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王陽明麵麵觀
一 罕見的智慧巨星、全才。
在中華民族璀燦的曆史星空裏，有一顆耀眼的巨星，就是明代中葉世人尊為陽明先生的王守仁。王陽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是富於創建的一生，是為國家為人民貢獻畢生精力的一生，也是令人扼腕的一生。
王陽明為晉右將軍、大書法家王羲之之後（湛若水：《陽明先生墓誌銘》，《王陽明全集》第1401頁）世代名宦、治學世家。祖父王倫，文學家，封翰林院修撰（朝中史館官職，須殿試一甲第一名才可授予）；父親王華，欽賜進士及第第一人（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南京吏部尚書。本人自幼習文，研讀經史，11歲能賦，才驚四座。28歲舉進士。做過雲南清吏司主事，主考山東鄉試，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因抗旨救戴銑、薄彥徽，觸怒權閹劉瑾，廷杖40，下詔獄，謫貴州龍場（今修文）做驛丞。驛站是為過往行人、馬匹歇宿的地方，管驛站官職極卑微。王陽明在龍場近三年，調任江西廬陵知縣。先後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南京鴻臚寺卿，都察院左僉都禦史，不久，改授提督南（江西南安）、贛（江西贛州）、汀（福建汀州）、漳（福建漳州），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王陽明創立心學，把中國古代哲學推向新的高峰，影響之廣泛與深遠，不僅在華夏，在日本、東南亞，以至於世界，都是數得著的人物，為中國曆史乃至世界史上所不多見。他以人為本，廣收門徒，傳授研究所得，講做人道理，培養聖心。他足跡遍及南京、北京、浙江、貴州、湖南、江西、福建、廣西、廣東，據記載，由他親手創建和講過學的書院有著名的浙江陽明書院、貴州龍岡書院、貴陽書院和江西的白鹿書院、社學等8所，至於聆聽過他講學的人則難以勝計，是以自己研究所得和親身感悟為講授主體內容的大教育家。王陽明熟悉兵法，年輕時候，隻身至居庸關考察邊防，寫下著名的關於邊防軍隊改革的奏疏，初顯他卓越的軍事才能。後來帶兵打仗，不僅每仗必勝，還創下了罕見的以少勝多的戰例，是個從沒打過敗仗的儒將，為中國曆史所罕見。王陽明還是散文家和詩人。他不僅精通經史，對各種應用文體運用嫻熟，闡述事理、說明問題到位而有分寸，文學創作水平也很高。在他的遺著中，詩、賦、記、文、序、墓誌銘等文體都不乏佳作，作品及非文學作品計600多篇（首）。《古文觀止》選輯我國著名古代散文精品，有很高權威性，王陽明有《尊經閣記》、《象祠記》、《瘞旅文》三篇入選。涉獵文學體裁之廣，作品之豐富，即使專業文學家，也不過如此。我國著名哲學家張岱年作過這樣的評價：“王陽明是中國曆史上罕見的全才，不但在學術上有重要建樹，而且在事功上也有顯赫的成就。”（《王陽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第8頁，貴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貴州師範大學教授、著名曆史學家吳雁南先生說：“陽明學作為中國儒學最後一個高峰和近代啟蒙思想的先導，雖然在清代前期已基本終結，但它的影響力在某種意義上說是超越時空的。作為陽明學奠基人的王陽明對中國和世界的影響亦是如此。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必將為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們所矚目。”（同前）
縱觀王陽明一生，譽為智慧巨星，罕見的全才，實不為過。
二 貶謫龍場
王陽明取得如此驚人成就，是時代所造就，也是自我磨礪的結果。
王陽明35歲以前，可說一帆風順，是一位充滿雄心壯誌，一心追求真理，一心要把自己磨礪成為聖人，一心經國濟世，做一番大事業的人。他如果事事都按明王朝規範辦事，按傳統要求辦事，善於應變，按他的智慧和能力，極有可能成為明王朝權力中心人物。但由於他性格耿介，不願意屈從惡勢力，不肯屈從錯誤，險些難逃厄運。王陽明遭致禍殃，另一重要原因是正德沉溺於嬉戲，疏於朝政，大權旁落以劉瑾為首的閹宦八虎之手。
遭致劫難，對王陽明的一生是一次大挫折，元氣大傷，卻又是個重大轉折。經曆了這場災難，潛心研究了儒家、佛家、道家學說，接近了最底層百姓，攝取了豐富養料，穎悟了許多以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難題，攀登了人類思想高峰。
王陽明知道這次貶謫貴州，凶多吉少。他乘船沿運河南下，回老家山陰（今紹興）告別祖母岑夫人和弟弟守儉、守文，算是訣別。劉瑾一心要除掉他，派人偵察、追殺。王陽明一介柔弱書生，料想難脫魔掌，假裝投江自盡，劉瑾鷹爪以為他已死，才罷手。王陽明改乘商船，但至錢塘江口，遭遇颶風，隨風浪漂泊，到福建地界，靠岸。王陽明怕走水道遭劉瑾鷹爪毒手，改走山路。王陽明千辛萬苦，越過武夷山，進入江西境內。劉瑾對朝中名臣，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時任北京禮部左侍郎的王華調任南京吏部尚書，於是，王陽明由鄱陽湖入長江，至南京。辭過父親和繼母，再由南京至浙江山陰（紹興），告別特別疼愛他的祖母岑夫人及兩個弟弟，再由水路進入湖南，由湖南翻山越嶺，餐風露宿，一路疾病纏身，不知經曆了多磨難，才進入貴州貴陽，到達貶謫地——龍場。
從離開南京到龍場，三千餘裏，耗三月有餘。到龍場的時候，勞頓、疾病交加，命在旦夕。
“心學”的創立，成就了王陽明，攀上中國思想巨人高峰。但他的心學，不是在象牙塔裏“悟”出來的，不是王陽明有超人的智慧，冥冥中神的提示，或者如柏拉圖說的那樣，“有神力憑附著”，“失去理智而陷入迷狂”的結果（《西方文論選》第18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出版），而是遭受沉重打擊之後，在極端艱難困苦的情況下，憑借百折不撓的堅強意誌，衝出絕境的心靈足跡，構成“心學”大廈的一字一句，都充滿了無以倫比的痛苦和磨難，探索和期盼，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因而具有極強的實踐意義和經久不衰的生命力。
雖然貴州地處邊遠山區，但從人類文明發展曆程來看，和中原一樣具有悠久曆史。這一點，貴州出土文物提供了足夠證明。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是桐梓縣境內的灰洞，距今20萬年；古人類活動另一遺址普定縣穿洞，距今也有一萬年；春秋戰國以後的出土文物更加豐富。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赫章可樂發現大量戰國至漢代的墓葬及古人類活動遺址，被評為2001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但大麵積開發畢竟在明洪武以後。朱元璋派軍西征雲南，戰事結束，為了控製雲南，大量屯兵貴州。軍人轉至地方，戰時是軍人，平時是百姓。有仗打仗，沒仗打務農，亦軍亦農。就明廷而言，有了戰事免得勞師遠征，方便統治；客觀上，輸入了北方文化，引進了先進思想和先進技術，開發了貴州。
這以前，貴州萬山阻隔，與外界不通。水西（黔西縣一帶）彝族女土司奢香襲夫靄翠職作貴州宣慰使，洪武十七年（1384年）入朝。當時有偏橋、水東，到達烏蒙（雲南昭通縣）、烏撒（今威寧縣）及容山、草塘諸境（《明史·土司》8169頁）驛道。在她任職期間，修龍場驛、陸廣驛、穀裏驛、水西驛、奢香驛、金雞驛、閣鴉驛、規化驛和畢節驛，史稱龍場九驛（《貴州通史》簡編，第74頁），打開與外界通道。後來，驛道逐漸形成網絡，主要有五條：即川黔滇、湘黔、川黔、黔桂、滇黔驛道。除川黔滇不過貴陽，其餘四條都在貴陽交彙。驛道均用堅實的半大石頭築就，一般寬度為兩米左右，盤山過嶺，崎嶇難行。至1927年，桐梓係軍閥周西成任貴州省省長，才修通由貴陽至安順第一條公路。王陽明由南京到貴州，必得經江西、湖南，行程3000餘公裏。進入貴州境內，必經平溪驛（玉屏縣境內）、鎮遠驛（今鎮遠縣城）、偏橋驛（施秉縣城）、興隆驛（今黃平縣城）、清平驛（今凱裏清平）、平越驛（今福泉縣城）、新添驛（今貴定縣城）、龍裏驛（今龍裏縣城），進入貴陽，再沿川黔驛道去龍場（今修文縣城）（參看《貴州通史》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出版社2005年出版《貴州通史》第72頁——73頁）。正德三年（1508年），王陽明被貶謫來貴州，貴州還極其封閉、落後。這條道山高路險，崎嶇難行；猛獸出沒，瘴鬁、瘟疫肆虐。雖說劉瑾並不了解貴州情況，但道途凶險，語言不通，生活無著他是想得到的。從中土（中原）流放到這裏來的人，十有八九死在半道；即使到了流放地，也難以融入當地生活，沒有生活來源，或生病沒能醫治而餓死病死，無法生存。王陽明來到龍場不久，就親眼見到這樣的事。有到貴州思州（今岑鞏縣）赴任的吏目（州屬官吏）、吏目的孩子及仆從三人，不堪饑餓、勞頓的折磨，先後死在離龍場10公裏處的山道上。王陽明在龍場見過他們，沒幾天就聽說死在道旁，很慘。他說不出的難受，在當地百姓的幫助下，和從人一起，掩埋了客死異鄉的三位同胞，寫下令人肝腸寸斷的《瘞旅文》。
