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心學——古代哲學發展的頂峰
一 認識王陽明“心學”的一把鑰匙
（一）隻有全麵地認識王陽明，才可能認識他哲學思想的核心——心學
王陽明不是一位純粹研究哲學的人，不是在占有大量材料基礎上，經過若幹縝密的邏輯推理，導出新的結論；也沒有像心理學、腦科學、認知科學研究者們那樣，有目的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實驗，再從大量的現象和數據中提煉、概括，得出結論。他是在不斷地追求真理，維護真理，不斷地蒙受冤屈，不斷地走出困境中，逐漸明白了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之後，才悟出“心”在左右一切的道理。做好事來源於心，做壞事也來源於心；能不能成為聖人，在於自己的心；理就是心，甚至整個世界存在與否，是什麼樣子，都由心來決定。可以說，這是他一生的經驗總結，是他在研究前人理論成果之後的發現。
王陽明讚成性善說，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心本來是明亮的，蒙上汙垢就不明亮了，失去了善的本性，就會做壞事。如果把蒙在心上的汙垢刮幹淨，讓它恢複明亮，就會變成好人，乃至聖人。是什麼汙垢把心蒙蔽了？王陽明的答案是私欲。私欲是萬惡之源，去掉私欲，心就能明亮起來。王陽明的一生，都在思考不但自己要成為聖人，還要讓更多的人成為聖人，最好滿街都是聖人的問題。在王陽明看來，要達到這個目的，在別的方麵下功夫，都隻看到枝葉，沒有抓住根本。隻有抓住心，才抓住了根本。王陽明提倡的聖學，所說的大學問，都在心上。
如果王陽明對中國古代大思想家們的理論知之不多，如果並不想追根究底，如果不是想把自己已經破解的諸多難題的結論告訴更多的人，王陽明也許不會把研究導入哲學軌道，結果自然就不可能是心學，而是別的什麼了。
把王陽明複原為有血有肉，有追求有理想的活生生的人，才可能從本質上去認識“心學”。
（二）從王陽明的實際出發，而不要墜入理論霧罩之中，才可能認識“心學”。
王陽明的心學和我國古代儒、釋、道家等有廣泛聯係，特別是和朱熹理學聯係更為密切。對中國古代哲學中的許多命題，如天人合一、氣、理、性、陰陽五行學說，等等，詮釋很多，看法並不一致。即使朱熹，對這些命題的闡述，也未必十分確定。如果順著我國古代哲學發展路徑理解“心學”，勢必雲遮霧罩，陷入迷蒙之中。王陽明之所以涉及性、理、格物致知、知行、至誠等命題，主要是為了說明一個極淺顯的道理：毫無雜質的聖心是怎樣造就的？比如“即物窮理”，為什麼有的人研究了事物，得到真知；有的人卻不能？原因是私欲在作怪，心不明亮造成的。為什麼知道了對父母要孝，對兄弟要友愛，對人要誠信的道理，卻不能做到？因為私欲在作怪。晚年，王陽明把怎樣才能成為聖人的根本途徑歸結為三個字：致良知。意思就是說，如果能完全回歸人的良知良能本性，就不會有萬惡的私欲，才能成為聖人。
王陽明時時在實踐檢驗自己的研究所得，平民亂後期，王陽明見地方平靜，但世風並沒有多大好轉，深有感慨地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心中賊，指的就是“私欲”。王陽明的一生，都在和私欲鬥爭。在封建社會裏，當官，封妻蔭子，是一般讀書人夢寐以求的事。王陽明父親王華是侍讀，王陽明本人在廬陵當知縣，做出了成績，爾後得到皇帝信任，步步提升，按說是名利雙收的時候，他卻借種種原因，一次次辭官。提7次官，辭6次，他是在克心中的“賊”。江西山區曆來不寧，皇帝多次派人率兵征討，沒有結果，王陽明要去完成如此艱巨任務，必須克心中的“賊”。冒險平了叛亂，建了大功，反遭誣陷，如何對待，還得破心中的“賊”。疾病已經沉重，坐滑竿也要帶兵打仗，直到去世於途中，是不斷破心中賊的結果。不能不說，王陽明沒有被私欲蒙蔽，他的心是光明的。他用一生，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王陽明的“心學”，說的既是他本人的“心”，也是大眾的心，即當今所說的意識，不同的是用哲學語言加以描述罷了。
二 怎樣理解“心”、“性”、“理”
（一）簡單說說對“心”、“性”、“理”的認識曆史
我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對人、人性、人心、要做什麼樣的人等人生重大課題一直十分關注，進行過若幹探索，從不同的角度、不同層麵進行過詮釋，得出各各不同的結論。
孔子沒有單獨提出“心”來論述，但在他學說的核心“仁”中，無處不貫穿“心”的內容。按照孔子的解釋，“仁”者，“愛人”。換句話說，能愛別人的人，就是有“仁”心的人。他倡導的社會道德和社會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主張對事對人取“中庸之道”，要克服個人欲望，恢複周朝禮儀等，運轉的軸心仍然是 “心”。但是，孔子沒有進一步深探討“心”的諸多問題。比如“心”的內涵，外延，功能等等。
孟子在全麵繼承孔子儒學基礎上發展了儒學，他第一次專門提出“心”的概念，作為命題進行研究和闡釋。孟子說， “心之官則思”。他認為心是用來思考問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心”和今天說的大腦是一回事。後來，他說了許許多多關於人性的話，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說，同情弱者，知道羞恥，厭惡醜惡，尊老敬老，孝敬父母，分辨是非，是人人都能做到的。肯定人生來就是善的，先天就具有仁、義、禮、智等品質；有一些能力，是先天就有的，不必要經過學習和訓練。荀子的看法和他相反，認為人生來就是惡的，表現出來的善是假的，“其善者偽也。”所以，他極力主張通過學習來改變自己。
