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王陽明麵麵觀(3 / 3)

清除內奸,加強地方治安,鞏固後方,沒有這樣的準備過程,就沒有具備打勝仗的起碼條件。

“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孫子認為用兵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大事,態度異常慎重,就是說,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決對不能貿然行動。怎樣才能贏得戰爭呢?他認為必須事先認真討論,周密計劃。“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無算乎?”(《孫子兵法·始計篇》)古代發兵打仗之前都要在宗廟裏開會計議,孫子認為討論得越周全越有取勝的把握。孫子強調了戰前的討論,作戰方案的製定,王陽明還特別注意了影響戰爭的外部條件,更具科學性。

②攻心戰

一個人要放棄某種觀點,某種意識;改變某種感情,某種行為;樹立某種觀點,接受某種意識,堅持某種行為,必須完全自願,而不是強迫。中國有句老話叫“壓服壓服,壓而不服”。說的是如果隻屈服於某種壓力,雖然暫時服從,但是,隻要在外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立即恢複老樣子。這種意識形態的變化,外界條件的催化作用是必須的,但仍然要通過內在因素起作用。

要完成人意識的轉化,首先是要尊重工作對象,承認他們是獨立的個體,是一個獨立的世界;承認要改變這個“世界”,比消滅這個“世界”要困難得多,複雜得多。戰爭的目的,並不是要消滅敵對的肉體,而是要使敵對服從。不是口服心不服,而是口服心服。基於這樣的基本認識,古來高智商的軍事統帥,無一不將攻心放在戰爭的首位。這種攻心,國與國之間,平時見諸外交宣傳,以求造成國民普遍心理優勢,造成壓倒一切的氛圍;戰時,也以攻心為重要手段。這種攻心,或在戰爭打響之前,或在進行過程中。孫子兵法中說的“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雖然沒有“攻心”之說,實際上包含了攻心策略。

王陽明作為人、人性、人心的研究家,當然知道攻心在戰爭中的重要地位。每次作戰之前,王陽明首先使用攻心戰術,具體措施是普遍發布榜諭。這種告示的中心內容就是交待政策,殷切期望誤入歧途者翻然悔悟。《王陽明全集》所輯錄的平行和下行文件共150篇,屬於榜諭性質的就有21篇。王陽明起兵勤王,平寧王朱宸濠以後,南昌東南麵安仁、餘幹、東鄉等縣與縣之間還不安定,王陽明在榜諭中對百姓犯錯的原因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一是這安仁、餘幹地處偏僻,居住分散,產生天高皇帝遠的錯覺;二是兩縣賦稅不均,引起紛爭,人們有怨氣;三是出現和官府對抗的情況以後,官府沒能妥善處理,才使百姓積怨日深,犯錯越來越大,以至釀成死罪。

王陽明分析那裏百姓犯罪的原因,還闡述了寬大政策:“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有一言開諭爾。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將十家編為一牌,輪流巡查,有可疑者立即向官府秉報,隱瞞者連坐——著者注),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剿,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為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王陽明全集·別錄九》)王陽明除了闡明政策,還說了他自己的心情,說明為什麼不立即進兵的原因。

此次榜諭之後是不是有平亂軍事行動,沒有記載。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訴諸極端手段,也會有不少人分化出來,減少戰爭阻力。

攻心戰,王陽明用得很多。除了戰前榜諭,在戰爭過程中也廣泛使用,典型例子是征思州、田州兩地。兵至廣西南寧,卻不進發。考慮到廣西連年禍亂,百姓苦不堪言,不忍心再用武力,索性“盡撤調集防守之兵,解散而歸者數萬”(《王陽明全集·年譜三》)。

由於王陽明一貫堅持得民心的策略,又加上親眼看到撤兵,證明朝廷並不是一定要斬盡殺絕,頭目盧蘇、王受領兵來降,思、田不戰而平。孫子認為,“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槍拾僬(僬,jiao第一聲,匆匆意)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一段話,非常明白地闡述最高明的軍隊統帥,應是既不攻破對方的國,不破城,不殺對手的一兵一卒,不需要打就使對手屈服。這是帶兵打仗的最高要求,統帥的最高境界,一般軍隊指揮員都難以達到。王陽明雖然沒有達到這樣高的水平,也夠為後人讚許了。

③靈活機動

戰場上情況的變化非常迅速,而且在諸多方麵呈現出來。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戰略戰術的變化,軍隊情緒的改變,地形、氣候、給養等等情況的改變,都會影響整個戰局,因而,在通常情況下,沒有一成不變的戰略戰術,作戰計劃,人員、武器配備等等,一句話,戰爭是一個高速運行的動態過程,軍隊統帥對此如果認識不充分,不能敏銳地發現新情況新變化,及時采取對策,就會陷入被動,甚至全軍覆沒。孫子兵法強調多變,“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有路為什麼不能走?有敵人為什麼不能打?有城為什麼不能攻?有地為什麼不能爭?有君命為什麼可以不執行?是因為或者情況變了,不能按老計劃辦事;或者潛伏危險。如果看不到這種危險,放棄暫時利益,不采取靈活的戰略戰術,勢必導致失敗。

綜觀王陽明指揮的幾個戰役,靈活、機動策略運用得十分嫻熟。有的是事先考慮到了,有的是在作戰過程中靈活把握,因而始終把握戰爭主動權。

A、沒有君命,也要出兵。

朱宸濠叛亂,王陽明是在沒有得到正德命令的情況下起兵勤王的。曆代王朝軍隊指揮權

都握在皇帝手裏。明代六部中的兵部,隻是個皇帝和軍隊的中間環節。皇帝有用兵意圖,通過兵部,召集內閣大臣商議,有了一致意見,由總兵執行。下麵有緊急情況,必須報給兵部,由兵部秉報皇帝,再由皇帝下旨給兵部,兵部召集內閣大臣商議,拿出意見,再秉報皇帝,由皇帝定奪。不經過這樣的程序,不管是誰調動軍隊,都屬於違背大明律法。明代律法規定“大惡有十”,第一條便是“謀反”。王陽明沒有得到皇帝的命令就起兵,完全有可能被認為是謀反。事實上,朱宸濠就擒於鄱陽湖上,正德親自指揮的監軍張忠、安邊伯許泰以王陽明沒有得到命令就用兵是謀反向正德秉報。幸而正德對這件關係國家安危的特大事件並不糊塗,問張忠、許泰說:“你們怎麼能證明王守仁謀反?”張忠、許泰回答說:“皇上如果召見他,他心裏有鬼,一定不敢來。”正德果然召見王陽明,王陽明心裏沒鬼,馬上動身。張忠、許泰怕事情暴露,派人在路上阻攔,不讓王陽明去南京見正德。王陽明無法申辯,不得已上九華山(今安徽省青陽縣西南,與峨眉山、普陀山、五台山合稱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修道。後來,正德派人了解到這一情況,才解除對他的懷疑。

王陽明為什麼敢冒這樣的風險,原因有四:一是朱宸濠反叛已成為事實,惡跡累累。二是朱宸濠已率軍沿長江南下,如果不及時起兵,一旦攻破安慶,很快抵達南京稱帝,形成南北對峙局麵,將會引起更大內亂。 三是如果按部就班地向正德秉報,由兵部召開相應會議,再派兵遣將,時間拖得太長,為急劇變化的形勢所不許。四是王陽明心地光明,沒有心病,不怕。事實上,在戰事發生之前和戰爭過程之中,都會有若幹變數,無法事事都先請示再辦。能根據情況靈活掌握,是軍隊統帥的重要素質之一。

B 當追則追,當止則止。

王陽明用兵,有窮追不舍的戰例,也有圍而不攻戰例,還有根據變化了的情況,放棄原

作戰計劃的例子,都用得恰到好處。王陽明用計擒池仲容以後,連夜進兵,直搗下浰。下浰雖破,但剩餘勢力奔九連山。九連山在江西南端,與廣東交界,橫亙數百裏,四麵陡絕。雖然對手已經進山,占據險要。但如果遲遲不進兵,讓對手有喘息機會,站住腳跟,要清剿就很難了。王陽明率軍追至崖下,扮做敵軍士模樣混入,內外夾攻,取得徹底勝利。

王陽明平了思州(今武鳴縣)、田州(今田陽縣)民亂,南寧北麵和西北麵平靜了。東北麵有八寨、斷藤峽(疑為大藤峽之誤——著者)農民起義。如果不及時采取行動,用不了多少時候,勢必影響到思田兩地,這樣就前功盡棄。由於王陽明兵不血刃,平了思田兩地,八寨、斷藤峽起義農民毫無防備,是出奇兵最好機會。根據這一特定情況,王陽明果斷地命令來參與平思、田民亂的湖廣兵趁回兵之便,“出其不意,分道征之”。(《王陽明全集·年譜三》)