這一關，不僅是王陽明生命的關口，也是他人生的轉折。王陽明深知凶多吉少，到了龍場，為自己準備了葬身的石窟，說：“我隻有等待命運的判決了。”他慨歎有加，說，我得失榮辱都能超脫，就是對生死還沒悟透徹。就是說，如果能挺過去，他將一如既往，不停息地奮發，完成未竟事業；如果就此了結一生，則終身遺憾。
如何闖過這一關？對一般人來說，或許要簡單得多，隻要不凍死餓死，能延續生命即可。而王陽明麵臨兩大難題：一、必須創造最起碼的生存物質條件，必須有吃有住有穿。二、必須重新構築堅固的精神支柱，求得精神的慰藉和滿足，支撐病體，燃起新生的希望。二者缺一不可。
首先是解決棲身之所。
王陽明由湖南進入貴州，除了驛道，別無道路可走。他和兩個仆從從南京到貴州，奔波三個多月，一路餐風露宿，饑渴勞頓，加上王陽明體弱，疾病纏身，能到達龍場，已屬奇跡。到達龍場，身為驛承，卻無棲身之處，不得不搭草棚暫住。王陽明詩作《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中說，“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級；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自己搭的草棚，矮得沒人肩頭高，難以遮風避雨。可見，當時龍場驛已名存實亡，沒有住地、馬夫和馬匹，比預想的要糟糕得多。
王陽明雖然受到沉重打擊，瀕臨絕境，但他不是容易屈服的人。草棚難以避風雨，不可久居，他和從人另想辦法。他有個特殊愛好，喜歡住在洞裏。在家鄉越城（今浙江紹興）就住過洞，在洞中講學，交友，命名為“陽明洞”，陽明先生由此得名。貴州屬喀斯特地貌，大大小小溶洞隨處可見，龍場一帶也不少，大自然給王陽明以恩賜。不久，就在附近找到新的棲身之地——東洞。石洞冬暖夏涼，比草棚堅固。王陽明在《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中說：“營炊就岩竇，放榻依石壘。穹滯旋薰塞，夷坎仍灑掃。”意思是說，在石洞裏，利用石穴做飯，靠著石壁放小床。該堵的堵，該薰的薰，路坎打掃幹淨，這樣的地方，不但可以安身，還可以讀書，飲酒。王陽明以孔子的話勉勵自己：居住者要是道德修養高，有知識有智慧的君子，是不會覺得簡陋的。這樣的居住條件，雖說與他的家，做官的住所相比有天壤之別，但畢竟有了安身的地方。
人生存的第二個基本條件是維持生命的必需品。即便陽明先生家財萬貫，但從南京到貴州龍場，千裏迢迢，不說無法攜帶很多銀兩，即使攜帶不少，也必須找到新的生活補給，才可能長久。
王陽明小時候在魚米之鄉浙江生活過，但從小在書齋裏讀書，不懂農事。要不是生活所迫，也許永遠不知道靠自己一雙手謀生是怎麼回事。王陽明本來體弱，受這一場劫難，更差了，咳嗽、腹瀉，使他瘦弱不堪。不可能由他親自動手耕作來解決溫飽，卻也得靠兩個仆從的努力，加上當地苗彝群眾幫忙，才可能度過難關。他不會農事，就看就學，簡單易學的活親自去做。他了解到龍場人的耕作是原始的刀耕火種，農具簡單，不難使用；通過實踐和觀察，掌握了不少做農活的技術和規律。比如，他弄明白了低矮地方的田適合栽水稻，高的地方適合種高粱一類作物；栽蔬菜土要鬆，栽薯類土要濕；溫度低果實不飽滿，溫度高容易長蟲；多除草莊稼長得好，至於稻秧，就沒必要抽得很稀疏。這些體會，他在《觀稼》一詩中作了生動而準確地描述。貴州山地盛產蕨菜，這種植物，嫩芽可作菜肴，屬可口生態食品；根部可製成蕨粑，既可作成菜肴，又可作糧食食用。山區農民田少山多，大米不夠吃，一到糧荒時候，上山挖蕨根不在少數。王陽明在《采蕨》一詩中作這樣生動的描繪：“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浮雲塞長空，頹陽不可回。南歸斷舟楫，北望多風埃。已矣供子職，勿更貽親哀。”詩的主體內容雖然不是采蕨本身，但同樣描述了王陽明在龍場謀生存的過程和心態。
從東土流放到邊地，回去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就算有那麼一天，也無法知道什麼時候到來。王陽明要離開龍場，必須有多種條件的配合，比如徹底鏟除劉瑾閹黨，被迫害的忠臣良將得到昭雪，重新起用；或者雖然閹黨還在，但有人從中斡旋，劉瑾網開一麵；或者迫於王陽明父親王華的聲望，劉瑾不得不退讓等等。具備這些條件，才可能離開龍場，就任新職。
雖說劉瑾等人萬惡，天怒人怨。但劉瑾本人掌握批紅大權，朝廷許多重大決策他說了算，還可以假借皇帝名義下詔。正德尊他為先生，朝臣說正德是坐著的皇帝，劉瑾是站著的皇帝。他們掌握特務機關東西廠和內廠大權，京畿營兵權，爪牙遍布各地州府，要鏟除這股掌握國家許多要害部門和部分兵權，成為皇帝心腹的惡勢力，一需要時間，二要要創造條件，三要等待時機。王陽明明白這一點。事實也是如此。劉瑾一幹人的垮台，從正德四年才開始。
明王朝麵臨的矛盾是多方麵的。北麵，蒙古人的威脅；內部，閹宦專權；農民暴動蜂起，地方不寧。藩王和皇帝之間的矛盾，構成明中葉重大的社會矛盾之一。其深刻程度和廣泛程度，為曆代王朝所少見。寧夏安化王朱寘璠對正德的不滿，從正德出生那天就開始了。
從來沒有關於弘治皇帝老婆張皇後懷孕的消息傳出，卻在成化二十七年（1491年）突然宣布張皇後生下皇子，而且，弘治急急忙忙地要冊立東宮太子，但是，宣布了又遲遲不辦。當時有人猜測，這皇子很可能來路不明，弘治才猶豫不決。有個叫鄭旺的軍餘，不早不晚，偏在這時進宮認女兒，說他的女兒為當今皇上生了皇太子，他是堂堂國丈了，被緝事衙門以妖言惑眾罪緝拿下獄。這些底細，朱寘璠和和江西寧王朱宸濠都很清楚，認為朱家天下已落入他人之手，非奪回來不可。劉瑾得勢，為進一步搜刮民財，派周東等人到寧夏丈量土地，以少量多，增加課稅，怨聲載道，朱寘璠殺朝廷派去的巡撫都禦史安惟學，宣布造反。造反是以清除皇帝身邊的奸佞為名的，檄文中列了劉瑾等人17條罪狀，布告天下。劉瑾害怕，起用都禦史楊一清，太監張永為總督，討伐安化王朱寘璠。劉瑾想趁機驅逐張永。張永本來和劉瑾不合，平亂還師，和楊一清共同謀劃，決心殺劉瑾。這時，假裝歸順安化王的都指揮仇鉞已擒拿朱寘璠，在入關途中交給張永，張永立即上疏正德，報告打了大勝仗，捉到了朱寘璠。定於8月15獻俘。劉瑾已經知道朱寘璠發檄文，列舉他17條罪狀的事，但事情來得太突然，來不及應對，求皇上改期獻俘。張永怕情況有變，提前獻俘。獻俘完畢，正德備酒犒勞張永，劉瑾也在場。酒宴結束，劉瑾離開，張永把檄文呈給正德。正德這時才恍然大悟，說：“這奴才對不起我啊。”
在張永的協助下，抓了劉瑾，正德還舍不得殺掉，貶謫至安徽鳳陽守先帝陵墓。張永知道劉瑾詭計多端，如不斬除，還有興風作浪的可能。於是，他和眾臣一起商量，要求正德下令抄家。正德想想也好，抄一抄，必要時加重懲處，劉瑾無話可說；沒事，也好說服群臣。抄家的結果，果然在北京東華門外劉瑾住處發現龍袍、玉璽、甲仗、弓弩之類的謀反罪證，正德才下決心處死劉瑾，在京師騾馬市大街和宣武門大街交叉路口菜市場淩遲處死。
從正德元年2月劉瑾等人得勢，至正德五年8月誅劉瑾，曆時5年零6個月。王陽明除去在流放途中耽誤以及劉瑾倒台前5個月離開，在龍場也有兩年半左右，能堅持這樣長時間，歸納起來，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一）得到龍場及周圍苗彝同胞的理解和支持
王陽明秉性耿介，眼裏進不得沙子，但對貧苦群眾是親近的，有愛心的。特別是廣收弟子以後，和當地百姓來往越來越密切了。“最早親聆陽明講學的學生，有數百人之眾，現有名姓可查的有：張時裕、何子佩、越文實、郝近人、範希夷、郝升之、汪原銘、李惟善、陳良臣、湯伯元（湯晘）、陳宗魯（陳文學）、葉子蒼（葉梧）、易輔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彥、季良臣、高鳳鳴、何廷遠、陳壽寧等二十人。其中，陳宗魯、湯伯元、葉子蒼三人最有成就。”（《王陽明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劉宗碧：《貴州的陽明後學》，貴州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在邊遠山區，文化比生產更為落後。據民國時期《貴州通誌》統計，從明初至崇禎三年（1630年），全省共建學47處。而且主要建在人口較為集中的府州衙門所在地。龍場屬程番府（後改為貴陽府），不可能有官學，而龍場到貴陽有40多公裏山道，不要說貧苦人家，就是殷實之家，要到貴陽讀書也極其困難。王陽明能在本地收弟子，是了不起的大事。正因為這樣，龍場百姓才自己動手，不但修龍崗書院，還為他建何陋軒、君子亭、賓陽堂。這樣，從教學到生活，都有了妥善的安排。
苗彝同胞不僅為王陽明解決生活和教學方麵的困難，還處處關心他保護他。思州府（今岑鞏）一小吏十分倨傲，到龍場，王陽明見到他，沒有跪拜。小吏生氣，侮辱他，苗彝同胞非常氣憤，把小吏打了一頓，趕出龍場。
1、王陽明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部分上層人物
