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悟出“致良知”是成為聖人的根本途徑，跟著描繪了致良知之後的燦爛前景。
良知，是天生就有的，是人人都具備的成為聖人的基本條件。能否成為聖人，全在“致”的功夫上麵。所謂致，就是下一番苦功夫，以達到某個極處。良知，是人先天的善的本性，是善的最高境界，智慧的最高境界，能力的最高境界。隻要達到這一境界，人即獲得最大自由，進入自由王國。
怎樣才能達到人的最高境界？古人提出了“格物”，“知與行”的理論。連起來說，就是要去研究事物，獲得真理，再去實行。這樣一步步地走下去，堅持到底，就可能達到最高境界了。平濠亂之後，一係列的挫折讓王陽明對自己的研究有了進一步領悟，他把繁雜的道理作了高度濃縮，用“致良知”三個字進行概括。意思是說，能夠到達至善的境界，就可以成為聖人。後來，王陽明又把整個心學體係用四句話描述，通常稱之為“四句教”：
無善無惡心之體，
有善有惡意之動，
知善知惡是良知，
為善去惡是格物。
翻譯一下就是：心沒有善、惡之分，這是它的本質。要是做了好事，必定出於良知；要是做了壞事，則是被私欲所蒙蔽。隻有良知，才能區分善惡，去惡從善。要達到這樣的思想水平，惟一辦法是通過研究事物，獲得真知。值得注意的是，心在這裏指的是人的本性，是至善，是聖心，和良知是一回事。既然如此，同樣發之於“心”的“意”，如何又有善惡之分？是不是自相矛盾？其實，王陽明這裏說的指揮做壞事的“心”已不再是“善心”，而是被私欲蒙蔽的心，是“習心”，是被種種思想，壞習慣染成的壞心。
王陽明的心學，包含了人的感知、認知、情感、意誌、意識以及中樞神經、大腦神經活動內容，整個理論體係已向真理逼近了一大步。特別是表現了一位覺悟的知識分子，為國家強盛，為改造人的靈魂，轉變頹糜的社會風氣而苦苦掙紮，非常值得後人欽佩。
三 把俗心改造成為聖心，實現由俗人到聖人的轉變。
（一）研究客觀事物，求得真知。
古人用高度概括的“格物”來表述研究客觀事物，求得真理這一複雜過程。“格”是什麼意思？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中作了這樣的解釋：“木長貌……長木言木之美，木長言長之美也。木長貌者，格之本意。”意思是說，長得修長的木是美的。“木長貌者，格的本意。引伸之，長，必有所至，故釋詁曰：格，至也。”鄭玄注《尚書》中的“格”，都釋為“來”，“假”。“格”與“物”聯合起來表示一種意義，是《大學》開始的，但隻提出來，沒有闡述。朱熹說“格”的意思是“盡”，“至”，含義與段氏《說文解字注》中的說法相近。朱熹說“格物”的“物”，就是事物。“格物”，就是“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到了盡處，“便有一個是，一個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窮”是追根究底，就是研究。“盡”、“底”的含義是什麼，是朱熹說的“理”。朱熹還說：“若是窮得三兩分，便未是格物，須是窮得到十分，方是格物。”究竟什麼地方才算十分？朱熹解釋說：“格物，是窮得這事當如此，那事當如彼。”他舉例說：“如為人君，便當止於仁；為人臣，便當止於敬。”意思是說，做君王的，對下麵的臣子和老百姓要做到“仁”，就是“底”；做臣子的，對君王做到“敬”，絕對恭敬、服從，就是“底”。朱熹進一步說，僅僅知道君王對臣子和老百姓要“仁”，臣子對君王要“敬”還不夠，還得知道為什麼君王對下要“仁”，臣子對君王要“敬”。知道個“為什麼”了，才算到了“底”。即通常所說，不但要知道“是什麼”，而且要知道“為什麼”。
一個人，最當緊的要明白哪些道理呢？朱熹作了歸納：“如今說格物，隻晨起開目時，便有四件在這裏，不用外尋，仁義禮智是也。”他解釋說：“人之所以為人，隻是這四件……所謂惻隱者，是什麼意思？且如赤子入井，一井如彼深峻，入者必死，而赤子將入焉！自家見之，此心還是如何？有一事不善，在自家身上做出，這裏定是可羞；在別人做出，這裏定是惡他。利之所不當得，或雖當得，而吾心有所未安，便要謙遜辭避，不敢當之。以至等閑禮數，人之施於己者，或過其分，便要辭將去，遜與別人，定是如此。“（《朱子語類·大學二·經下》）
這是從做人的四條標準“仁、義、禮、智”出發，闡釋格物的“底”究竟是什麼的一段話。翻譯過來便是：人要有同情心，不該得的不能要，要辭讓；要有認識事物，處理問題的能力。
研究客觀事物的目的是要獲得真知，“致知”，就是獲得真知。按朱熹的說法，就是知道事物的“理”。他說的這個“理”，包括價值判斷和道德觀念在內，比事物發展變化規律要寬泛得多。比如，前麵提到的“仁、義、禮、智”就屬於社會學範疇，而社會道德規範並無一成不變的標準。道德的“底”是什麼，不同時期，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尺度。朱熹說的“理”，或者“底”，其含義是無法確定的。因而，“致知”的“知”，就出現了變數。關於這個問題，本書將在最後一部分進行討論。