這是出其不意,乘勝追擊,輕鬆取勝的戰例。

王陽明平南安、贛州左溪、橫水民亂以後,沒有立即進兵桶岡。原因是桶岡地勢險要,雖然有五條路可通,但都有深豁阻隔,得修棧道,架梯子,才可以進入。如果在高處設擂木炮石,攻入難度更大。況且勞師遠征,至桶岡已成強駑之末。根據這一現實情況,王陽明隻在附近屯兵,一麵養精蓄銳,一麵發榜勸諭,說明利害。桶岡頭領願意率眾投降,從橫水、左溪逃到桶岡的軍士堅決反對。一邊要降,一邊反對,一來二去,營寨放鬆警惕,防備不嚴。這時,王陽明指揮人馬,分幾路同時進攻,大獲全勝。

這是圍而不攻,等待時機成熟再用兵的戰例。

第三種情形是改變原來作戰計劃。最典型的例子是王陽明已經調集湖廣、廣西等地人馬,

集結廣西南寧附近,準備進剿南寧西北部和東北部思州、田州民亂。但現實情況是廣西連年兵禍、官吏疲於奔命,民眾饑寒交迫,在這種情況下再用兵,不但失民心,起義軍被逼得無路可走,勢必拚死抵抗,這樣,雙方都要加倍付出代價。王陽明是政治家,一貫體恤民情,相信隻要真心誠意,一定能感動起義農民。他一麵撤除集結駐軍,一麵榜諭,思、田二處頭領盧蘇、王受看到朝廷並不是一定要剿滅他們,把自己捆綁,和大小頭目數百人一起來降。

這是改變作戰計劃獲勝的戰例。

C、用“圍魏救趙”戰術

圍魏救趙,是耳熟能詳的曆史上著名戰例。公元前353年,勢力強大的魏國進攻鄰邦趙

國國都邯鄲。趙是弱國,堅守城池一年,向鄰邦齊國求救。齊威王命田忌為將,孫臏為軍師,率軍救趙。孫臏認為魏國攻趙,兵必精銳,齊國派兵與魏軍硬拚不是好辦法,提出不如攻魏,以解趙危的意見。按他的說法是:“解雜亂紛糾者不控卷,救鬥者不搏撠,批亢搗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孫臏打了幾個比方,意思是說,勸解糾紛不要用拳頭,勸解鬥歐不能用武器,用兵不要與敵人正麵較量,應尋找虛弱之處下手。這樣,從表麵上看,事態好像沒什麼變化,實際上問題解決了。這種戰術,既保全實力,又能收到奇效,用武術術語說,為“四兩搏千斤”。王陽明率軍平濠亂,用的就是這個戰術。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朱宸濠率反明朝軍隊出鄱陽,入長江,抵安慶,王陽明聚勤王官員和軍隊將領商議,大家都認為應該發兵救安慶,阻止朱宸濠南下才是辦法。這是一般用兵者的認識。如果按這種思路行事,即便沒有節外生枝,也會與敵軍發生正麵衝突。敵手一定會死拚以求闖過安慶,定會造成重大傷亡。再說,久江等地已被反明軍隊掌握,如果攻安慶,勢必腹背受敵。王陽明對戰爭形勢作了正確判斷,決定攻打已經空虛的南昌。南昌是朱宸濠的大本營,若知道大本營危急,勢必回軍救援,這樣,就可把朱宸濠反明朝軍隊引回來,再出奇兵埋伏於湖上,不但安慶圍解,還可剿滅反明朱宸濠軍隊。

戰爭的發展完全在王陽明的預料之中,朱宸濠果然率人馬回救南昌,安慶圍解。王陽明沒有就此罷休,一麵派兵進攻南昌,一麵在湖上誘戰,引朱宸濠軍進入埋伏圈。朱宸濠沒有想到會中埋伏,把船連結起來,成為方陣,給敢效死軍士發重賞,拚死突圍。王陽明用火攻船,加上用銃、炮猛攻,被打死和落水而死者無數,朱宸濠被擒。反明軍隊土崩瓦解。

王陽明沒有留下專門軍事著作,更不是職業軍人,他把用兵看作經國濟世的重要內容,

所以,竭盡全力,以至於逝世於征戰途中。戰爭這種怪物,到底應該怎樣理解,應該放在什麼地位才是恰當的,王陽明給後世提供了可貴的參考:為多數人的平安,為國家、民族的平安而戰是值得的,有價值的。此外,都屬於值得質疑之列。曆史進入21世紀,距王陽明所處時代已過了500多年。當今戰爭和500多年前的戰爭已不是一回事。但是,即使使用高度現代化武器,也不能最終解決勝負問題。要最終解決勝負問題,還得靠人的力量,靠步兵,靠每寸土地的爭奪和鞏固,這樣,王陽明的戰略戰術思想又必將成為軍事曆史上的重要一頁。

十二 先進文化探索者和傳播者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同時存在著兩種文化,一種是保守的落後的甚至是反

動的文化,一種是進步的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保守的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文化不斷消亡,進步的民主的革命的文化不斷壯大,以至代替舊文化;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新文化變成了舊文化,又為更具生命力的文化所代替,形成一條生生不息的文化發展長河,這就是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史,也就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王陽明以一生探求所得的“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人皆可以為聖人”等一係列理論,通過講學、研討、撰寫詩文、通信等方式,廣為傳播,培養和造就了一大批文化精英,登上了先進文化探索者和傳播者的曆史舞台。

(一)王陽明是貴州文化開發先驅之一

1、貴州文化的四次大開發

曆史已經證明,中國文化並非以中原文化為中心,南方文化是北方文化大輸出的結果,而是由南北文化大融合大交流,構成了無比燦爛輝煌的中華民族大文化。這種融合和交流,無論是對南方還是對北方,都具有開發、促進的意義和價值。沒有本土文化作為母體,作為接收外來文化的依據,交流、開發不可能實現。交流、開發、促進的結果,母體文化特征依然存在,隻是注入了新的因素,出現了新的特征。

民族文化與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與地域文化相比較,的確存在發展不平衡現象。但這

種不平衡性不是絕對的,並非落後就一切都落後,先進就什麼都先進;而是先進文化中有落後因素,後進文化中有先進成分。比如,北方受儒學影響比較深,南方則自由開放氣氛較濃。就總體而言,少數民族地區醫藥條件較差,醫療水平不高。但就治某些病而言,卻遠遠超出世界水平。例如男女的平衡和控製是世界至今無法解決的難題,而在貴州邊遠地區的一個侗族山寨有一種祖傳秘方,能很有效地控製生男生女。一百多年來,幾乎家家都控製生一男一女,保持男女平衡,被譽為“中國計劃生育第一村”。(見中國人口網2004年7月5日載《中國計劃生育第一村——貴州省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從江縣高增鄉占裏村侗寨》,宋綺霞輯自《中國人口》)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表現在每一個民族每一個地域文化之中,成為文化交流和開發、促進的大前提。

A、貴州第一次文化大開發

貴州文化始於何時,什麼時候開始有文字記載?貴州現有的水文和彝文,哪一種文字最早,其他民族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文字,很難作出肯定的結論。但有兩點是確定無疑的,一是有自己的文化,二是本土文化還比較薄弱。因而,對於貴州來說,文化開發就具有特殊意義和價值。東漢和帝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貴州毋斂(今正安新州鎮,一說為獨山、荔波一帶)青年尹珍,出貴州,入四川,過湖北,至河南洛陽投經學大師許慎門下。於公元107年學成歸裏,在正安州、綏陽等地設館收徒,傳授經學、文字學。尹珍年屆70,還慕學者應奉之名,至武陵郡(今湘西、黔東一帶)師從。不久,召入朝廷,作尚書丞郎,官至荊州刺史。辭官還鄉以後,仍然收徒授業。一生致力於培養人才,開發貴州文化。明清兩代出現“七千舉人,六百進士”文化繁榮景象,與尹珍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B、貴州第二次文化開發

秦始皇統一中國,結束諸侯割據,戰爭頻仍的紛亂局麵,使中國有了和平發展環境。要

求和平、統一,反對戰爭,反對分裂,成了中華民族子孫的共同願望。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雲南仍在元朝梁王的統治之下,不肯投降。朱元璋派兵平梁王以後,為了鞏固他的統治地位,采取幾大措施:在貴州建立軍隊指揮機構,駐紮重兵;改土官為流官,以便統一管理;將西進作戰的大批軍隊留在貴州,亦軍亦民,屯軍屯田;整治驛道,增設驛站,使通往雲南道路暢通;興辦學堂,推廣儒學。

朱元璋采取這幾大措施,目的在於保障雲南不出現反複,確保他的地位。但由於大批北方官兵留在貴州,客觀上使貴州文化格局打破了,出現新的不平衡,對貴州文化發展是一次大促進。朱元璋曾傳旨禮部說:“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雲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理爭鬥之爭,亦安邊之道也。”明朝多次下詔,凡土官應襲子弟,不習儒學,不能承襲官位。明弘治時期,貴州開始設提學副使一職,專管學務。府、州、縣、衛都設了專管教育官員,府衛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府、衛、州、縣均設訓導。據《明實錄》載,從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至正統十四年(1449年)全省共建學堂27處。除了儒學,還建了醫學、陰陽學學堂。(參看貴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貴州省誌·教育誌》第10頁相關內容)

