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陽明不讚成朱子關於“理”的說法，認為“理”就是“心”，倒過來也一樣：心即理。心本體就是“至善”。認為在事事物物上求至善，是背離“至善”本意的。“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他的妹婿徐愛不理解，認為對待父母的孝，對待君主的忠，交友中的誠信，對待老百姓的仁，其中包含了很多道理，不可以不弄明白。王陽明認為沒有必要分開來理解，隻在“心”上用功夫就夠了。“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麵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隻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下功夫便是。”至於對待父母、君主、交友、治民的許多細節，王陽明認為不是不要，而是要有個頭腦，“隻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個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個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然要去求個凊的道理。這都是那個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他打了比方說，“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王陽明全集·語錄一》）
孟子說的“心“，帶有物質特性；到朱子的“理”，完全虛化了；王陽明重提出心主宰一切的觀點，是孟子“心”的概念的發展，對“理”的理論的否定。
（三）關於格物致知
中國古代把“格物”看作獲得知識，了解自然界，人類社會和人自身的惟一途徑，即所謂“致知”。“致知在格物”（《禮記·大學》），對這一獲得知識的過程，作了高度概括。“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治國，治國而後天下平。”（同前），進一步概括了“格物致知”對於自己，對於家庭，對於國家的重要作用。
朱子說：“‘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又說：“盡心雲者，知之至也；盡性雲者，行之極也。盡心則知性、知天，以其知之已至也。若存心、養性，則是致其盡性之功也。”隨後又解釋說：“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存之養之，便是事；心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朱子語類·盡心上））
朱子把盡心、知性、知天，說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說成是力行，王陽明大不以為然。他說：“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為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為誠意、正心、修身，以夭壽不貳、修身以俟為知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夭壽不貳，修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為知，存心養性為行乎？”（《王陽明全集·語錄二》）
在王陽明看來，明白做人的道理以及天地間萬事萬物的發展變化規律，知天樂命，是聖人的最高境界；能保持良好的修養（包括道德和學問），是賢人；長壽夭折都一樣勤奮學習，嚴格要求自己，一般肯學習的人都應該這樣。這是三類人的不同境界，和“知”的最高標準沒有關係；保持良好修養，並不斷地學習、提高自己，和把“知”貫徹到行動中去也不是一回事。他進一步闡述說：“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同前）
朱子認為，“有一物便有一理”，“格，盡也”，“格，猶至也”；“物，事物也。須窮事物到盡處，便有一個是，一個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這至，隻是道之盡處，所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朱子語類·大學二》）說通俗一些便是，世界上每一事物都有成為那一事物的緣由，要研究透徹，才能認識這一事物，獲得這方麵的知識。王陽明卻認為朱子的看法有偏差，說：“朱子所謂‘格物’雲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 （《王陽明全集·語錄二》）他歸納說：“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王陽明全集·語錄一》王陽明認為，理隻存在於自己的心裏。由於人有良知，才知道孝順父母；有同情心，才知道憐惜落井之人。這理，並不存在於事事物物之中，而存在於人的心裏。否則，父母去世了，孝的理就不存在了；沒有孩子落井，就沒有同情心了。因而，心和理不是兩回事，而是一回事。他把這個道理概括為“心即理”。這樣，與朱子關於“格物致知”的看法就有了很大不同。
以上列舉，是王陽明和朱熹之間的主要分歧。王陽明治學態度是嚴謹的，同時，對朱子的才智和研究儒學的功績，並非持否定態度；再說，王陽明認為，朱子一些有偏頗的意見，是中年時候的看法。這些看法，到了晚年，朱子自己都否定了。門人卻完全不知，不但把朱子已否定的話再次傳播，還加上自己的意見，謬誤自然多了。可見，王陽明對朱子一些重大學術觀點提出異議，甚至於批評，完全出於明辨是非，和門戶之見或者個人意氣毫不相幹。