王陽明痛恨正道不走走歪道的人，即使在絕境裏，也不會卑躬屈膝，“為五鬥米折腰”。
而是靠堅持正義，靠自己的人格魅力使對方折服。思州府侮辱王陽明的小吏挨了一頓打，回到思州，報告知府，知府見手下被打，而且為的是個被貶謫來龍場的“罪人”，很生氣，把這件事跟科道說了（科道是六科給事中和十五禦史的總稱，分別負責對中央和地方的監察）。當時，毛科先做貴州提學副使，管教育；後做貴州按察副使，管監察。他是浙江餘姚人，和王陽明同鄉。對王陽明的耿介秉性不是不知道，但是怕由此惹下更大麻煩，命令王陽明道歉。王陽明沒接受這位同鄉的意見，回信說：“……差人至龍場陵辱，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鬥，此自諸夷憤慍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嚐辱某，某亦未嚐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以為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為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某之居此，蓋瘴癘蟲毒之與處，魑魅魍魎之與遊，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態然，未嚐以動其中者，誠知生死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眾身之憂也。”（《王陽明全集》第801頁）
王陽明的信寫得剛柔相濟，不卑不亢。著重強調自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裏能處之泰然，就是為了堅守自己的信仰：忠信禮義。為了忠信禮義，死都可以；與這一原則相違背的事，是斷斷不會做的。他雖然沒有明說，卻在字裏行間透出這樣的意思：是太府無理取鬧，才發生這樣事，怎麼可以反而向他道歉？毛科把信轉給思州太府，太府被王陽明的義正詞嚴所折服。
王陽明和安貴榮的交往，同樣體現他的人格魅力。
安貴榮是水西宣慰使奢香之後，佩服王陽明的學問，又念他處境艱難，派人贈送米、肉，同時，請到他手下做官，王陽明不肯接受；安貴榮誤以為禮薄才不收，第二次贈送金子、布匹絲綢鞍馬，王陽明不得已，收下米二石和柴炭雞鵝，貴重錢物，盡數退回。
安貴榮管轄水西（約今息烽、修文以西、普定以北、水城以東、大方以南，大部分在烏江上遊鴨池河以西），他的佐官同知（管督糧、緝捕、水利等的副手）宋然分管水東（今開陽縣境，並領貴陽附近17長官司），宣慰司治所在今貴陽市。後來，宋然屬下酋長阿賈、阿紮叛亂，叛軍逼近貴陽，人心惶惶，如果不加以製止，將給貴陽帶來不小禍亂，是顯而易見的。安貴榮沒有看到亂了，百姓受損失這一麵，存心看宋然笑話，不出兵平亂。王陽明見事情危急，連忙給安貴榮寫信，告訴他說，你在宋然之上，和他一起鎮守一方，而今地方有人叛亂，兩人都有責任，怎麼能推給他一個人呢？同時，王陽明提醒他說，你想想，遵義有土司楊愛，愷黎（凱裏）有楊友，湖南酉陽、保靖有彭世麒等人，隻要朝廷下一道命令，讓他們出兵平亂，水西就朝不保夕。安貴榮聽了王陽明這話，猛然醒悟，派兵平亂，保了地方安寧。
王陽明後來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多次平亂，都是從保百姓安寧角度出發的，這一點，在龍場的時候已表現出來。
和席書交往，被延請至貴陽文明書院講學，是王陽明走出困境的重要一步。席書，四川遂寧人，弘治三年（1490年）進士，當時任貴州提學副使，管全省州縣學校和教育行政事務，知道王陽明在龍場廣收門徒，特地去拜訪。席書很有學問，專門問王陽明關於理學的問題，說，朱熹和陸九淵的理論有什麼不同？善於把握對方心理的王陽明知道席書不僅是在討論學術本身，也在試探他的學問，王陽明幹脆不正麵回答，隻說他自己研究所得，並著重講了對知行合一的看法。王陽明對朱熹、陸九淵的觀點已經有不少異議，但他並不急於表述，這樣，既對學問持慎重態度，又不至於使人產生狂妄的感覺。
由於王陽明對知行關係的創造性見解和強大的邏輯力量，交流幾次，席書終於接受了王陽明的新見解，成了知心朋友。專門選州縣優秀學子，集中貴陽文明書院，請王陽明執教，尊他為師。正德十四（1519年）年，寧王朱宸濠反朱厚照，聲稱率領十萬大軍，出鄱陽湖，順長江而下，過安徽安慶，建都南京。如果朱宸濠反叛成功，形成南北對峙局麵，勢必災禍頻仍，全國大亂，受害最深重的還是老百姓。那時，王陽明手下無兵，靠他的聲望和學生的幫助，積極準備勤王。席書時任福建左布政使，集數萬人，和王陽明率領的隊伍一起，蕩平濠亂，結下深厚情誼。
2、以聖人標準要求自己
通常說，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榜樣無處不在，仿效榜樣的事時時都在發生。榜樣有各種各樣，學的人各各不同，目的五花八門，結果千差萬別。當今比富比氣派比排場，比物質享受成為風氣，結果物質消費水平高，精神消費水平低，導致人目光短淺，精神境界不高，人格矮化。而以精神富有者為榜樣，結果則完全不同。以聖賢為榜樣，坦然麵對種種艱難困苦，甚至生命危險，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王陽明從小有成為聖人的誌向，孜孜以求數十年，麵對困境，自然會想到這樣的問題：要是聖人陷入這樣的境地，他們會怎麼辦？事實上，一些人之所以成為聖人，正因為他們能采取正確的態度和方法，應對各種變故的緣故。
王陽明初到龍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難，如果不能以聖人對待艱難的態度作為精神支柱，第一關就很難闖過去。王陽明在《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中說：“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跡。”《墨子·三辯》中說：“昔者堯舜有茅茨者，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意思是說，上古時候的堯舜都住過茅草棚，他們一樣講究禮儀，一樣喜愛音樂。王陽明以堯舜為榜樣，迎接困難的起點很高。《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第三首有這樣的詩句：“邈矣簞瓢子，此心期與論。”詩中引了顏回對待艱苦生活的故事。顏回是孔子最得意的門人，常常讚揚備至，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孔子：《論語·雍也》）顏回住的地方很簡陋，生活很艱苦，別人替他發愁，他自己依然快樂。王陽明說，顏回雖然離我們很遙遠，但我願意像他那樣安貧樂道。
3、讀《易經》，從宇宙發展變化規律中尋找答案。
《易經》是我國六經之首，是關於天道、地道、人道、社會之道大一統的學問，是揭示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類自身形成、變化發展規律的學問，影響廣泛而深遠，具有很強生命力。王陽明貶謫龍場，掙紮在死亡線上，除了從儒家學說中尋找是非標準，尋求出路，還需要進一步探索宇宙終極真理。這樣，研讀《易經》就是很自然的事。讀《易經》，能使他超越權力、地位、成就、得失等等的局限，進入空靈、博大無垠世界，探求擺脫一切世俗觀念的絕對本源。事實上，王陽明經過一段時間研讀，得到了很大幫助。他在名篇《玩易窩記》（《王陽明全集》第二897頁）中有深刻而形象的描述。他說，開始的時候，沒有什麼收獲。思想進入大到無邊的宇宙，小到細枝末節，茫然不知所指，又像無所不指，是個不依傍任何事物而獨立存在的個體。後來，漸漸有了感悟，就像大水衝決堤壩，奔騰無阻擋；又像到處都通明透亮，沒有什麼弄不明白。阻礙思維的東西被清除了，代之以思想的精華，就像已經得到了幫助，還不知道是怎麼得到的。這時，心境安然，滿懷喜悅，充滿生機。道理的粗略處與精微處相一致，內心所想的和外界事物相一致，對待凶險，像對待坦途那樣平靜，而不在意謫居龍場的困苦。王陽明感歎說：“啊，這就是古聖人當囚徒而忘了自己是囚徒，老了也不以為意的原因了，我知道我也該這樣了結自己的一生。”末了，王陽明說：“以前孔子讀《易經》，三次翻斷編綴竹簡的皮繩。啊，如果我能用數十年來學《易經》，就可以不犯大錯了。”
《易經》揭示的是宇宙的普遍規律，以陰陽共存、交替進行概括，充滿了邏輯思辨。就是說，宇宙萬事萬物，都是矛盾的統一。有上必有下，有高必有矮，有成必有敗，有圓必有缺，有生必有死，等等。遭致挫折乃至禍亂，應看作人生必然過程，人人難免，所不同的是程度不同而已。應當處亂不驚，以平靜的心態對待挫折乃至失敗，不妨起居，無礙飲食，總有雲開霧散，否盡泰來的時候。這樣的邏輯思辨，對於指導人們應對種種挫折、變故，無疑有極大好處。
讀《易》，是王陽明走出困境的重要精神力量來源。
4、廣收弟子，開創自己的事業。