朱元璋實行屯軍屯田政策,重視邊境教育,除了儒學的推廣,還在建築、飲食、酒、服

飾等方麵進行了交流,極大地豐富了貴州文化。

C、貴州第三次文化開發

王陽明貶謫貴州兩年有餘,足跡遍及當時貴陽、龍場、水西等地,留下詩歌129首,散

文26篇,墨跡若幹;親自建龍岡書院,主講貴陽書院,培養人才,出現黔中王學派。如果說,這以前的文化推廣還停留於一般地介紹北方文化,特別是儒學,那麼,王陽明則給貴州帶去研究、批判的態度、學風和獨特成果。貴州學子第一次聽到對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儒學批判的聲音,指出寫在書本裏的東也不全對;見識高揚的人類主體性旗幟,憧憬人皆可以為聖人前景;思索古來大哲人關於“知”與“行”、“格物”與“致知”、“理”、“性”、“心”等命題論述的是與非。同時,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上至上層社會,下至普通百姓。這是一種有巨大生命力和撞擊力的衝擊波。這些成果,是王陽明在貴州兩年多,經曆了生不如死的痛苦、磨礪,苦苦探索之後獲得的,是有了與最底層民眾血肉相連之後才可能有的感悟。他傳播這些寶貴的研究所得,是一種充滿革命性質的文化傳播和開發。

D、貴州第四次文化開發

貴州第四文化大開發始於清光緒年間。貴陽鹽業實業家華聯輝深感於貴州學子買書難,

請人刊刻《六事箴言》、《菜根譚》等典籍分別贈送親友及好學者。華聯輝逝世,其子華之鴻繼承遺誌,耗巨資派人至上海、日本學習印刷技術,購買印刷機器,創建貴陽文通書局。跟著派人學習現代造紙技術,生產高質量紙張,印刷文件、票據、代金券、教科書、文藝作品、科學著作,結束了貴州一無現代印刷技術,二無高質量紙張的曆史。華之鴻任貴州軍政府財政部副部長、官錢局長、銀行總理期間,不但出巨資資助辦學,還親自出任監督,創辦了貴州通省公立中學堂、貴州優級師範選科學堂等,開設語文、數學、物理、化學、曆史、地理等課程,使用現代印刷技術教科書。抗日戰爭全麵爆發,1937年,國民政府從南京遷入重慶,貴州成了抗戰大後方,軍工企業、軍校、大學、民用工廠等紛紛隨之遷入貴州桐梓、湄潭等地。隨著機關、企事業單位的遷入,一大批全國著名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作家、編輯、新聞記者湧入,茅以升、李四光、貝時璋、茅盾、巴金、謝六逸、田漢、徐悲鴻、馬思聰等等,在貴陽工作、講學的著名文化人不下200人,受聘文通書局編輯所工作的專家就有112人。文通書局因而成為當時中國七大書局之一(七大書局為商務、中華、世界、大東、開明、正中、文通)。

經過這四次大開發,貴州逐漸改變封閉、落後狀況。在這四次文化大開發中,王陽明啟

蒙了人的主體意識,張揚了個性解放,扮演了引導貴州由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過渡的重要角色。

(二)王陽明是先進思想、先進文化的傳播者。

利用一切機會,把自己的研究成果,思索所得,用交談、討論、書信往來的方式加以傳播,成了王陽明生活中極為重要的內容。王陽明17歲在江西南昌與江西布政司參議之女諸氏完婚,第二年,偕同夫人諸氏回老家浙江餘姚。21歲參加鄉試,不中,離開餘姚,隨父親王華去京師。一來王陽明體質較差,二來很少與諸氏在一起。蒙冤之後,一直在外煎熬,奔波,既無法與妻子團聚;也沒法侍奉祖父祖母父親母親,自己沒有孩子,至正德十年(1515年),王陽明已44歲,才立他三叔孫子守信的第五個孩子正憲作為繼子。可以說,王陽明的一生都用來做這樣的三件事:①讀書(包括儒學、佛學、道學、禪學),研究聖學,探求真理,傳播研究所得。②平亂(包括平朱宸濠叛亂)③處理政務,靜養。而講學,與朋友、學生討論問題、書信往來,傳播他的思想和看法占了大多數時間。

王陽明的先進思想和先進文化傳播內容有以下幾方麵:

①張揚人的主體性

王陽明的主體性精神是他的思想內核,精神支柱,貫穿他的一生。人皆可以成為聖人,或者說滿街都是聖人,是他最著名的論斷。由於他提出這樣的論斷,王學和傳統儒學就有了重大差別。他爾後的一切努力,所有的研究和探索,都圍繞這一基本點進行。這種極其可貴的思想產生於王陽明少年時代,爾後,他關於“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等一係列論述都因張揚人的主體性而燦爛奪目,因為人類指出一條認識自我價值,擺脫奴性,擺脫思想羈絆而具有永久價值。

②關於對“心”的看法

王陽明一生都追求人怎樣才能成為聖人,尋找人皆可以成為聖人的答案。他追問甚至拷問的結果,答案就在“心”上。他認為,人對世界對人生的看法,全發源於心,受心的支配。要成為聖人,就要在“心”上下功夫。在“心”上下功夫並不複雜,就是要去私欲。去了私欲,心就明亮了,就能對國家盡忠,對父母盡孝,對兄弟友愛,對朋友誠信。王陽明關於“心”的看法,比孟子關於心的看法具有實踐意義和實在性,也是他區別於傳統儒學的重要標誌。

③把俗心改造成為聖心的具體途徑

如何把俗心改造成為聖心,把俗人變成聖人,變成高素質的人,王陽明認為必須首先解決如何獲得正確認識的問題。沒有正確認識,就不可能有明確的努力方向,正確的行動,也就沒有判別正誤的標準。這一方麵,前人已概括地提了出來,即“格物致知”和關於知行關係的看法等。王陽明認為,前人之所以沒能正確闡述這些理論,根本原因在與他們沒有看到問題的關鍵:即有無私欲。不去私欲,就無法正確地實踐(行),無法得到真知,當然,也就無法把俗心改造成為聖心。

王陽明是以嶄新的姿態出現在明中葉思想戰線和文化戰線,以嶄新的麵目出現於世人麵前的。王陽明蒙冤被貶謫期間,生活給了他深刻教育,他所研究的聖學因而有了質的飛躍。首先是對“格物致知”有了新的認識,這種認識,是帶著深刻的實踐意義的,與他年輕時候在庭院裏格竹子求真知有了本質的不同。在貴陽書院講學,和當時貴州提學副使(專管學政的官員)席書討論知行關係,提出知行合一的新看法。開始,這位學識很高的提學副使懷疑他的說法,往返四次,終於“豁然大悟”,說:“聖人之學複睹於今日;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王陽明全集·年譜一》)於是,與另一位提學副使毛應奎一起,負責修葺貴陽書院,親自選拔優秀學生,送王陽明門下求學,他們自己以師長禮節對待王陽明。

那時,王陽明冤屈未雪,席書和毛應奎敢於這樣做,是折服於他的人格魅力和研究所得。

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和黃綰、應良討論實踐與成為聖人的關係問題,提出為什麼聖學久不明?王陽明認根本原因在於不知道要經常去私欲。他打了個很生動的比方,說,聖人之心像明鏡,是容不得一點塵埃的,不必磨刮,也很明亮;一般人的心,就像糊滿汙垢而且剝蝕了的鏡子,得狠狠磨刮一番,把汙垢剝蝕刮幹淨,使它明亮起來。這樣,上麵有了灰塵就容易拂去了。經過平朱宸濠叛亂,張忠、許泰謀反,又有一番感悟,提出致良知的理論,又逼近左右人行為的“心”一步。在這裏,王陽明眼裏的“心”、“性”、“良知”其實是一回事,之所以分開說,不過是便於敘述而已。王陽明把良知比作舵,有了舵,雖遇風險,船也不會沉沒。王陽明說,他這個“良知之說”,是從“百死千難中得來,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隻恐學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種光景玩弄,不落實用功,負此知耳。”(《王陽明全集·年譜二》)

王陽明把恢複良知看作人的最高境界,達到這樣的境界,就具備作聖人的基本條件了。

王陽明傳播先進思想,先進文化,傳播自己研究所得的方式是多種所樣的,聚會、旅遊、講學、個別交談、書信來往全都使用了,而且堅持不懈。

浙江海寧68歲的董澐,來會稽(會稽、越州,均為今浙江紹興)旅遊,聽說王陽明在講學,用拐杖挑著葫蘆、鬥笠來訪。王陽明覺得他不同於一般弟子,同在山水間遊玩,談論大學問。懂沄常常從王陽明的言談中得到教益,樂而忘歸。董澐弟子、朋友們以他年邁,勸他回紹興,他說,我剛剛騎上魚脊,在海裏遨遊;插上翅膀,在空中自由飛翔,怎麼可以再投牢籠之中?由於王陽明提出的一係列理論,向傳統觀點發起挑戰,一些固守傳統,不思改變的人和一些既得利益者十分嫉恨,多方攻擊,甚至上章彈劾。弟子們氣憤,要進行反擊,刑部主事陸澄準備上疏為王陽明辯護,王陽明勸他說,古人說,“無言止謗”,任他說去,久了就沒人說了。況且四方豪傑,都在講學,各執己見,議論紛紛,和人辯論得了這麼多嗎?再說,別人議論,未必就是對我有怨,還以為自己是在保護正確看法哩。王陽明以寬闊的胸襟,兼容的態度對待不同意見,甚至惡意攻擊,體現了一位大師級思想者的氣度。

