是人自己要有獨立意識，要善於自己作主；一是要營造尊重、保護人的獨立性的環境，反對侵害人的獨立人格和尊嚴。
人類的曆史，說到底，是不斷發明，不斷發現，不斷創造，不斷超越的曆史。這種發現和發明，超越和創造，來源於人的創新意識，而創新意識隻存在於主體性很強的人身上。隻有他們，才有可能對現成的結論和研究成果提出質疑，提出新的假設，進而一步步去驗證，去修訂，直至成功。那些主體意識不強，甚至喪失主體意識的人，則隻能惟命是從，別人怎麼說就怎麼做，不可能具備質疑現成結論的品質和頑強拚搏的精神。創新，超越是有風險的，最大的風險是可能招致失敗，甚至冒政治風險，因而需要勇氣，需要毅力，更需要為真理犧牲自己的精神。缺失主體性的人不具備這樣的品質。
缺失主體性的人，是看不到自己人生價值的，也不知道自己活著究竟為了什麼？他們的價值，得由別人來評判，別人說了算。別人說有價值就有價值，說沒有就沒有。這種人，順利時候會忘乎所以，一旦受挫折就灰心喪氣，甚至以為活著沒有意義了。這樣，便無力抗拒種種壓力，更不可能以堅忍不拔的毅力去戰勝困難，開拓新局麵。前麵提到的被冤屈而自殺的例子，也是主體性缺失的突出表現。缺失主體性問題，在學生中普遍存在。從上學起到中學階段結束，主動權在家長和學校、老師手裏，本來是學習主體的學生，完全處於被動地位。很多學生學習純粹是為了父母，為了減輕來自各方麵的壓力；家長和學校、老師對學生的評價，主要標準是分數。考試分數高，好學生；分數低，差學生。孩子並非生來就喪失主體性，而是被家長和學校一點點地擠掉了，磨平了。其嚴重後果，不需太多時間，人們就會看得十分清楚。
競爭，是宇宙間普遍存在的規律。我們反對把自然界物種競爭規律簡單地搬到人類社會中來，但不反對在道德、法律允許下的良性競爭。不但不反對，還要提倡在競爭中提高水平，在競爭中發展。實際上，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間的競爭和較量，時時刻刻都在進行，兩次世界大戰就是由競爭發展起來的。和平時期的競爭，表現為國力的競爭，而國力的競爭，又集中地表現為人才的競爭，誰擁有大批的具有非凡創造力的人才，誰就發展迅速，誰就強大，反之，就落後，就挨打。如若沒有很強的競爭意識，怎麼能把自己磨礪成有用的人才？
王陽明生活在封建社會後期，種種社會矛盾越積越多，越積越厚，到了讓人窒息的地步；科舉製度得到空前的完善和強化，將人的思維束縛在狹小的空間裏，扼殺人的主體意識和創造能力。在這樣極不利於個性發展的條件下，他年僅11歲，就提出要自己做聖人。這是對當時頹糜社會的一種無情的挑戰。他雖然也沿著科考路子走了一段，中了進士，卻是從沒有間斷過要自己做聖人的努力。縱觀他的一生，是在認認真真地實踐自己諾言的。他的一生，可以說是孜孜不倦地研究問題，探索真理的一生，是充分發揮創造力的一生，也是和種種黑暗勢力包括舊意識在內抗爭到底的一生，是充分發揮主體性作用的一生。他留給後世的財富也主要表現在充分發揮主體性，實現自我價值上麵。日本王學研究家、九州大學名譽教授岡田武彥說：“陽明先生的良知之學，就是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是絕對的、至高無上的。隻要能夠遵循良知之學的原理，就能戰勝自我的弱點，就能成為自己的主。陽明的良知之學，不僅能使我們除卻私心、小我，而且能使我們認識宇宙的存在意義。”（《王陽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11頁，貴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壓抑甚至扼殺主體性的曆史教訓。古今中外多少非常有創見的看法被定為異端邪說，創新者、發明家慘死在舊意識舊道德桎梏之下。伽利略遭到羅馬教廷判罪；意大利思想家布魯諾支持哥白尼日心說，先被囚禁，後被燒死在羅馬鮮花廣場上。王陽明功績顯赫，聖學得到推廣，門人朋友多，被當時衛道者嫉妒、攻擊，甚至有人承宰輔（朝廷輔政大臣，通常指宰相）授意，倡議彈劾，阻止聖學的傳播。新舊意識更替不可能一帆風順，有較量有挫折甚至付出慘重代價不足為奇，問題是社會發展到今天，應該自覺地保護人的主體意識，保護創新，盡可能地少做錯事。一個經常被用來壓製主體性發揮的理由是“出風頭”、“有野心”、“極端個人主義”，實際上，極端的個人主義或者說極端利己主義，與發揮人的主體性完全是兩回事。他們的出發點不同，過程不同，結果也不同。硬要把兩者混同起來，不過是壓製主體性的一種借口。
當然，作為個體而言，確實應當認識到自己隻是社會群體中的一分子，沒有整個社會的存在，個人便無立足之地。王陽明精神之所以值得萬世傳誦，還不僅在於他有很強的主體性精神，在於他的自我價值實現，還在於他擺正自己在社會中的位置。他努力了，是為了獲得真知，在於經國濟世，而不在於金錢地位；被明廷重用，不以權謀私，而是兢兢業業地為明代社會做事，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有所複興；他辭官沒被正德和嘉靖批準，並沒有違抗，而是一次一次放棄個人要求，複從安排。個人能否服從社會需要，這也是鑒別人素質高低的重要標準。這一點，在任何社會裏都一樣。如果個人不能服從社會群體的需要，對整個社會群體將起著渙散作用，對社會對群體的大多數人是沒有好處的。
（三）道德力量與法治力量
1、人性論的曆史性終結
王陽明作為古代哲學家，不可避免地要沿襲古代一些共同關注而懸而未決的命題走下去，對前人的理論作某些否定、修改、提出某些新的見解，使這些共同關心的課題的研究取得一些新的進展，並在這樣的基礎上構建自己的理論框架，形成體係。王陽明的研究也並沒有取得全新成果，它仍然屬於舊哲學範疇。
王陽明和許多古代哲學家一樣，研究的注意力也是集中在人性上麵。人性，不管哪一派哲學家，都是津津樂道的話題，也是爭論不休的話題，荀子的性惡說也好，孟子的性善說也罷，還是告子的性無善惡說，都沒離開人的本性。從那以後，在人們的意識裏，一直有個“人性”的東西存在，它看不見，摸不著，是先天的，人人都有的。文革前，中國文藝界還大批特批“人性論”，一些寫人性的作品受到無情批判，一批文藝家因而被戴上資產階級文人帽子，實際上，世界上並不存在“人性”這個人人先天就有的東西。“人性”一詞之所以在我國曆史上存在幾千年，是人們沒有揭開人類自身的種種奧秘，用假設代替實際存在罷了。假設人的本性是善的，就會有仁心；假設人性是惡的，就必須通過學習，去惡從善。王陽明說，人之所以出現種種惡行，是由於良知受到私欲的蒙蔽。在王陽明這裏，良知也是天性的，假設的，同樣不可捉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