王陽明辦學，不是一般性的文化傳播，不是單純地傳授現成知識，現成結論，更不隻是教授子曰詩雲，按科考要求培養弟子。而是高層次、高水平地培養人才。他講的主要是自己在研究中的獨立發現，經過深思熟慮，反複驗證的新成果。在龍場，他已經發現朱熹關於“知”“行”關係見解的偏頗，提出“知行合一”新看法。他的傳授方式靈活多樣，討論、辯論、講解並用，和弟子一道出遊，小聚，書信來往，都是他傳授的好機會。王陽明談的主要是“聖學”，也就是他所說的“大學問”；學生求的也是聖學。他和學生之間的深情，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在《諸生》一詩中，這種感情流露得自然而深沉。“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裏來，三宿便辭去？”學生一走，他重又陷於孤獨。“洞雲還自棲，溪月誰同步？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王陽明和弟子們曾相聚南寺、西園，轉眼幾個月過去了，而今想起來，感慨良多：富貴就像塵沙那樣不值錢，名也像飛絮，一陣風就不見了，隻有在一起探索真理，才是最有趣味的。他最後發出真摯的邀請：“胡不攜書來，茆堂（茆，通茅）好同住！”
傳授他的研究成果，是他追求真理的重要過程，驗證的重要手段，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有了那麼多受眾，他的生命充實了，有了無法抹殺的價值。
如何立足於社會，有人看重權力，有人看重金錢，有人看重姿色。對於整體素質較低的群體來說，權力、金錢、姿色有很大威力，甚至無往不勝。但這些都是外在的，暫時的條件，不是永久的條件。權力可能喪失，金錢可能罄盡，姿色難以長駐，隻有高素質能長久擁有。高素質，集中表現為人格魅力，是智者最集中的亮點。
按說，正德五年（1510年）8月，處死劉瑾，以劉瑾為首的閹黨徹底垮台，王陽明才具備昭雪的基本條件，才有可能離開龍場，重被起用。但他於正德五年三月離開貴陽龍場至廬陵，離劉瑾閹黨徹底垮台還差五個月，是什麼原因使王陽明的命運有了轉機？根據材料分析，大約有以下原因：
①王陽明父親王華欽點狀元，是正德的侍讀，也就是教正德讀書的先生。他學問淵博，
為人勤勉，深得正德父親弘治皇帝讚賞。朝野上下，威望很高。劉瑾得勢的時候，不少人登他的門，請他拿主意。王陽明被廷杖，下獄，謫至龍場，劉瑾也不敢株連王華。不但沒株連，還念及曾師從王華家鄉人方正學習詩書、經史，知道王華為人講孝、友、忠、信，使人告訴王華說，如果能見見麵，可讓他升做首輔（指相當於宰相的官職）。王華沒領他的情，說，不行。丁卯年（正德二年），升王華至南京吏部尚書，又叫人告訴王華說，不久會召見他。王華還是不去見劉瑾。劉瑾雖然很生氣，卻還是找不到王華岔子，隻好叫王華在禮部任左侍郎時候的老同事去告知，說他升為南京吏部尚書了。王華高興地說：“我從此不會有禍亂了。”（《海日先生行狀》，《王陽明全集》第1396頁）可以作這樣的推論：王陽明能在劉瑾垮台之前結束厄運，和他父親在朝中的威望有關。至於是不是多方設法營救，則無可考證，不敢妄言。
②閹亂禍及忠良無數，朝中可用人才奇缺。
以劉健、謝遷、李東陽、韓文為首的朝廷忠良，和以劉瑾為首的閹黨第一次大較量失敗，一次宣布56人為“奸黨”，先後被牽連，追回誥命的大小官員達到675人。三四年來，被用刑、下獄等折磨致死的官員達數千人。閹黨徹底垮台，再清去陷得很深的閹黨成員，形成可用人才奇缺局麵。朝中不乏認識王陽明的高官。王陽明少年時，成化二十年進士、時任工部郎中的王瓊對他的奇才即讚賞有加。王陽明由江西廬陵升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也是當時升為兵部尚書的王瓊力薦。由他們舉薦王陽明升遷，是情理中的事。
③王陽明的自強不息
除了那些昏庸無能或者大權旁落的君主，權幸明目張膽地結黨營私而外，一般說，朝廷還是希望用能做事的人。從這個意義上說，逆境對人的發展不利，卻也能磨礪人的意誌，使之由脆弱變得堅強，變得有韌性。從長遠觀點看問題，挫折和失敗才是最寶貴的精神財富。王陽明經曆了挫折，經曆了磨難，比以前更堅強了。這一點，在他以後繁忙的政務和連年征戰中得到了證明。王陽明的生命，是在征途中走到盡頭的。他走得十分安祥。他越過廣西梅嶺，乘船去南安。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那時，王陽明已病入膏肓，咳嗽不已，還問周積近來做學問的情況。周積不忍心再和王陽明談做學問的事，問他身體如何？王陽明說：“我病重了，所以沒死，隻是還有一口氣在。”過了四天，船到青龍鋪，又傳喚周積，周積進。好一陣，王陽明才睜開眼，說：“我走了。”周積落下淚來，問：“先生有什麼話要交待？”王陽明隻說：“我的心光明，沒什麼可說。”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是聰明人迷途知返；一生風光，臨終有許多遺憾，甚至良心發現，自愧自責，卻已無法挽回。王陽明臨終，能如此坦然，無愧無悔。與他初到龍場，麵臨險境，沒能參透生死大關來，思想已經進入純淨的境界。
人與人千差萬別的，無論用什麼標準劃分，都形形色色。見識狹窄，思想境界不高，無所求的人，隻要能有碗飯吃，能延續自己的生命和養育下一代就夠了。這是最低的生存和發展水準。在整體文化素養低的社會裏，大多數人在這樣的低水準下生活。說通俗一點，隻要吃飽穿暖就行了。大多數人要達到這樣的水平，並非易事；實現這一目標的社會，不失為為多數人謀利益的社會。
另一類人則不同。這一類人文化修養和道德修養都高，他們善於觀察現實，發現問題；善於思考問題，解決問題。他們如果發現問題而不能解決，一定會始終如一地追求答案，哪怕付出巨大代價，以至生命。他們是人類的智者，是思想者，也是心靈最大痛苦的承受者。他們如果付出巨大努力仍然找不到答案，那麼，即使生活條件優厚，同樣會走向絕境。屈原投江自盡，是因報國無門，政治抱負無法實現所致。近年來，接連幾起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博士生跳樓自殺，雖然原因各別，甚至長期沒個明確的說法，但失去精神力量支撐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就算文化水平較低，並不善於思考，一旦“想不通”了，同樣會以極端方式對待自己的人，並不少見。
王陽明是朝廷命官，正當年輕有為，前景一片光明之時，一下跌入社會底層。境遇落差巨大，必然造成心理嚴重失衡。換句話說，想不通。他至少要想明白以下問題，才可能重新建構精神家園，重樹精神支柱，真正走出絕境。
① 自己忠心耿耿為明朝，為什麼會遭此劫難？
② 劉瑾一夥為什麼會橫行無忌？
③ 忠奸天壤之別，差異為什麼會如此之大？
④ 聖人的標準是什麼？怎樣才能成為聖人？是不是隻有極少數人才能成為聖人？
⑤ 怎樣才能把自己磨礪成為聖人？
⑥ 什麼樣的學問才能經國濟世？
⑦怎樣做才不愧於自己的一生？
這些是王陽明生命曆程中遇到的大問題，是走出絕境必須解決的思想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有兩種基本方法，一是從現成理論中尋找思想武器，破疑解難。經過億萬次實踐證明了的領袖言論，經典作家言論，都可以作為人們辨別是非真偽的尺度。王陽明曾經如醉如癡地研究佛學和道家學說，研究儒家學說和儒家集大成者朱熹的言論，都不能解決他的種種困惑，剩下隻有一條路：另辟蹊徑，創建獨立的理論。
影響中外思想界500年，至今仍有強大生命力的王陽明“心學”就在這樣特殊的情況下誕生，在他人生的轉折地——龍場，而今的貴州修文問世。
王陽明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作為生命體，和普通人並沒兩樣，他的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基本條件，和普通人沒什麼差別。所謂“悟道”，不過是在極度痛苦之中尋求思想出路，尋求精神支撐，尋求度過劫難的理論武器而已。研讀《易經》是為了尋求答案；靜養，一是為了養身體，二是在思考。不是在冥冥之中忽然得到什麼靈感，不應當神秘化。
三 曆史造就了王陽明
在中國曆史上，像明代正德那樣荒唐的皇帝可說絕無僅有。他從小和宮娥、太監們混在一起，起居懶散，喜歡嬉戲。尤其受不了祖製祖訓的約束，按規矩老老實實地早朝，批閱奏章，處理政務。他14歲即位。他的父親孝宗朱佑樘怕他管不住自己，臨終，把朱厚照托付給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對朝廷忠心耿耿的內閣大學士，要三位大臣認真幫助、監督兒子，管理好大明天下。
劉健是洛陽人，進士，文淵閣大學士，當朝首輔。劉健學問精深，正直，敢說敢幹，孝宗朱佑樘每每采納他的意見，都取得良好效果。謝遷，浙江餘姚人，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謝遷高風亮節，思維敏捷，善於辯論。李東陽，湖南茶陵人，進士，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善於謀略。當時，朝中對他們三人是這樣評價的：李東陽善於謀略，劉健善於斷明是非，謝遷長於辯論（《明史·列傳》第4819頁），他們對明朝都忠心耿耿，又各有所長，一起輔佐朝政，可說是最佳組合。居然敗在閹宦手裏，是有其深層次原因的。