十三 王陽明是素質教育的先行者

教育是人類生存發展的第一需要,沒有經驗的傳承,知識的傳承,沒有在傳承基礎上的的提高和超越,不要說發展,連生存也不可能。這種傳承、教育的內容極為廣泛,有行為的,口頭的,文字的;有形的,無形的,方方麵麵,都在教育之列。也可分為掌握現有知識和技能以及發現新知識掌握新技能兩大方麵。新知識新技能的發現和掌握,必須建立在充分接受現有知識和經驗的基礎上,沒有這個基礎,一切都將成為空談;但是,接受前人知識的目的是為了應用,為了把知識轉化為能力,為了發現和發展。否則,繼承的結果,隻能維持現狀。

要實現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必須以提高受教育者素質為中心,一切圍繞這個中心進行。我國傳統教育,是很重視提高人的素質的。關於教育宗旨,有記載的最早典籍要算《禮記》,概括起來,無非在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實現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目的。誠意、正心,是每個做學問或者說是受教育者的基本態度,格物致知是學習的必然過程,目的是要修身,提高自己的素質。當然,一部分受教育者成就可能大一些,達到經營好自己家庭的水平,有的達到治理國家的水平,有的水平更高,成就更大,能治理天下。不管達到哪一個檔次,教育的著眼點都必須放在提高人的素質上麵。孔子的“因材施教”主張,就是根據不同的教育對象的實際進行教育、引導,不搞平推,一鍋炒,則是實現素質教育的最佳途徑。

到了宋代,科考製度到了完全成熟階段,素質教育被應試教育所取代。士子們讀書是為了功名及第,為了光耀門庭,封妻蔭子,至於把自己培養成什麼樣的人,降到了無關緊要的地步。王陽明自己雖舉進士,卻是深受其害的。“學者溺於詞章記誦,不複知有身心之學。先生首倡言之,使人先立必為聖人之誌。聞者漸覺興起,有願執贄及門者。至是專誌授徒講學。”(《王陽明全集·年譜一》)當時,應試教育已成時弊,王陽明才毅然開辟新途徑,再舉起素質教育大旗。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王陽明所提倡的素質教育已和傳統的素質教育有了很大不同。這種不同,表現在以下幾方麵:

(一)高舉個性解放大旗

我國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割據,周王朝形同虛設,政出多門,思想也極為活躍。各種見解、思想體係、理論林立,孔子、孟子、荀子、墨子、韓非子、老子、莊子、管子等等都是享譽世界的大師級人物,是我國思想史、學術史上最為光輝燦爛的時期。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原因是多方麵的,但主要的原因是充分地發揮了人的主體作用,是人們對自我價值有一定認識,充分發揮創造能力的結果。

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曆史功績不能抹殺,但出於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用焚書坑儒這樣的極端手段鎮壓知識分子,壓製人的個性,又是不能原諒的錯誤。特別是漢代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被漢武帝采納;董氏進一步提出“天不變,道亦不變”觀點,將統治者神化,皇帝是至高無上,神聖不可侵犯的人物,是上蒼派來統治芸芸眾生的“天子”;提出“三綱五常”(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作為行為規範,將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不合理現實道德化,秩序化,這樣,人的主體性就全部被抹殺了。再通過極力宣傳天命觀,“上智下愚”觀點,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人的主體意識、創造意識被扼殺,創造言論成為異端邪說,教育成了鞏固舊秩序的工具,完全背離了教育在於培養人才的正確軌道。

王陽明所處的時代,正是歐洲文藝複興運動風起雲湧時期。高舉人文主義大旗,反對神權,反對教會,反對一切教條對人們思想的束縛,對人們主體意識的啟蒙起到了巨大作用,影響遍及全世界。

就在這樣的大環境裏,王陽明提出自己要成為聖人,人皆可以為聖人,“滿街都是聖人”的主張,完整地指出一條把自己造就成為聖人的道路,並成為他教育思想的主要支柱,貫穿於整個教學活動之中,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

(二)傳授研究所得,進入素教育的最高境界。

就教育(包括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範圍而言,有文化教育和實踐教育;就環境而言,有社會教育、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就教育手段而言,有示範式、討論式、課堂式;就層次而言,有識字教育、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教育、創造性教育。基礎教育隻能適應人類一般需要,解決一般問題,達到前人水平已屬不易,更沒法進行創造性活動。這類人在人類社會裏占人口大多數,他們每天都在做著極平凡的工作,甚至重複勞動;他們維持著社會的存在,卻無法推動社會前進。隻有他們中的精英才可能突破前人達到的高度,對他們的教育,是高層次的教育。要實現這種教育,首先是教育者有創造性的研究,的確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

盡管王陽明對於人類意識的來源,意識與客觀存在,意識與實踐的關係,怎樣認識人類自身,應該把自己造就成什麼樣的人以及對明代社會的本質及種種矛盾,都還缺乏科學的認識,但他對認知,意識對人言行的作用,特別是對人的主體性,人的價值,人的平等有了超越前人的認識,在尋章摘句,拚湊成文,以求榜上有名,獲得一官半職的大環境裏,對廣大弟子無疑是股清新的風,鮮活的水,溫暖的陽光。王陽明所進行的是以培養創造性人才為目的高層次素質教育,這樣的評價是恰如其分的。

(三)師生關係平等

“師道尊嚴”,是中國傳統教育觀念。在這種觀念指導下,學校教育和教學,師生都處於不平等地位。教師說的就是真理,是聖旨,不可違抗,違抗就是不尊重師長,違反校規,就要受到非難,甚至懲處(包括體罰)。這種不分正誤,沒有是非的一邊倒,導致粗暴教育一度泛濫,其最大惡果是極大地扼殺學生的主體性和創造性,培養奴性。這種情形,科舉盛行的明代是極為嚴重,對門人積極主動地發展和提高極為不利,也與王陽明要把人培養成為聖人的目標相違背。王陽明既沒有貫徹師道尊嚴舊原則,也沒有放棄作為授業者的責任。而是在尊重門人的獨立人格、主體性、個性的前提下進行“傳道授業解惑”的。王陽明沒有撰寫關於教育的專業論文,他的主張全都貫穿在他的教育實踐過程中。

王陽明授徒最大特點是把門人看做朋友,沒有訓誡,更沒有體罰,寓教於樂,寓教於遊覽,寓教於吟詩,寓教於書信往來,寓教於朋友式的感情交流之中。遊覽是王陽明一生的最大愛好,隻要有可能,他就邀約朋友、門人遊覽山水,名勝古跡。被貶謫貴州龍場,鬱悶、貧病交加,他把遊覽大好河山當作消愁解悶、養身、交友和門人探討大學問的大好時機。在龍場,他不僅走遍附近山山水水,去過天生橋(位於修文縣城西北12公裏處),還沿離修文30多公裏的六廣河乘舟前行。主講貴陽書院期間,去過貴陽附近許多地方,來仙洞、南庵(今貴陽甲秀樓處)、太子橋、二橋、郊園等地。正德七年(1512年),王陽明升太仆寺少卿,協助管寺廟、朝廷皇室進香一類的事,趁閑暇回到家鄉。第二年五月,謝絕親友的挽留,和妹婿徐愛等人從浙江上虞縣入四明(浙江寧波府別稱),看白水(白水位於浙江餘姚西南麵,四明山麓),尋找龍溪源頭,登杖錫山,至雪竇山,上千丈岩(均位於浙江上虞、嵊縣、餘姚、寧波府之間),以望天姆山(浙江天台縣西麵,近臨嵊縣西南剡溪)、華頂山。傳說登山人聽到仙人天姆唱歌,因而得名。黃綰沒能如約前往,王陽明返回餘姚的時候,寫信給他,表示惋惜,王陽明回信說:“這次出遊,雖然有所進益,但沒有大發現。最牽掛的是你黃宗賢(即黃綰)沒能同往。後輩做學問的不良習慣太深,雖然本質不錯,但消磨得差不多了。這種事(指大進益)就像淘沙,隻要堅持不懈,總會淘出金來的,隻是眼下沒有發現罷了。”表麵上看王陽明是為遊覽山水,實際上是想提高徐愛和黃綰的知識水平。“蓋先生點化同誌,多得登遊山水間也。”這是王陽明朋友和弟子們對他傳授知識,培養人才靈活機動的普遍看法。(參看《王陽明全集·年譜一》)。