格物致知的目的，在於“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說通俗一點，即自己修養要高，才有能力治理好家庭，治理好國家，最終使天下升平。這樣的目的，是儒家治學的宗旨和終極目的，是理想境界。這一點，王陽明和傳統的看法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修身的標準大不相同：王陽明不但要自己做聖人，要更多的人做聖人，還要滿街都成為聖人（因為所有的人都具備成為聖人的基本條件），而儒家是把人劃分為三等，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學而不知者，斷定隻有極少數人才有可能“君子”，或者更高層次——聖人。
怎樣才能把自己修養成為聖人，王陽明提的辦法之一是“格物”，這是傳統看法。但他說的“格”，和朱熹說的“格”含義不同。他生活在內外交困，矛盾重重，危機四伏的明代社會，到處充斥著利欲，虛偽，爾虞我詐，互相傾軋，誇誇其談，並不想實實在在地做點事。王陽明認為社會風氣頹糜的根本原因是“私欲”作怪。有了私欲，明明知道對父母該盡孝而不盡孝，對朋友要信而弄虛作假，如此等等。所以他由此得出結論，“格”是“正”的意思。“格物”，就是以“正”去 “正其不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王陽明全集·語錄一》）所謂“正”，就是去私欲，就是人“善”的本性。沒有私欲，就能知道人的本性是善的，隻要按人善的本性辦事，就能把握宇宙規律，進入自由王國。按王陽明的說法就是，“盡心即是盡性”。隻要從善心出發，不摻一點私欲，就是“正”的含義。在研究客觀事物過程中，如果摻雜了私欲，就是不正，必須改變這種狀況，端正研究的目的和態度，才可能回到正確軌道上來，獲得正確的認識。
要研究事物，動機不純，盡管也研究了，但不可能獲得真知。比如自己是某一單位的領導者，研究本單位方方麵麵的情況，目的是使工作更有的放矢，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研究的目的是如何既省力又多得私利，甚至如何以權謀私，才逃得過法律製裁，等等。這種“知”，是害人害己的學問，不是真知。
（二）要知行合一，而不要分離。
知與行的關係，是古來儒家關心的話題，議論紛紛，很難達到完全共識，但並不影響本書對問題的討論。
在王陽明看來，要使自己和更多的人成為聖人，也就是今天所說的道德高尚的人，純粹的人，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有益於人民的人，第一要真心誠意地研究客觀事物，把握規律；第二，掌握了真知，就要去實行，而不能說得多，做得少；或者將“知”束之高閣，隻是用來裝門麵，並不實行。這樣，即便是真理，也是沒有用的。在這一點上，王陽明和朱熹發生了重大分歧。朱熹說：“知、行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朱子語類·學三·論知行》）
從根本上說，知與行的關係，是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理論指導實踐，掌握理論的目的是為了實踐；實踐檢驗理論，豐富理論，提高理論水平。是先有理論，後有實踐；還是先有實踐，後有理論？這種爭論就和是先有蛋，後有雞；還是先有雞，後有蛋一樣毫無意義。當人在做一件事的時候，是以一定的認識作指導的，不然，不知道為什麼要做，該怎麼去做。比如決定去某地旅遊，如果連地點、路線、交通條件都不知道，怎麼去？事先知道去的目的地，路線，交通條件等等是已知。但旅遊過程中，畢竟會出現許多未知的東西。這些未知的東西，是在旅遊過程中獲得認識，成為原有“知”的一部分。反之，這某個地方（旅遊景點）是從實踐中（別的人去旅遊）得來的，沒有旅遊這個實踐，連有沒有這樣的景點也不知道，哪有要去旅遊的想法？朱熹非得分出先後和輕重來，出現了偏差，受到王陽明的批評。他說：“某嚐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者，隻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隻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隻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是真。”（《王陽明全集·語錄一》）
這段話，體現了王陽明關於知行關係的辯證看法。值得注意的是，王陽明所說的知行，已超出認識論，涉及了道德領域。他的妹婿徐愛問關於“知行合一”的問題，說：“如今人盡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事。”王陽明分析了為什麼知道應當孝父母而沒能孝，知道要愛兄弟而不能愛護，原因不是沒有這樣的知識，不明白這樣的道理，而是“私欲”在作怪。他說：“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隻是未知。”（出處同前）
王陽明所說的“知行的本體”是什麼呢？是人善的本性，是先天就有的良知、良能。有孩子入井，必死，要救，是人善良的本性要他這樣做。如果見死不救，就不是發自人的本性，而是從種種個人利益出發，把人善的本性隔斷了。
說去說來，王陽明又把問題歸結到“心”上來了。照他的看法，隻要念念不忘去私欲，存天理，就可以通過研究客觀事物，獲得真知；有了真知，隻要篤實去做，不是說一套，做一套，就可以漸漸地把自己改造成為對國家對民族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