宮廷中有宦官，並非中國封建王朝的特產。古埃及、古希臘、古巴比倫、古印度，都出現過宦官。阿拉伯帝國興盛時期，西亞、近東的宦官是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印度宦官製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閹人是失去性功能的男子，才可以在嬪妃、宮娥成堆的宮中做勤雜。他們本無職無權，地位極低下。中國宦官始於戰國時的趙國，至東漢，宦官製度逐漸成熟，皇帝給了他們一定權力和職位，部分閹人被選拔出來，成了宦官（參看文藍著《宦官的曆史》）。東漢靈帝有十常侍（實際上是12人），形成宦官集團。他們的勢力遍及各州郡，橫行霸道，成為東漢一大禍害。明代以劉瑾為首的八虎（劉瑾、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穀大用、張永）迫害人數之多，為害之大，比十常侍以及後來的魏宗賢有過之無不及。清代史學家趙翼作過這樣的描述：“東漢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禍最烈。”（《廿二史劄記》卷五）。據載，明成化年間，宦官兵多達萬人。
劉瑾，陝西興平人，本姓談，跟一個姓劉的宦官進宮，冒充劉姓。犯過死罪，因為有姓劉的中官保護，沒有被處死。明代宦官機構龐大，設司禮監、內官監、禦用監、司設監、禦馬監、神宮監、尚膳監、尚寶監、印綬監、直殿監、尚衣監、都知監12監，惜薪司、鍾鼓司、寶鈔司、混堂司4司，兵仗局、銀作局、浣衣局、巾帽局、鍼工局、內織染局、酒醋麵局、司苑局8局，即所謂24衙門（《明史·職官三》1819——1820）。由於劉瑾機警善變，長於鬥雞、溜狗，圍獵騎射，武宗朱厚照登基，被選為貼身太監。職務是掌管鍾鼓司，無非是掌管出朝鍾鼓，及宮內文娛活動，諸如內樂、傳奇、過錦、打稻等雜戲，正五品。劉瑾極善於察言觀色，迎合皇上，經常進奉鷹犬供玩樂，獻歌舞、打鬥（包括鬥獸一類），讓正德高興。劉瑾等人這樣做的目的，是要一步步地引導這位好玩的少年天子遠離劉健等三位忠心耿耿而有遠見卓識的顧命大臣，沉溺於花天酒地的生活，以便竊取權力。事情果然如劉瑾等人所設想的那樣發展。正德越玩越高興，不但疏於政事，而且見到一摞一摞待批閱的奏章，等待處理的一堆堆政務就不耐煩，任由司禮監太監處理，以至於連下詔書也由劉瑾等人代勞，詔書裏都寫了什麼，正德無從得知，也不想過問。
劉瑾八虎的陰謀，劉健等人早有察覺。累次規勸正德遵循“祖製”、“祖訓”，聽取大臣意見，恢複每日讀書，按時上朝，處理政務，正德口頭答應，卻不實行。這樣，以劉健為首的三位顧命大臣、一般忠於明王朝的大臣和以劉瑾為首的權閹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激化，到太監崔昊奏請支取所剩鹽引，矛盾終於全麵爆發。
正德元年，派太監崔昊到江南督造龍衣，崔昊以籌措經費為名，奏請追要長蘆鹽場往年支取剩餘鹽12000引（明朝規定，大引400斤，小引200斤），數額巨大。按祖製，鹽稅隻能用作補給邊餉，國內應急，不能挪作他用。正德即位詔書也寫得清清楚楚。奏章下到戶部，尚書韓文堅決反對。正德聽了劉瑾一幫人的意見，批準了崔昊奏章。這件事引起了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禦史官員們的不滿，紛紛上奏章勸諫，正德不聽。群臣請劉健、謝遷、李東陽三位顧命大臣出麵，也沒有結果。三位顧命大臣認為，明明是皇帝聽了劉瑾等人的意見，才不把老臣們的意見當回事，在這種情況下，幹去也沒意思。於是，三人草了一本奏章，呈給正德，集體辭職。三位大臣的集體行動，產生了強烈的震蕩波，正德不得不作出退讓。采取戶部提出的折中辦法：撥一半鹽引給崔昊。但這樣一來，矛盾不但沒有得到合理解決，反而更加劇朝臣和劉瑾等人之間的矛盾，到了勢不兩立的地步。劉健等人累次奏請正德誅殺八虎，正德不得已，叫司禮監太監陳寬、李榮、王嶽至內閣商議，提出把劉瑾等人調往南京去算了。劉健等人認為留著他們始終是禍害，堅持要殺。司禮監太監王嶽、範亨、徐智恨劉瑾等人，把劉健等人的意見秉報給正德。劉健等正要約韓文等正直官員們上朝時力爭，卻不料被吏部尚書焦芳知道，急忙通知劉瑾。劉瑾見事情危急，連夜率領八虎齊刷刷地跪在正德麵前，哭天抹淚地說：“王嶽要害奴才。王嶽勾結閣臣，欲製止皇上出入，才是要把我等除掉。再說，鷹犬對萬歲有什麼損害？若司禮監有自己的人，這班朝官怎麼敢這樣放肆？”
正德聽說是朝臣要限製自己的行動才這樣做，火冒三丈，立即讓劉瑾掌管司禮監，馬永成管東廠，穀大用管西廠。錦衣衛和東廠、西廠都是特種鎮壓官民的機構，緝事人員眾多。劉瑾派人連夜收王嶽、範亨、徐智，遣去南京做清潔工。把王嶽、範亨殺於赴南京途中。
劉瑾得誌，立即來了一次大清洗，包括劉健、謝遷在內的內閣大臣，戶部尚書韓文、工部尚書楊守隨等4人，郎中1人，主事4人，檢討（國史檢查、核對的官員，次於編修）1人，給事中（為吏、戶、禮、兵、刑、工6科中負責抄奏章、檢查錯誤等職者）16人，禦史（掌管糾察的官）25人。共56人被定為“奸黨”。
被定為奸黨和被牽連的，受盡了迫害。在錦衣衛獄中有的被打死，有的在充軍邊地時，被亂棍打死於途中；逼迫百官跪在奉天門下暴曬太陽，不準喝水致死；使用下獄，追回誥命，罰米減俸等毒辣手段，致使尚書雍泰、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都禦史楊一清、李進、王忠，侍郎張縉，給事中趙士賢等數十人破產。（《明史·宦官》第7788頁——7789頁）。被牽連的大小官員300餘人，被追回誥命，使其再無政治前途可言的達675人之多。
明代特務橫行，也是曆代王朝中一大特點。劉瑾自己掌管司禮監，由掌印到掌管批紅大權。東西廠緝事人員四出，路人惶恐。劉瑾還嫌不夠，又設內廠，迫害更加殘酷。隻要有人反對他們，抓進內廠，屍首無全。朝野上下，烏雲翻滾，成為我國曆史上異常黑暗的一頁。
曆史注定王陽明無法逃脫這一劫難。在被陷害的忠良之中，戴銑是江西婺源人，進士，授兵科給事中，後調南京戶科。和給事中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以及禦史薄彥徽一起，聯名寫奏章，請求正德留下劉健、謝遷，並且彈劾宦官高鳳，正德生氣，命緝拿下獄。王陽明深知他們的為人，冒死上章救戴銑等人。不想奏章落在劉瑾手裏，立即被逮，廷杖40，下獄，再貶謫貴州龍場。王陽明在中國土地上永遠消失，是劉瑾等人的希望。不想，倒給王陽明接近底層人民，了解群眾疾苦，在艱苦環境中磨礪自己，構建心學理論大廈良機。
四 自己要作聖人
王陽明的少年時代，耳濡目染的是經書，是科考，是功名。讀書而金榜題名，是進身的黃金路，也是擺脫平民命運，成為封建貴族和進入權力中心的惟一道路。吳敬梓筆下的範進，年年赴考，年年落第，十年才中舉，以至興奮過度，神經失常，活畫出士子為功名苦讀的可憐相，成為永恒的曆史笑話，讀書人的恥辱。究竟有多少士子受科考的毒害，造成怎樣的惡果，無可查考。但科考對人思想的嚴重束縛，人主體性的壓抑，扼殺創造意識和創造力，不言而喻。
作為一種事物，科舉同樣有它發生發展和走向反麵的過程。作為選拔人才的一種製度，曾經起過良好的社會作用。
采取一定手段，從知識分子中選拔人才，西周就已開始。《禮記·射義》中說：“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把優秀的知識分子，作為諸侯歲貢的禮品，雖然嚴重地糟蹋士子的人格，但這樣一來，知識分子有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機會，有利於國家大範圍地選用人才，對人類的發展，社會的進步是有利的。但是，這種辦法沿用到魏晉時期，舉薦人才成了地方貴族和官吏的特權，使用了所謂“九品中正製”。這種製度的推行，弊多利少。出身普通家庭的讀書人，縱有天才，也無法進入他們的小圈子；貴族特權越來越大，影響了中央集權的鞏固。隋文帝廢除九品中正製，改為科舉製。不管是什麼家庭背景的讀書人，都可能通過科考獲得功名，進而授予官職。唐朝除進士科外，增設明經、秀才、明法、明算、明書等科，這些屬非常設科目。武則天重視科舉，她不僅親自舉行殿試，還增設武舉。宋英宗以後每三年舉行一次殿試，親臨現場選拔，殿試合格立即授官。
隨著科舉製度的逐漸完善，它的缺陷也逐漸顯露，變成求學者的精神桎梏，培養人才的攔路虎。
（一）科舉製度嚴重地扼殺人的主體性
科舉考試規定隻能以《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為出題內容，千篇一律，答案則須在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中尋找，而且，隻能按朱熹的解釋加以演繹，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自己的創見，思維被牢牢地禁錮在現成的理論範式裏。中國封建社會延續兩千多年，主體意識薄弱，不敢突破，不敢創新；有創新不但不鼓勵，還要擔風險，以至危及生命。中國有兩千多年的文明史，有過不少使世界震驚的發明、發現，卻遠遠落後於後起的隻有兩百來曆史的國家，與科舉製的長期推行有很大關係。