王陽明對門人感情之深,在他詩作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在《諸生》一詩中說:“人生多離別,佳會難再遇。如何百裏來,三宿便辭去?”,想想過去師生在一起的日子,溫馨猶存。“不念南寺時,寒江雪將暮?不記西園日,桃花夾川路?相去倏幾月,秋風落高樹。”轉眼又是秋天了。“富貴猶塵沙,浮名亦飛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攜書來,茅堂好同住。”王陽明見到門人,猶如見到久違至愛親朋。在這樣的情況下,交流觀點、看法就非常容易了。

(四)不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學生

王陽明不但勤於研究,勤於思考,更重要的是還勤於驗證。他悟出的新道理,不急於

肯定,一定要再三驗證,認定無誤,才開始向門人傳授。王陽明由兵部主事貶至龍場,生活異常艱難。能否麵對厄運,走出困境,他認為“心”是關鍵。他將悟出的這個道理,和《五經》中的言論相對照,全都吻合,“胸中灑灑”,證明自己的看法沒有錯,才向門人傳授。王陽明把“格物致知”、“知行合一”、“致良知”、“心即理”等理論的關緊處是“心”,心無私欲之蔽,就可以獲得真知,達到盡性,即達到聖人的最高境界的道理反反複複地給門人說,門人多次想他提出各種各樣的疑問,他始終堅持以理服人,直到對方完全明白才罷。徐愛是他的妹婿,也是他的門人,他沒有弄明白王陽明關於“知行合一”的見解,提出來請教,王陽明說:“你試舉例看看。”徐愛說:“如今人們已經知道對父母要孝,對弟弟要愛護,卻沒能做到,知和行分明是兩回事。”王陽明解說:理論上知道了卻不能去實行的原因是被“私欲”阻礙了。有了私欲,就是知道對父母應當孝順也不盡孝,對弟弟應當愛護也不愛護。還舉出《大學》中的“如好好色,如惡惡臭”為例,進行解釋。就像不喜歡很臭的東西,是因為知道它臭;喜歡好看的東西,是因為知道它美一樣。

我國教育的總目標是要通過全麵推進素質教育,努力提高國民素質,培養具有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適應21世紀現代化建設需要的社會主義新人,這一指導思想與王陽明的教育思想有許多共同之處,因而有很高借鑒價值。

中國古代教育和外國古代教育相似,其方式是師徒傳授、口授。這兩種方式,在工廠、手工藝人、演藝界至今仍廣泛使用。這種教育方式的特點是:學生少,程度差不多;不需要集中授課,可利用各種場合各種機會進行;綜合使用提問、發問、討論、講解、答疑、通信、作詩詞作文等形式;針對性強,便於有的放矢。到明代,書院越來越多,學校教育有了很大發展。但主要還是采取個別麵授的方式。班級式的課堂教學,近代才普遍采用。

王陽明基本上采取個別麵授的方式,他用這一方式,取得了巨大成就。

(五)豐碩的教育成果

作過王陽明弟子,有稽可查的200多人(另列名單於後),聽過他講授的不下千人,他們分布在文化界、政界、軍界、教育界,做出貢獻的,難以勝計。其中,徐階成為少師,黃綰、朱衡成為尚書;歐陽德、陳文德成為翰林院編修;錢德洪、王畿成為進士等,有史料記載。

王陽明逝世以後,明廷部分官員、門人為繼承他的事業,宣傳他的思想、觀點、主張,紀念他的功績,緬懷他對地方對人民的好處,在江西、貴州、湖廣、福建、廣西、廣東、浙江等地建書院、專祠36座。由門人鄒守益、錢德洪、南大吉、薛侃、黃綰、羅洪先、王畿、胡鬆、王宗沐等人撰寫、考訂、刊刻王陽明年譜、文錄、傳習錄,傳播於世。張壹民、胡儼、戚瀾、魏瀚撰寫家譜,有王陽明高曾祖王綱、曾祖父王與準、祖父王倫、父親王華傳略,陸深寫王華行狀,黃綰寫王陽明行狀,記敘父子倆一生業績。楊一清還為王陽明撰寫墓誌銘。至於撰寫紀念性文章,則難以計數。

我國曆史上著名教育家眾多,能像王陽明這樣在思想領域和學術領域有重大突破,又被廣大門人尊崇的教育大家並不多見。

列王陽明有稽可查的門人名單於下:

徐愛、鄒守益、錢德洪、南大吉、王畿、王艮、黃宗明、薛侃、陸澄、穆孔暉、鄭一初、方獻科、王道、梁穀、萬潮、陳鼎、唐鵬、路迎、孫瑚、魏廷霖、蕭鳴鳳、林達、陳洸、梁焯、何廷仁、楊驥、郭治、周仲、周衝、周魁、郭持平、袁夢麟、王舜鵬、王學益、餘光、黃槐密、黃鎣、吳倫、陳稷劉、魯扶黻、吳鶴、薛宗銓、歐陽昱、周積、黃綰、應良、朱節、馬明衡、季本、許相卿、王激、彭一之、郭慶、鄭騮、何鰲、欒惠、劉曉、陳傑、白說、諸偁、冀元亨、陳文學、葉梧、湯哻、陳九川、夏良勝、萬潮、魏良弻、歐陽德、李遂、舒芬、裘衍、王臣、魏良政、良器、鍾文奎、吳子金、董沄、王汝中、楊思臣、元材、徐樾、張士賢、桂杌、彭簪、王劍、劉陽、歐陽瑜、黃洪、李珙、範引年、柴鳳、林春、戚賢、沈謐、林大欽、朱衡、王惟賢、傅頤、薛僑、管州、何廷仁、劉暘、蕭(王翏)、楊汝榮、楊紹芳、楊仕鳴、薛宗鎧、黃夢星、孟源、曾忭、黃弘綱、劉邦采、劉文敏、劉子和、劉肇袞、尹一仁、王修、徐霈、林文夔(王夔)、柴惟道、徐天民、王之弼、徐惟緝、王之京、王念偉、徐用檢、唐汝禮、趙時崇、趙誌皐、聞人詮、江□□(原文如此)、柯喬、程文德、楊名、夏淳、孫陞、吳仁、孫應奎、周於德、錢大經、應揚、穀鍾秀、王正心、正思、俞大本、錢德、周仲實、潘槐、魏良佐、洪先、良貴、傅默、吳悌、陳介、徐階、曾孔化、賀鈞、周祉、王時椿、時槐、陳嘉謨、葉天秩、徐珊、蔣信、唐愈賢、朱衡、劉道、劉弼、劉峴、王舜韶、吳文惠、劉中虛、陳大倫、鄧魯、駱堯知、胡直、王城、劉應奎、鍾大賓、莫如德、張昂、周賢宣、趙大河、彭若思、彭適、袁端化、王襞、徐大經、陳三謨、方獻夫、劉侯、程尚寧、何性之、張元沖、周怡、貢安國、梅守德、沈寵、餘珊、徐大行、胡鬆、王宗沐、張壹民、戚瀾、魏瀚。

十四 王陽明的文學成就

王陽明的一生,可說是在忙碌、奔波和緊張之中度過的。他的文學創作,大多數是在偷閑外出旅遊,和門人在一起交談以及在途程中所作。如果從他11歲初露頭角算起,46個春秋,有稽可查的就寫了包括散文、詩歌、賦513篇(首),數量可觀。對於明代文學,一般研究家認為,其文學主張是擬古主義,文必秦漢,詩必盛唐,代表人物為前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並稱,以李夢陽和何景明為領袖)和後七子(李攀龍、王世貞、謝榛、宗臣、梁有譽,徐中行和吳國倫並稱,以李攀龍和王世貞為領袖),王陽明與前七子為同時代人,卻不包括他的文學創作。譚家健在《中國古代散文史稿》中對其散文作了評述:“他的散文,雅健沉雄,能獨抒胸臆,如《瘞旅文》,寫於貶謫貴州龍場丞途中(應為到貴州龍場以後一年左右——本書著者),他埋葬了客死異鄉的小吏(應為吏目——本書著者)及其仆從(應為一子一仆——本書著者),同情這位小職員的不幸。由於處境相同,故借機傾吐自己的不幸,是情文並茂之作。”“又有《象祠記》。象乃舜之弟,大壞蛋,為什麼人們建祠紀念他呢?王守仁的解釋是,象後來為舜所感化,改過從善了。文章的主旨是相信人性本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立意甚高而新,而比蘇軾等人的史論,更有益於教化,更富於哲理。”(譚家健著:《中國古代散文史稿》第456頁——457頁,重慶出版社2006年出版)。

怎樣看《象祠記》,還可以再討論,但對王陽明散文的評價還是公允的。也許因為王陽明其他方麵的成就把文學成就掩蓋了,在現有文學典籍中,除了清人吳楚材、吳調侯編的《古文觀止》編入他的《尊經閣記》、《象祠記》、《瘞旅文》三篇散文,陳柱的《中國散文史》提到他散文創作,而獨樹一幟的詩、賦,隻有1988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有專門條文評述。條文中說:“王守仁能看到明王朝‘波頹風靡’的社會危機,親自感受到‘沉屙積萎’的種種弊病,所以他的不少詩歌對此都有所表現和揭露。”“他自成一體,獨抒胸臆,形成秀逸自然的詩風。”(《中國大百科全書》第920頁——第92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年出版)雖說評述不夠全麵,太簡約,還算比較比較公平。