當時，對人本質的看法最為正確的是告子。告子說：“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人剛出世，純生物的遺傳，即機體、形象酷似父母而外，腦子裏還是一片空白。他（她）們的思想、觀點、感情、興趣、愛好等等都是後天形成的。後天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主觀的價值判斷和選擇，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塑造成“人”。這個“人”，可能好多壞少，可能反之；可能在某種條件下好，某種條件下壞；也可能亦好亦壞，或者不好不壞，當然也可能全好全壞。
孟子偏要順著他的思路一根筋追下去，非得說人的本性是善的，之所以存在種種不善，或者說醜陋行為，必定是忘了“仁”、“義”二字。“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把四種錯誤中犯有任何一種錯誤的人都排斥在人類之外，他心目中的人就是非常完美的人了。他鼓勵人們說：“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意思是說，隻要按照仁愛的標準去做，就可以了解到人真正的本性；了解人真正本性，那麼，神秘無比的浩渺的宇宙也就知道了，而能了解宇宙的就是聖人。他說，隻要保持住一顆善心，保持住善的本性，就可以和天和諧共處。這一點，對長命的人和短命的人全一樣，要緊的是重視自己的修養。
孟子不知道人的意識是怎麼來的，又不願意讚同別人的意見，幹脆想出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心”和“性”來，解釋紛繁複雜的社會現象和人生。這種辦法很妙，讚成不讚成都說不出實實在在的依據，誰也別想駁倒誰。
宋代的朱熹，他把對“心”、“性”的研究範圍擴得無限大，把宇宙命名為太極，太極中有一種看不見的“理”，這無所不能的“理”，控製著萬事萬物的變化。比如，為什麼春天過後是夏？夏天過後是秋？秋天過後是冬？就因為被“理”控製著。如果他把“理”和自然、社會的發展變化規律等同起來，或者說是一回事，人要學習知識，要實踐，才能了解和掌握這些規律，就沒事了，卻偏偏要和前人論述的“心”、“性”扯在一起，就又把人攪糊塗了。
王陽明是個很肯動腦子，學習很用功的人，他不光讀遍儒家的書，包括朱熹的著作（“遍讀考亭之書”）還研究佛家、道家的理論。不單研究，還著了迷。在江西南昌和諸氏結婚，大喜日子，撂下新娘去鐵柱宮跟小道士學道打坐；在家鄉紹興洞裏閉門修養，夢想成仙。花了大量精力，做完這些事，許多問題還是沒能想明白。特別是讀了朱熹的書，覺得朱熹對古人許多命題的解釋無法使他信服，於是，轉了幾大圈，又轉回孟子說的“心”上來。不過，他把“心”和“理”搞了大融合：“心”即“理”。意思就是說，既不用講“性”，也不用講“理”。“心”就是“理”，也就是“性”。
這麼一捏攏，王陽明是覺得簡單得多了，可是給後人造成了無窮的麻煩。同時也影響了自己知名度的提升。知道中國有個了不起的王陽明，曾國藩、毛澤東、蔣介石都很推崇他，在日本、東南亞等國家有很大影響，等等，但要進一步說說王陽明就難了。至於“心”學究竟是什麼，知道的人則更少。於是，王陽明的“心學”，長期被限製在少數研究家的圈子裏，失去它應有的巨大社會效益。
（二）王陽明說的“心”是什麼意思？
1、王陽明說的“心”，接近於對人的意識和神經活動的科學認知。
王陽明說的“心”，不是生物學中的“心髒”，是一團血肉，而是可思考問題，判斷是非的。感覺、感知、思考問題，判斷是非，都是一種實實在在的能力，有客觀效果可供評價。所以，王陽明說的“心”，既有虛，也有實。王陽明的妹夫徐愛問了一連問題以後，他概括地說：“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換句話說，他的心，能知道外界事物的存在，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他還說，“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我無身，無身則無心。”翻譯一下就是：人的機體，要有心的指揮，才能看，聽，說，行動；要想看，聽，說，行動，沒人的身體也不行。其實，王陽明說的是神經係統和機體的關係，但那時，人類對自身的認識還遠沒達到這樣高的水平，論述難以接近實際情形。
人類發展到今天，已比較透徹地了解意識的來源。離開人的耳、眼、鼻、口、皮膚，離開傳導外部信息的神經中樞，離開大腦這個信息儲存和處理器，離開一定的社會環境，特別是文化環境，就什麼都不知道。早年科學家就作過這樣的試驗，把生下不久的孩子送進與外界隔絕的大山裏，由母狼喂養，小孩長大了，沒有人類以語言為工具的思維，不會說話，許多習性和狼一樣。
人類對自己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對自然界和對社會的研究，一方麵是沒有意識到對人類自己的研究水平會大大地製約對客體的研究，不明白對自己都認識不清楚，對外界的研究很難說有多高水平。另一方麵是研究人類自身難度更大。特別是對意識發生的研究，它的基礎是對人神經係統及其活動規律的試驗和了解。人一死亡，神經活動很快停止，處於死亡狀態的神經是沒法進作科學實驗的；要在活體上作神經活動規律方麵的實驗受的限製太大。直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瑞士心理學家皮亞傑嘔心瀝血，親自觀察兒童，和他們談話，等等，曆經半個世紀，提出了著名的發生意識論理論。他說：“知識不是客體的複製品，也不是主體心中既存之先前形式的意識。由生物的觀點來看，它是有機體和環境間之互動形成的知覺建構；由認知的觀點看，它是思維和其客體間之互動形成的知覺建構。”（轉引張春興著《教育心理學》台北東華，199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