（二）科舉製度引導士子追名逐利
科舉製度在所有讀書人麵前擺明這樣一條路：讀書——功名——當官。隻要中舉，就有機會當官，中進士當大官，中狀元招駙馬，成為統治集團中的人物。十年寒窗，一舉成名；鯉魚躍過龍門之前是魚，過了龍門就是龍了。是魚是龍，不看思想境界高低，品德情操優劣，知識掌握程度和實踐能力的大小，一篇文章定乾坤。一生所有的努力，就為了那一篇用現成言論拚湊起來，為考官或皇上青睞的文章，而把學習知識，提高認識世界，把握客觀規律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提高自己素質的根本目標置之度外，陷入近視的功利泥坑。而今許多家長、學子以考上名牌學校，謀個好職業，有份高工資，有個好家為終身奮鬥目標，將人矮化到可憐、可悲的境地，可以從科考中找到若幹不良基因。
①把本來生命力極強的寫作實踐導入形式主義死胡同
具備一定的寫作能力，是人類生活的基本要求，也是人類得以生存和發展基本素質。寫
作內容來之於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不斷發展，變化無窮。作為可供認識的物質外殼——思想、觀點、感情的表現形式一定要與內容相適應，不能一成不變。由於科考內容僵化，千篇一律，成了程式化的“八股文”，就陷入了不能自拔的形式主義泥坑。這種八股文，結構規定得很死。不管什麼內容，全都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組成，每股有固定要求，固定模式，不許有任何超越。這樣，把來很有實踐價值，很有生命力的寫作變成毫無用處的文字遊戲。
從宋代開始，科舉已經暴露出它的致命弱點，不少思想敏銳的知識分子走上離經叛道的道路。王陽明年僅11歲，就在思考什麼是人生頭等重要的事，問私塾先生說：“何為第一等事？”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說：“惟讀書登第耳。”王陽明提出了質疑，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父親王華聽他這麼說，笑了：“汝欲做聖賢耶？”王陽明提出來的是做一個什麼樣的人的人生根本問題。是走讀書——功名——做官的科舉道路，還是把自己磨礪成高素質的人的問題。他老師的答案代表了當時社會一般人的看法，而王陽明則站在事物的否定方麵，是與保守的傳統觀念相對抗的全新意識，是新思維。
這種全新的思維，是他輝煌一生的起步。（7）
②嚴重地扼人的創造力
人類的優秀品質很多，最重要的是創造品質。人類的曆史，說到底，是一部不斷探索，不斷發現，不斷創造，不斷超越前人的曆史。王陽明少年時期孕育了這樣的可貴品質，與少年時代的南方生活環境有密切聯係。
明代中葉，中央集權統治力度在重重矛盾之中日見衰微，不是權力中心的南方有了更寬闊的自由空間。隨著外商的滲入，外國文化不斷傳播，不但商業比北方活躍，思想也比北方活躍得多。陳江教授在《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和社會生活》一中作了這樣的描述：“……中央的集權統治能力因距離而遞減，對江南的控製也不可能像京畿一樣嚴密。因此，在江南參與或組織政治性的活動，能有一個較北京寬鬆一些的環境。”“明代中後期的江南人士普遍關心國事，好談時政，其政治意識之強、政治熱情之高，在中國曆史上可謂空前。”（陳江著：《明代中後期的江南社會和社會生活》第27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年出版）在這樣的環境裏生活多年的王陽明，有和一般人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識是很自然的事。
五 王陽明的聖人觀
段玉裁注《說文解字》中對聖人作了這樣的引注：“‘傳雲，聖，睿也’……‘注，通而先識。’”換言之，聖人，就是道德極高，智慧極高，無所不知，僅次於神的人。孔子認為人分四等，“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斯為下矣。”（《論語·季氏篇》）他說的“生而知之者”，自然是聖人。聖人的智力和知識與生俱來，是先知先覺者。在孔子看來，聖人是極難出現的，一般人無法攀登這樣的高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論語·述而篇》）孟子是孔子學說的忠實信徒，發展了孔子的看法，說得更具體，他說：“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商代末朝孤竹君長子，孤竹以次子叔齊為爵位繼承人。孤竹君去世，叔齊讓位給伯夷，伯夷不肯接受。商君暴虐無道，兄弟倆一起投奔周。周武王起兵伐商紂，伯夷、叔齊認為臣伐君，大逆不道，逃避到山西省永濟縣首陽山，不食周粟而死。柳下惠，春秋魯國大夫。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國起兵攻打魯國。魯國弱小，齊國強大，危在旦夕。柳下惠舍生忘死，憑他的睿智和善辯，說齊退兵，挽救了魯國。他倆是孟子心目中的聖人，他們的影響和作用是一般人無法企及的，“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有立誌；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夫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孟子·盡心章句下》）
伯夷、柳下惠是孟子心目中的聖人，受到伯夷事跡影響的人，冥頑不化的變得廉潔，懦夫會立誌；受到柳下惠影響的人，意誌薄弱者會變得無畏，小人會變得心胸寬廣。百世上下，沒人不為他們的事跡所感奮。隻有聖人，才有這樣巨大的影響力。在孟子看來，聖人是僅次於神的人，“充實而有光輝謂之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同前）翻譯過來便是這樣的意思：道德高尚，內心充實，事業有很高成就。有這樣高的境界，這樣高的成就而看得很平淡，像什麼也沒做一樣，這樣的人稱之為聖人。朱熹對聖人的理解更加苛刻，他說：“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為聖人。”（《朱子語類》卷一，第206頁，嶽麓書社1997年出版）
孔、孟、朱熹對聖人的理解陷入不可知境地，並不奇怪。他們不了解意識的發生和物質世界的關係，認識和實踐的依賴關係，不知道人雖然千差萬別，但他們腦神經元數量都差不多，因而，智力不會有巨大差異。現代腦科學研究成果表明，隻要是正常的人，神經元數量大約在1000億左右。每個神經元由神經細胞體及其樹突、軸突組成。一個神經元，突觸數目可達三萬以上，整個大腦的突觸數目在百萬億到千萬億之間，共同構成一個巨大信息加工處理器，迅捷地完成接收、處理信息工作，任何先進的電腦都無法比擬。由於人腦存在著巨大的潛力，無論怎樣努力，知識儲存怎樣豐富，社會實踐怎樣複雜、寬廣，怎樣長壽，也還有一大片空間由於沒能使用而白白浪費了。
人的智力雖然受到遺傳、文化環境、教育等多種因素的影響，有高有低；創造力有大有小，成就也千差萬別，但決不是先天的，而是後天所造就。知識積累如此，道德修養也如此。由於科學技術發展水平的局限，五百多年前的王陽明對人自身不可能有很高認識，但他意識到聖人和普通人之間並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高牆。王陽明和弟子於中、謙之（鄒守益）在一起，他說：“人胸中各有個聖人，隻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說著，看著於中。“爾胸中原是聖人。”於中覺得聖人標準太高，不敢當，王陽明說：“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於中還是不敢接受，王陽明說：“眾人皆有之，況在於中，卻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王陽明全集》第9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王陽明在實踐中不斷地加深對聖人的認識，發展了自己的看法，認為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一天，王艮出遊回來，王陽明問他看見了什麼？王艮說：“見滿街都是聖人。”還有一次，他的老學生董蘿石從街上回來，興致勃勃地說了類似的話，王陽明聽了，說：“此亦常事耳，何足為異？”為什麼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王陽明找到了可信的回答，他說：“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王陽明全集》第49頁）王陽明認為，“良知良能”是成為聖人的根本條件，具備這一條件，加上堅持不懈地學習，掌握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的發展變化規律，即曆來所說的“道”，就會具備聖心，成為聖人。