怎樣看王陽明的文學創作?需要重新作出評價。

(一)王陽明詩文多角度反映了明代社會生活,對明中葉社會具有不可替代的認識意義。

首先是王陽明一生的特殊經曆,見證了皇帝正德的窮奢極欲,朝中混亂,閹宦劉瑾的專權,忠臣良將慘遭殺害的現實;見證了皇室的兩次內訌(安化王朱寘璠和寧王朱宸濠的反叛),無處不在的貪汙腐敗;見證了農民的艱難困苦生活:更重要的是他自己由上層社會掉到最底層,親身經曆、感受最底層人的生活,見證他們的生存狀態,感受他們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與一般沒有和窮苦人共過呼吸,同過命運的上層社會圈子裏的作家、詩人有很大不同。不可忽視的是他從少年起就立下自己作聖人的鴻鵠誌,後來又希望更多的人能成為聖人,並為實現這宏偉目標奮鬥一生的人,遭遇這樣的大磨大難,對社會對人生的看法就更加透徹。這樣複雜的人生經曆和感情經曆,在詩文中都有反映。不管是直接描寫或者曲折表現,都具有相當感染力和震撼力。

1、描寫社會的黑暗,人民的疾苦。

江西、福建、廣東、廣西、湖廣幾省邊境,是王陽明接觸很多的地方,特別是江西,呆的時間更長,付出辛勞更多,那裏澇災、旱災不斷,兵、匪頻仍,流民作亂,貪官汙吏搜刮民財,民眾生活特別艱難。王陽明奉命在南安、贛州、汀州、彰州平亂,增加了民眾的痛苦。平寧王朱宸濠叛亂之後,王陽明飽受張忠、許泰一夥的讒害,不得不暫回江西南昌。王陽明《紀夢》一詩,曲折地描寫了明代中葉忠臣被冤死,惡人得勢的現實。詩中寫的內容包含這樣一段曆史:

王敦,生於公元266年,死於公元324年,東晉大臣。後來西晉亡,王敦和堂弟王導等擁護司馬睿建立東晉政權,王敦進大將軍,荊州牧,重兵在握。司馬睿怕王氏勢力過大難以控製,有意識進行抑製。王敦怨恨,於公元322起兵攻入建康(今南京),殺刁協、戴淵等人,回軍駐紮在武昌(今湖北鄂城),謀劃奪取東晉政權。公元324年,明帝下令征討,王敦再次起兵。這時,王敦已病。王導立即為王敦舉哀,說他已死。群臣聽說,都提高了滅王敦的勇氣和信心。晉明帝派軍征討,王敦自己死於軍中,叛亂平息。詩中提到的郭景純(郭璞),為晉文學家,博學,善於卜巫。被王敦任為記室參軍。王敦謀反時,命其卜算是否能取勝,郭璞說:“不能。”王敦又問:“我還能活多久?”郭璞說:“難說。”郭璞與朝中溫嶠等人交厚,此次率軍征討王敦的又是溫嶠等人,於是,王敦懷疑郭璞是內奸,將他殺掉。平王敦後,王導官運亨通,提為太保。正史所記敘的,王敦是亂臣,王導才是擁護晉朝的忠臣。詩中寫郭璞托夢給王陽明,告訴王陽明的卻不是這樣一回事。王陽明在短序中說:“忽夢晉臣郭景純氏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奸,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知王導實陰主之。”“今距景純若幹年矣,非有實惡深冤鬱結而未暴,寧有數千載之下尚懷憤不平若是者耶?”王陽明在詩中將王導的奸毒形象描繪得入木三分。“敦病已篤事已去,臨哭嫁禍還賣敦。事成同享帝王貴,事敗乃為顧命臣。”(王陽明全集·外集二))

王陽明在詩中說得很清楚,王導才是個陰險毒辣的人,除掉王敦他有大功,除不掉他“大義滅親”,也能作顧命大臣。至於郭璞,才是真正被冤死的忠臣。

王陽明的這首詩,曲曲折折地反映了他冒險率軍勤王,捉拿朱宸濠,反被誣陷這一段遭遇。

《觀傀儡次韻》一首,是借寫觀看傀儡表演,揭露明廷明爭暗鬥的詩。“處處相逢是戲場,何須傀儡夜登堂?繁華過眼三更促,名利牽人一線長。稚子自應爭詫說,矮人亦複浪悲傷。本來麵目還誰識?且向樽前學楚狂(《廬山謠寄盧侍禦虛舟》一詩中有“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詩句,李白自比“楚狂”)。”一方麵,王陽明在詩中無情地揭露明代極不正常的人際關係,“世風日偷”,一方麵表現了他鄙薄齷齪小人的心情。

王陽明在貴州、江西、福建、廣西、廣東等地和老百姓都有很多接觸,老百姓的苦難,在他的詩文中有不少反映。詩《立春二首》中的第二首有這樣的詩句:“天涯霜雪歎春遲,春到天涯思轉悲。破屋多時空杼軸,東風無力起瘡痍。”在詩人眼裏,春天雖好,卻不能帶給人溫暖和希望,原因是“莫訝春盤斷生菜,人間菜色正離仳(pi,第二聲)。”新菜還沒長成,就被人掐去充饑,田野依然瘡痍滿目。

這些描寫,隻能出自和現實生活有密切接觸,對生活感受深刻的詩人手裏。而那些關在書齋裏的詩人,隻能寫些不痛不癢的,供人消遣的無聊之作。

2、抒寫詩人自己的不幸遭遇

嚴格地說來,人生財富並不表現為金錢。有了金錢,如果不用在恰當的地方,反倒成為禍水。也不都是有利條件。一個人養尊處優,一旦受到挫折,便難以應對。人生並無平坦道路可走,所以,遭遇挫折,遭遇失敗,經曆必要的鍛煉,是不易被認識的隱形財富,是人生的一種必須。對這一點,孟軻的說法非常深刻。“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章句下》)王陽明身處逆境,嚐盡酸甜苦辣,從逆境中走出來,和一般文人有了很大不同,寫他這部分生活的詩文特別能打動人。

王陽明的不幸遭遇,是明代動蕩社會生活的產物;他的追求和理想,代表了明代覺悟了的知識分子,思想家和哲人的追求和理想。對於他的命運,他的感情世界的描寫,能多方麵地折射明代社會生活若幹本質方麵。王陽明的抒懷詩文大約分為幾種類型:

A、抒發自己的雄心壯誌

王陽明是明中葉覺悟了的知識分子,要自己成為聖人。這樣的胸襟,在詩裏有過突出表現。他11歲的時候,跟隨祖父竹軒翁北上,過金山寺,他一定要下船去看看。趁爺爺與客人一起飲酒、吟詩的機會,吟了一首。

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台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

他初露頭角,已透露作者與一般孩子的不同氣質:眼界高遠,灑脫不凡。接著一首,就語驚四座了。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小小年紀,能把事物放在比較中去認識,動態中去考察,想象力如此豐富,為一般孩子所不及。《李白祠二首》中第二首,表麵似乎在寫李白的不得誌,實際上是在寫自己壯誌難酬,“回首蒼茫外,青山感慨中”,一片惆悵,霧一般掩麵而來。至《登泰山五首》中的第五首,表現出來的情緒就不僅不滿,而且極無奈。“世人聞予言,不笑即籲怪;吾亦不強語,惟複笑相待。魯叟不可作,此意聊自快。”世人不理解他的雄心壯誌,不理解他提倡的聖學,由此造成的鬱悶,溢於言表。

蒙冤貶謫至龍場,貧病交加。在這種情況下,王陽明還以堯舜為榜樣,平靜地麵對。“緬懷黃唐化,略稱茅茨跡。”(《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由於王陽明時刻以聖人的標準要求自己,有一定精神準備,在龍場這樣的逆境中,才沒有完全喪失希望,頑強地支撐過來。

王陽明一心把自己磨礪成聖人,此誌始終如一。哪怕為朝廷平了濠亂,有效地製止了國家分裂,建了大功,反被誣陷,可謂委屈已極,他也沒有動搖過。晚年,他在《中秋》一詩中,坦露了清白一生的襟懷:“無心自有光明月,千古團圓永無缺。山河大地擁清輝,賞心何必中秋節?”他的心無時不光明,並不是隻有中秋節才如此。難怪他臨終時告訴弟子周積說:“此生光明,亦複何言?”

B、記寫人生重大轉折

在封建社會裏,作為正直的有追求的知識分子的遭遇,王陽明極具典型性。王陽明的詩文,從兩方麵描寫了他這一人生曆程。

一是寫他被權閹迫害。二是寫他在生活最底層接受洗禮的過程。

王陽明上疏為戴銑、薄彥徽二人申辯,被在朝廷上當眾杖責四十,下錦衣衛獄,既受莫大屈辱,又無可奈何,在賦《咎言》中作了描述:“何玄夜之漫漫兮,悄予懷之獨結。嚴霜下而增寒兮,皦明月之在隙。風呶呶以憎木兮,鳥驚呼而未息。”極寫他自己心情難寧。“夜展轉而九起兮,沾予襟之如泗。”自己一片忠心,卻無人理解。“何天高之冥冥兮,孰察予之衷?”