孔子、荀子、孟子一方麵把聖人描述得高不可攀，一方麵又說可以通過學習，達到聖人的境界。實際上，鼓勵把自己造就成為聖人的這一麵不過是陪襯，把聖人神化得可望不可及，使人們安於現狀，進而長久地維持現有秩序，甚至於倒退，才是儒家聖人觀的出發點和歸宿。不管願不願意承認，孔子倡導的“克己複禮”，已經道出他推崇聖人，提倡學聖人的根本目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帶著嚴重的保守性；而王陽明的聖人觀，帶著明顯的群眾性。為絕大多數人，為最普通的勞動者張揚主體性，是王陽明聖人觀的基本特怔。
六 出入佛、老，上下求索。
對我國思想界影響最長久，最深遠的是三大思想體係：儒家、道家、佛家。孔丘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他生活在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盡管史家關於春秋時期結束，戰國時期開始於什麼時候，說法不一。卻不妨礙我們對這一社會形態大轉變時期的觀察、研究和整體把握。孔丘出身於魯國貴族，他的父親叔梁紇做過魯國陬邑宰。孔丘自己當過魯國司寇，掌管過刑獄、糾察一類事務。沒做多久，辭去官職，周遊列國，宣傳他的主張。據說孔丘收了三千門徒，其中理解孔子學說最透徹，用得最好，被稱作賢人的有72位。
在遊說和教授弟子過程中，孔子建樹了一整套理論，既有世界觀、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方麵的論述，也有方法論，形成影響廣泛而深遠的學派。孔子很明確地意識到，人在複雜的社會生活中，處於中心地位，是社會變革和曆史發展的主宰，人的問題解決了，別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要解決人的問題，關鍵在於修養。達到什麼要求，才符合“人”的標準呢？孔子的回答是四個字：要有仁心。“仁心”的內容是什麼，他用一句話來概括：仁者愛人。換句話說，愛心就是仁心。用這樣的尺度看人，他把人分成兩大類：君子和小人。君子是那些道德修養高，有愛心的人；小人則相反。用來觀察政治，也分出兩大類：仁政和暴政。用來觀察國家治理，孔子主張克己複禮，不主張法治。用來處理人際關係，孔子強調中庸之道，凡事留有餘地；強調原諒別人（恕人），反對爭鬥。
為什麼人要有人心？孔子認為，追根溯源決定於：1、善是人的本性，是人就應當有善心。2、天道如此。
孟軻發展了孔子的理論，第一次提出控製善惡的機製是“心”。“心之官則思”（〈孟子·告子章句上〉）。在孟子那裏，這個機製的概念是模糊的，既沒說明是生理機製，也沒說明是心裏機製。但不管怎麼說，已經比孔子前進了一步。孟子特別強調“施仁政”，反對暴政。為什麼要施仁政，孟子不僅支持善是人的本性的觀點，有仁心的人就該愛人的看法，還特別指出，承認人民是曆史的主體，才是正確的曆史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他進一步闡釋“仁”的內涵，他說，“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同前）在孟子看來，所謂天道，就是“善”。而至善，就是人的本性。這種本性，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章句上》）
朱熹全麵研究孔孟學說，闡釋他們的言論，並且試圖尋找人性的本源。朱熹認為，世界上之所以有萬物存在，都因為有了氣的緣故。這個觀點，是從莊子那裏繼承來的。《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聚則為生，散則為死。”（《知北遊》）因為有氣，就有了具體的物。因為有了氣，才有了具體的某個人；因為有了氣，才有了具體的某棵樹。人有人的規定性，才成為人；樹有樹的規定性，才成為樹。為什麼是人，因為具備了成為人的標準；為什麼是樹，因為它合乎樹的標準，這標準就是理。一事物為什麼不同於他事物，是因為它們有自己的特性，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特性，是因為有成為這特性的理所致，“理”管著一切。他說“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秉此理，然後有性；必秉此氣，然後有形。其性其形，雖不外乎一身，然其道器之間分際甚明，不可亂也。”（轉引馮友蘭著《中國哲學史新編》下冊179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如果把朱氏的“理”理解為某一類事物的共同規律，是共性；由氣所形成的具體事物則是個性。那麼，個性受共性所製約，共性存在於個性之中。說到這裏，本來比較清楚，但朱氏沒有就此止步，進一步提出“太極”“無極”的理論，倒把說明白了的道理變得很玄了。
我們說萬事萬物都有自己的發生發展和變化規律，說的是某一大類。這一大類，必然有其共性。沒有共性就不可能有共同規律。動物和植物之間，存在“生物”這一共性，至於植物和動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規律就大不一樣了。低等動物和高等動物之間也隻存在某些共性，並不是由一個共同的規律來控製。正因為這樣，世界才是千差萬別，豐富多彩的。認為都由一個“理”管著，便難以捉摸。朱熹說：“太極隻是個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個太極，物物有一個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又說：“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朱子語類》卷94）照朱熹的說法，“極好”、“至善”就是理，“人人有一個太極”便是人人都是極好至善的，至少是人人都可以做到極好至善。至此，難免不提出這樣的問題：“好”和“善”的標準是什麼呢？換句話說，理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極好”“至善”是先天就如此嗎？怎麼才能做到“極好”“至善”？這些都是擺在王陽明麵前的大課題，現實的種種矛盾接踵而至，這位不滿足於現成結論的智者不得不追問到底。
追問的核心內容當然是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心、性、理究竟是什麼？它們之間的關係如何？隻要這些問題有了正確答案，就有望恢複聖學，使人們變得聖潔起來。
儒學沒能解決王陽明心存的疑問，道家能否回答他的問題呢？王陽明進行新一輪探索。早先，他對道家學說就有濃厚興趣。王陽明的嶽父諸養和是江西省布政司參議。17歲那年，在嶽父官邸裏舉行婚禮，偷偷出來閑走。到鐵柱宮道觀，見道士在打坐，想向道士求教養生之道，竟然忘了是自己的大喜日子，和道士麵對麵地一起打坐。嶽父焦急，派人尋找，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去。王陽明一家由餘姚搬到紹興，隱居洞中，按道家方法修養，靜養久了，想離開塵世。但是，想著上有祖母、老父，才沒有作這樣的決定。後來，悟出思念父母，是小孩時候就有的，如果父母都不想了，勢必滅絕種族和人性。
道家，是對我國影響極深的思想體係。道家始祖李耳，字聃。關於李耳生活的年代，爭論頗多，不少研究家認為李耳和孔子是同時代人，並且作過孔子的老師，此說比較可信。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書》中說：“以前的人，又有的因為要爭道統，不願在通天教主的孔仲尼之上還有教祖存在，故爾要否定老聃。像唐代的韓愈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他認為老聃是道家假造來爭奪教席的，甚至儒家也糊塗了，竟承認孔子的確師事過老子。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偏見。我們還有爭道統的必要嗎？盡管你是怎樣的通天教主，但你總不能沒有老師。其實孔子自己早就承認了：‘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老就老子，我們無須乎強詞奪理地來剝奪這層師弟關係。”（郭沫若：《十批判書》第59頁——60頁，科學出版社1956年第一次出版）郭沫若還說：“孔子是師事過老子的，但他們的生活態度不同，思想上沒多大關涉。”（同前）郭沫若先生這兩段話，一是肯定了他生活的年代，二是說明老子和孔子的思想和生活態度是不同的。
老子生活在奴隸社會，在這個社會裏，奴隸主貴族是少數人，掌握著社會的命運；從原始社會延續下來的平民，是社會裏的大多數人。由於奴隸屬於奴隸主的私有財產，沒有任何人生自由，壓迫和剝削極端殘酷。麵對這樣的現實，孔子主張恢複周禮，實行仁治；老子則既反對“仁義”，也反對“禮”，而主張無為而治。他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十七章》）翻譯過來，就是這樣的意思：最好的領導者，下麵的人知道他存在，會自覺地服從；次一些的領導，下麵的人對他有感情，說他好；再次些的領導，百姓怕他；最差的領導，百姓恨他，罵他。不足信的事做多了，百姓不信任了。好的領導者惜言如金，結果事事成功遂意。百姓說：“我們本來如此。”老子提出這樣的治國主張有其兩麵性，其一，充分尊重了人的主體性，反對施加外力，做危害主體性的事。危害人主體性的事做多了，百姓是不服的，甚至會走向對立麵。這一點，對於社會管理者來說，既有參考價值，又有警醒作用。其二，過分誇大了人主體性的價值和作用，突出了人的自然特性，忽略了人的社會性。人隻能作為群體的一員而存在，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和群體之間的關係愈來愈複雜，必須有若幹共同的約定，以準則、原則、規範、規章製度等等形式固定下來，共同遵守，否則，這個群體將無法運轉。從這個意義上說，老子的這一觀點是脫離現實的，對社會發展不利。
老子有這樣的看法，來源於他的天道觀。他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三十七章》）宇宙由一種看不見的道控製著。這道不需要做什麼，而沒有一件事不是它做的。道是什麼呢？老子沒有明確的界定，他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意思是說，人要效法大地，按大地的變化規律想問題，決定自己的言行；大地的變化的依據是宇宙（那時還沒有宇宙的概念）的變化規律；天效法道。道沒可效法的，因為它本來就是這樣。
老子還提出柔弱勝於剛強的觀點，他說：“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老子·七十六章》）意思是說，人活著的時候軀體是柔軟的，死了就僵硬了；草木也一樣，生的時候柔軟；死了就幹枯了。所以，堅硬者致死，陰柔者才能活。如果說，老子指的是做人應當靈活一些，不可一味強硬，以免導致失敗，是可取的；但這一主張是和 “無為”總主張聯係在一起的，和“柔勝剛”同一個意思，這樣，老子就不是談做人的策略，而是做人的原則了。這個一味強調柔弱的觀點，顯然難以麵對複雜、殘酷的現實，對個人不利，對治國安邦更不利。
這樣，王陽明無法從中得到更多教益。
漢代，隨著中國與中亞國家交流的增多，範圍的不斷擴大，佛教隨之傳入，成為我國影響深刻而廣泛的思想體係。佛教內容豐富，在漫長的傳播過程中，發生不少變化。它和道教一樣，在極有限的文字裏，難以作出比較全麵的分析認識，要回答王陽明為什麼最終舍棄道家、佛家理論，轉而研究儒學，也不是易事。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佛教和道教一樣，和王陽明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相去甚遠。這種距離，主要反映在它們的基本觀點和基本理論上麵。佛教認為，人生是痛苦的，這種痛苦，來之於人的種種罪惡心理、欲求和行為。要擺脫痛苦，惟一的辦法是修煉。隻要從內心到行為，都按一定的準則和要求進行，就有望修成正果。根據這樣的原則，修煉者必須自始至終堅持善行，禁止凡俗種種欲求，包括人類最基本的性欲，不殺生。為了修成正果，必須十分熟悉教義，念念不忘。按這些要求行事，修行者即進入無欲無求的境界，稱之為入空門。這樣的理論和主張，王陽明自然無法深信不疑，全盤接受；隻有走出來，另辟蹊徑。
王陽明32的時候，因病移居西湖，往來於南屏、虎跑寺廟，見僧人坐關（僧人封閉於龕內打坐、誦經、念佛）三年，不說話，眼睛定定的，呆了一樣，王陽明大聲喊叫著，說：“你這和尚整天吧吧吧的說什麼，眼睜睜地看什麼？”僧人吃了一驚，和王陽明攀談起來。王陽明問他家庭情況，僧人說：“家裏有老母親。”王陽明問：“起不起俗念？”僧人說：“沒法不起。”王陽明聽了，講關於愛父母和人的本性的道理，僧人感動得流淚。王陽明第二天再去，問這位僧人的情況，這位僧人已經離開寺廟了。
這個例子，說明佛家的觀點和王陽明的人生態度距離也是很遠的。
七 向儒家集大成者朱熹挑戰
王陽明既沒能在道家理論體係裏獲得思想武器，也沒法讚同佛家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觀點，惟一的出路就是再回到儒學中來。
儒學內容寬泛，注釋、解讀者甚多，最具權威的研究大家當然首推朱熹，著作首推《四書集注》。這部著作受到封建帝王的高度重視，元明以後成為《四書》官方注解，科考出題和士子做文章的依據。王陽明本人一方麵決心自己作聖人，不願意尋章摘句，拚湊成文，走前人科考的道路；另一方麵，迫於當時社會環境，不得不通過科考，走上仕途。這樣，促使王陽明對於儒學，對於朱子關於儒學的解釋進行深入研究和思考。但是，“遍讀考亭之書”，鑽研程朱理學，得到是“支離決裂”的印象。這位明代的思想者發現，程朱理學不是嚴密的哲學體係，許多重要觀點的闡釋不全麵，不準確。
（一）關於知行關係
朱子認為，“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若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今人知不得，便推說我行未到，行得不是，便說我知未至，隻管相推，沒長進。”（《朱子語類·卷第九》）王陽明卻不這樣認為，他說，“某嚐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隻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隻說一個行已自有知在。”他舉例說，“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隻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個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隻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個心去惡”，“就如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此人已曾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隻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在王陽明看來，知行本來是一體，為什麼要分開說呢？“隻為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地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隻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隻是個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為什麼知與行不能統一，王陽明認為是私欲在作怪，致使知與行分離積弊已久，“某今說個知行合一，正是對症的藥。” （《王陽明全集·傳習錄》）
上麵所引，是王陽明和朱子關於知行關係的看法。朱子認為先知後行，知不夠，在知上下功夫，行不夠，在行上下功夫；知與行比較，行比知重要。王陽明認為知與行一體，即知行合一，不能分割。
王陽明再次提出知行關係問題，目的在於尋找經國濟世良方。王陽明生活的明代中葉，內憂外患，矛盾重重。王陽明多次發出聖學久廢的感歎，認為朝野上下，並不是不知道怎樣做人，怎樣對待他人，怎樣對待國家，而是隻說不做，或者說一套做一套，才發展到不堪收拾的混亂局麵。
（二）關於對“心”與“理”的看法
孔、孟、老聃認為宇宙有一種無所不在的控製一切的道，程朱把這種看不見的力量歸結為“理”，其實，從內涵到外延，都沒有太大差別。朱子認為，“太極隻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個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是此理；靜而生陰，亦隻是理。”“太極隻是一個理字。”孟子提出“心”的概念，在朱子這裏，“心”不見了，隻有“理”，“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個理，理外別有個心。”朱子沿襲前人氣生萬物之說，“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雲：‘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理未嚐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朱子語類·理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