一心為國,一心為明朝而被冤屈,在明代政治黑暗,權閹橫行的時候,忠臣良將的命運與王陽明大同小異。寫在獄中的這部分詩,代表了他們的心聲。

寫得最讓人回腸蕩氣的要算《瘞旅文》了。

王陽明到龍場一段時間,境況雖有所改變,但看不到半點光明前途,心情依然極其鬱悶。不期碰上從京師到貴州某地赴任的吏目及吏目的兒子、仆人,投宿苗家。這一情形,王陽明是隔著籬笆看見的,想問問北方的情況,因天黑陰雨,沒有問成。第二天派人去問,三人已經離開。卻沒想到快到中午的時候,有人從離龍場20多華裏的蜈蚣坡來,說一老人死於坡下,兩個年輕人在一旁哭得很傷心。王陽明說:“死的肯定是吏目了。”第二天,又有人回來說,坡下有屍首三具。王陽明念及從北方來的這三人客死異鄉,暴屍荒野,叫上隨他到龍場來的兩個童子一起,拿撮箕、鋤頭前去埋了,並殺雞帶飯,分三份供於靈前。祭奠以後,王陽明作歌,真可謂字字痛徹肺腑。

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以恫!

表麵上看,似乎說既是遊子,哪裏不能為家?實際不過是以此安慰三亡靈而已,比訴說一番流離之苦更為深沉。但既已客死,王陽明接著說三亡靈可以安心於此的緣由:

……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爾子仆來從予兮。吾與爾遨以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噓唏兮。吾苟獲生歸兮,爾子爾仆尚爾隨兮,無以無侶悲兮。道旁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飱風飲露,無爾饑兮;朝友糜鹿,暮猿與棲。爾安爾居兮,無為厲於茲墟兮!

王陽明說自己生死未卜,假如和他們一樣沒法走出龍場,希望能來和他一起,乘神獸拉的車,遨遊太空,遙望家鄉而慨歎;假若有幸能離開此地,你們也不必悲傷。從中土流放到這裏,死的人很多,可以為伴。結尾處特別囑咐:你們有風可餐,有露可飲;可以和糜鹿為伴,和猿住在一起,千萬別驚擾了這裏的老百姓。王陽明無法與死者對話,隻能讓悲愴之情,如江河瀉下。不是詩人本身有這樣的經曆,不可能寫出這樣的人生體驗。和坐在亭子裏吟詩作賦根本不同,是王陽明詩文特別動人之處。《瘞旅文》中的悲愴情緒,在他整個作品中表現得相當突出,構成他作品深沉、莊嚴的主調。

第二類是作為出身上層社會知識分子在生活最底層接受心靈洗禮的記錄。這類作品,主要寫於兩個階段,一是在龍場的兩年半,再是輾轉江西、廣西、福建、廣東等地。對王陽明來說,在貴州龍場的兩年半時間,是他一生中的關鍵時期。

王陽明寫他不幸遭遇的詩歌創作是從下獄開始的,他在控製森嚴的錦衣衛獄裏度過最難熬的一段時間,第一次體味非人的生活。“幽室魍魎生,不寐知夜永。驚風起林木,驟若波浪洶。”(《獄中詩十四首·不寐》)

王陽明赴謫經湖南入貴州,聽說一婦女被丈夫遺棄,無處可去,獨居山裏,“餘聞其事而悲之,為作去婦歎。”可以說,對下層人的疾苦,第一次有所了解,觸動頗深。古人喜歡把君王比作丈夫,把自己比作妻子,被君王棄用,猶如婦女被丈夫遺棄一般。王陽明對明王朝可謂忠心耿耿,結果被冤屈。聽說這件事,即一連寫下五首,是事有因的。

王陽明走走停停,逾時三月有餘,饑勞貧病,至龍場卻無棲身之處,隻能紮還沒有肩頭高的草棚暫住,他的人生落差到了極限。但他勇敢地麵對了,並沒有因此絕望。“草庵不及肩,旅倦體方適。開棘自成籬,土階漫無極。迎風亦蕭疏,漏雨易補緝。靈瀨響朝湍,深林凝暮色。”他第一次感受到有個棲身之地的重要,同時發現草棚也有不少可取之處。不僅如此,他還以堯舜為榜樣,得到了精神慰藉。

王陽明貶謫龍場,劉瑾意在置他於死地。什麼時候能雪冤屈,能離開這個完全陌生、謀生不易的地方?難以預計。他很明白,要在龍場生存下去,以期日後有經國濟世的機會,必須學會農業生產,才能滿足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他不可能像有勞動能力的人那樣從事農事,但畢竟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對他來說,就是個了不起的進步。在《觀稼》一詩中,王陽明描述了他對農事的初步了解。借寫田園風光發泄對現實的不滿,在中國古詩、詞、賦中比比皆是,但將農業生產經驗當作詩來寫,而且寫得這麼細,這麼真實,王陽明是第一位。

下田既宜稌(tu,第二聲,稻),高田亦宜稷。種蔬須土疏,種蕷須土濕。寒多不實秀,暑多有螟螣(te,第四聲,吃苗小青蟲)。去草不厭頻,耘禾不厭密。物理既可玩,化機還默識;即是參讚功,毋為輕稼穡。

經過觀察,王陽明悟出世間萬事萬物都有它們發生發展和變化的道理,農事同樣如此,告誡人們,千萬別小看了。對王陽明來說,這是個了不起的領悟。

如果說,在《觀稼》中主要是寫王陽明觀察農事,和實實在在動手尚有距離,那麼,《采蕨》一詩則既寫了王陽明親自上山采蕨,同時寫了思鄉之苦。“采蕨西山下,扳援陟崔嵬。遊子望鄉國,淚下心如摧。”

《采蕨》一首,寫采蕨本身實感不多,《采薪》則有了另一番感受。拾了薪,汲了水,感受了淒風霜露,才明白要有所收獲,必須付出辛苦,“薪水良獨勞,不愧食吾力。”

經曆了這樣的磨煉,心胸逐漸開朗,流露一種既來之則安之的樂觀情緒,這種情緒,成了他生活、研究、授徒的重要支撐力量。同時,對他後期詩歌的人民性和對明代汙濁社會的揭露、鞭撻有很大影響。或者說,以後的詩文創作的價值之所以不可低估,能從這一段坎坷經曆裏找到基因。

C、記寫師生情誼

古代詩歌、散文作品中,寫政治、軍事、旅遊、田園、月亮、朋友情、異性情的隨處可見,但是,像王陽明用那麼多文字寫師生情誼的文學家則不多見。這和他一生的遭遇和追求有極大關係。一是在他最困難的時候,是門徒們給了他支持、安慰和力量,得以度過預想不到的難關;二是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是門徒們挺身而出(如朱宸濠反,在上無皇帝命令,下無兵力情況下,得力於地方官員和門徒的幫助,快速調動兵力勤王);三,門徒們是他研究所得的接受者,宣傳者。他們既是他的門人,又是他的朋友。在生活中支持他,關心他,照顧他。“門生頗群集,樽斝(zun,第一聲,jia,第三聲。均為古代酒具。)亦時展。講習性所樂,記問複懷靦(mian,第三聲)”。王陽明雖然學富五車,卻很謙謹,認為自己不夠為人師資格,不過是喜愛講習學問而已,把自己放在和門人完全平等的地位。

在《諸生夜坐》一詩中,寫和門徒們一起生活的情景,妙趣橫生。

……草際見數騎,取徑如想求;漸近識顏麵,隔樹停鳴騶;投轡雁騖進,攜榼(ke,第一聲,酒具)各有羞(同饈);分席夜堂坐,絳蠟清樽浮;鳴琴複散帙(zhi,第四聲,有套的線裝書),壺矢交觥籌。夜弄溪上月,曉陟林間丘。村翁或招飲,洞客偕探幽。講習有真樂,談笑無俗流……

他的詩,勾畫了這樣一幅畫麵:門人騎馬前來,魚貫而入。他們各自帶了酒菜,用箭投壺賭輸贏,誰輸誰喝酒。晚上,到溪旁賞月;早上,爬林間小丘遊覽。有時村裏老翁還邀去喝酒,於是,便一同前往。師生平等,有說有笑,卻不庸俗。有了這樣的師生情誼,還有什麼鬱悶不能忘懷?

王陽明回到紹興,寫的《山中示諸生五首》、《坐忘言岩問二三子》、《江施二生與醫官陶野冒雨登山人多笑之戲作歌》、《遊通天岩示鄒陳二子》、《登香爐峰次蘿石韻》(董蘿石曾拜王陽明為師)、《示諸生三首》、《別諸生》等,都屬這一類。

詩中表現的不僅是師生情誼,更是朋友的情誼,這種情形,在古代文學作品中是極少見的。

3、描寫山水田園風光

王陽明文學創作取得如此巨大成就,和他飽覽祖國大好河山,酷愛接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見多識廣有直接聯係。王陽明不僅喜歡遊覽名勝,還喜歡遊覽普通山水,田園。王陽明體質孱弱,長年咯血,腹瀉,不但精神需要調養,身體也需要調養,遊覽對兩者都有極大好處。同時,常常有朋友和門人同往,又是王陽明傳道授業,一同討論大學問的好機會。王陽明記寫遊覽的詩文,計兩百餘首(篇),占三分之一強。王陽明的詩文,幾乎沒有純粹的風景描寫,全都帶上濃厚的主觀情緒,這種情緒,又與他人生坎坷,報國無門有關,這是王陽明記寫遊覽作品的一大特點。他在龍場時,在何陋軒前麵建一亭,王陽明為亭作記,並命名為“君子亭”,在文中說:

……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節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宜,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然,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洙、泗(今山東曲阜洙水、泗水之間,為當年孔子收徒授業之地)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後,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

這哪裏是寫亭記,分明是將竹的品質比喻自己,警醒自己,和前麵說到的《象祠記》,寫的更不是象祠本身,而是在宣傳他的哲學觀一樣。

王陽明借寫山水,寄寓自己的不幸遭遇,思鄉,憧憬有朝一日能施展抱負的詩不少。赴謫進入貴州,過興隆衛(治所在今黃平縣城)時,在壁頭上留下一首詩:

山城高先見樓台,野戍參差暮角摧。貴竹路從峰頂入,夜郎人自日邊來。鶯花夾道驚春老,雉堞連雲向晚開。尺素累題還累擲,衡南那有雁飛回?

這首詩,給讀者描畫了一幅貴州山地景象:山城城樓,峰間小路,遠離家鄉謫人……思鄉而又無法傳信,隻好寫了又丟棄,丟棄又寫……不用多說,已夠讓人心酸。

王陽明筆下的山水,許多是名不見經傳的,但有遊興;甚至多次登臨,興致不減。31歲時,因病離開京師,暫去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一職,回紹興養病。登紹興牛峰寺,興致盎然。

洞門春藹蔽深鬆,飛磴纏空轉石峰。猛虎踞厓如出柙(xia,第二聲,虎籠),斷螭蟠頂訝懸鍾。金城絳闕應無處,翠碧丹書尚有蹤。天下名區皆一到,此山殊不厭來重。

作者在詩中極力畫出一幅奇妙景致:古鬆,霧靄,寺門,朦朦朧朧;接天石級,繞著石峰;崖間巨石,如出籠猛虎;頂上禿龍般的石頭,鍾一樣懸著。詩人的感受是天下名勝去了不少,這裏卻是再來也不枉然。詩人漸遊漸忘我,恍若身處仙境,不思還家。

人間酷暑避不得,清風都在深山中。池邊一坐即三日,忽見岩頭碧樹紅。

兩到浮峰(即牛峰)興轉劇,醉眠三日不知還。眼前風景色色異,惟有人聲似世間。

如此清秀、雋永的詩,王陽明寫了不少,成了他鬱悶、憂患、深沉詩風的補充。

4、友人互贈

王陽明喜歡交友,作詩互贈,切磋大學問,互相勉勵,成為交友的主要內容,也是中國文人相交的基本特點。在王陽明互贈詩裏,一類贈給親人。王陽明居家時候不多,行孝、撫養以及家庭瑣事一概由弟弟王守儉料理,因而寫給守儉的詩文占了一定比例。弘治十八年(1505年),王陽明34歲,在京師,寫了《憶諸弟》詩。夢裏在家鄉,醒來卻身處異地,心下悵然。長年在外奔波,萌發歸隱情緒。

久別龍山雲,時夢龍山雨。覺來枕簟(dian,第四聲,坐臥用的竹席)涼,諸弟在何許?終年走風塵,何似山中住。百歲如轉蓬,拂衣從此去。

王陽明蒙冤以後,寫不少別友、思友、答友詩文,《別友獄中》,抒寫了“講誦未能輟”的情誼。王陽明好友汪抑之,舉進士,授編修,赴謫前,汪抑之有詩相贈,王陽明以詩作答。

北風春尚號,浮雲正南馳。風雲一相失,各在天一涯。客子懷往路,起視明星稀;驅車赴長阪,迢迢入嵐霏。旅途蒼山底,霧雨昏朝彌。間關不足道,嗟此白日微。切磋懷良友,願言毋心違。

時間雖已是春天,但北風呼號。王陽明就在這時要告別好友,踏上赴謫途程,吉凶未卜,心緒難平。要說的話很多,最重要的是兩人的心不要背離。

王陽明在《贈陽伯》詩中,談了他做大學問的感悟:“大道即人心,萬古未嚐改。”這種看法,不但始終堅持,後來還有發展。

和其他類型的詩一樣,王陽明贈友、和友、次韻詩作不少。但都是有感而作,既非出於禮節性應和,更不是無病呻吟。內容厚實,深沉,是王陽明詩文的共性。

(二)王陽明詩文的藝術成就

1、真誠感人

王陽明的文學創作,寫自己獄中生活,赴謫途中見聞;寫在底層受磨礪,寫別友、思鄉,寫師生深厚情誼,記錄了他心的曆程,不幸遭遇,他的追求,對底層人民的情感,對國家的深情,寫他的感悟,內容深厚而感人。即使寫山河田園風光,也給人一種沉甸甸的感覺。《老檜》一詩,是在龍場期間寫成的,表現了這樣的特點。

老檜斜生古驛傍(傍,通旁,臨近意),客來係馬解衣裳。託(即托)根非所還憐爾,直幹不撓終異常。風雪凜然成節概,刮摩聊爾見(現)文章(紋理)。何當移植山林下,偃蹇(升高)從渠(從容)拂漢蒼。

這棵老檜生在道旁,飽受過往客人的折磨,以至皮破,現出紋理。如果有一天能離開這個惡劣的環境,這棵飽經磨難的老檜就會重獲生機,長成參天大樹。這哪裏是在寫古道旁的老樹,分明是寫自己的感慨。

王陽明授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南安、贛州、汀州、漳州,與當地官兵一起,平了民亂,但仍然危機四伏,王陽明心下不安,《桶岡和邢太守(邢珣)韻二首》表現了這種憂心:

處處山田盡入佘(刀耕火種的田土),可憐黎庶半無家。興師正為民痍甚,陟險寧辭鳥道斜!勝世真如瓴水建,先聲不礙嶺雲遮。窮巢容有遭驅脅,尚恐兵鋒或濫加。

處處山田都到了耕種的時候,但一半黎民百姓無家可歸。興師平了亂,但很難說不再有襲擊的事發生。就怕再發生戰事,又誤傷百姓。

從保一方平安出發,王陽明不得不服從皇帝命令,興師平亂;但畢竟是戰爭,要破壞,要死人,王陽明又於心不忍。這種矛盾心理,在這首詩裏表現得比較突出。

2、清新、雋永。

王陽明的詩文創作,取材並不刻意追求,常常信手拈來,入詩入詞入文,生動無比。老檜、庭蕉、山亭、石、洞、樓、寺、江、雪、雲、竹、湖、射進獄室的月光等全納入,成為讓人難忘的形象;寫活動也不挑選,談話、告別、夜坐、遊覽、互贈、午憩、醒後、乘船、示門人、看傀儡表演、看家童作紙燈、過橋、卻巫、采薪、采蕨、立茅棚、新舍落成、失眠、看幹農活、臥病、聽來的事,都是他作品的題材。這些本來平淡無奇的景、物、事,進入他的視野,即變成有生命的感人的藝術形象,《西園》一首,表現了這樣的特點。

方園不盈畝,蔬卉頗成列。分溪免甕灌,補籬防豕(shi,第三聲,豬)蹢。蕪草稍焚薙(zhi,第四聲,除草),清雨夜來歇。濯濯新葉敷,熒熒夜花發。放鋤惜重陰,舊書漫批閱。倦枕竹下石,醒望鬆間月。起來步閑謠,晚酌簷(簷的異字)下設。盡醉即草鋪,忘與鄰翁別。

西園,位於龍崗書院旁,籬笆、野花、菜,不過是個很不起眼的鄉村小菜地,但在王陽明眼裏,卻是個好去處。可以在陰涼處歇息、讀書,跟著民謠哼哼,傍晚,在屋簷下放著小桌子就餐,醉了,就草席睡下。讀到這裏,不禁使人想起杜甫在詩《客至》中描述他簡居鄉舍,怡然自得的情景。不過,杜甫描繪的是自己的小家小院,王陽明卻是客居;杜甫是“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而《西園》詩中的我,醉了就睡,連與鄰翁說聲再見都忘了,多了幾分哀傷。

這類詩,寫的是一種情致,與寫社會、生活內容深厚的詩不同,清新、雋永是它的基本特征。

王陽明詩文的藝術成就還可以舉出一些。比如他觀察力敏銳,很不起眼的生活內容都可以成為不錯的詩;知識淵博,通古達今,很複雜的意思和感情,打個比方,用個典故,就寫得準確無誤,又耐人尋味;語言功夫獨到,寫景寫物寫感受,自自然然,從不以文害意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