八、另類為官之道
說王陽明是讀書人，不會做官；或者說，不懂得為政，就完全錯了。他不懂或者說不願做的是玩權術，以權謀私，高高在上，魚肉百姓，貪汙腐化，爾虞我詐，互相傾紮，落井下等等官場低劣伎倆，實際上，王陽明為政有很高思想水平和管理能力。1508年，王陽明調任江西廬陵知縣，就首次表現了他與眾不同的為官之道。
（一）不論職位高低。
王陽明調江西廬陵任知縣，是蒙受了不白之冤之後的重新啟用，不說實行安慰性的升遷，至少該平行調動，才符合一般情理。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王陽明被迫害之前，職務是北京兵部主事，正六品；知縣，七品，降了一級。一般認為，如果接受這樣的調動，則無異於承認自己還是有罪，隻不過罰不當罪，降級使用，可以不接受。但王陽明既沒有討價還價，也沒有索性不幹，辭官歸裏，而是欣然接受了。他離開貴州龍場，赴江西廬陵任職，進入湖南，乘船過江門崖時，寫下《過江門崖》，流露喜悅心情：“三年謫宦沮蠻氛，天放扁舟下楚雲。歸信應先春雁到，閑心期與白鷗群。晴溪欲轉新年色，蒼壁多遺古篆文。此地從來山水勝，它時回首憶江門。”一種擺脫羈絆，踏上新途程的欣喜，溢於言表。
也許會說，不管新任職務再小，也比帶罪謫居龍場好；再說，有了重走仕途機會，可以東山再起。但是，有兩點不應忽視。一是如前所說，他完全可以辭官歸裏。二是就任廬陵知縣以後，由於他不但愛民恤民，而且治理有方，不斷升遷，卻不斷以種種理由辭官（一生13次升遷，辭官8次）。可以說，升官發財並非王陽明的追求。
（二）不避艱險
江西與浙江、福建、廣東、湖南、湖北、安徽交界，東、南、西三麵環山，著名的武夷山橫跨江西、福建兩省，延綿500餘公裏；南部為南嶺山地，有著名的九連山、大庾嶺；中部為丘陵地帶；北部鄱陽湖，麵積3500多平方公裏，湖口連接長江。江西複雜的地形和特殊的地理位置，旱路水路，兵家必爭之地很多。由於封建統治者的殘酷壓迫和剝削，官吏的貪汙腐敗，橫征暴斂，湖廣、江西農民起義不斷。南宋時期，福建汀州、江西贛州，是農民起義發生次數最多的地區。1228年，贛州農民在陳三槍和張魔王率領下舉行起義；1315年，贛州蔡五九等起義；1338年，江西袁州彭瑩玉和他的弟子周子旺舉行起義； 1383年，廣東瑤族農民起義，波及整個江西；1387年，江西袁州府宜春縣農民起義；1390年，贛州農民起義；1406年，湖南湘潭農民起義軍轉戰江西安福縣（參看範文瀾、蔡美彪等著《中國通史》第五卷第412頁——413頁，第七卷第144頁，第八卷第145頁——146頁相關內容）；明代農民起義更多。正德十一年（1516年），王陽明升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州縣，考察官吏的官），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朱厚照曾給王陽明下命令說：“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王陽明全集·年譜一》）正德十二年（1517年）十二月，王陽明在上呈正德的奏疏中說：“橫水、左溪、桶岡（均在江西境內）諸賊巢凡八十餘，界乎上猶、大庾、南康之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裏，號令不及，以故為賊所據。”（同前）在農民起義隊伍裏，有流民、地痞、流氓，甚至盜匪混入，並非奇怪的事，這樣，其鋒芒不僅針對官府，而且危害無辜百姓。知縣是一方父母官，要麵對多少難題，麵臨多少挑戰，可以想見。特別是後來寧王朱宸濠反叛朝廷，率領號稱十萬大軍，出鄱陽湖，入長江，奔安慶，要在南京建都，全國震驚。江西地方不寧，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王陽明被貶謫之前，是北京兵部主事，這些情況，不可能不知道。他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事實上，王陽明就任廬陵知縣以後，就一直一麵整頓地方治安，打擊惡勢力，懲治腐敗，一麵率軍四處平亂，疲於奔命。他長年腹瀉、咳嗽，體質孱弱，不勝繁重的政務和連連征戰，數次奏請皇上，乞求辭職或暫時離職養病、探親，正德都不允許，直至拖著病體，讓人抬著出征，歿於歸途中。
（三）心裏裝著老百姓
不避艱險，欣然接受廬陵知縣一職，既包含了希望離開貶謫地貴州龍場，脫離磨難的因素，也有為了實現經國濟世願望，為百姓實實在在做點事的因素。是好官是壞官，是不是真的愛民，在老百姓麵前，都會一一得到檢驗。怎樣對待老百姓，才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官的試金石。
正德五年（1510年），王陽明離開貴陽書院，三月，至江西廬陵就職。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嚴律令，嚴刑重典，清理積案，樹權威，而是從根本抓起：幫助民眾辨明是非，提高民眾思想覺悟，有錯誤甚至有惡行的人自覺改惡從善；受冤枉的隻要得到妥善處理，就不糾纏。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王陽明著意查訪包括裏正（裏正，鄉官。唐代百戶為一裏，設裏正。明代一百一十戶為一裏，從中推出丁眾田廣的十戶輪流擔任裏長。）在內的修養比較高的鄉紳，坐縣衙專門設置的“申明亭”，開展思想工作。“審明”，顧名思義，即以中華民族的傳統道德、倫理觀念，儒家學說為依據，勸告那些曾經犯錯誤和正在犯錯誤的人，使之翻然悔悟。以仁為核心內容的儒家學說，曆來主張先德後刑，反對濫施刑罰。孔子說過，“不教而殺謂之虐”。就效果而言，任何帶強製性的方針政策、規章製度的貫徹執行，都必須建立在大多數民眾理解、認同的基礎上，否則，無論怎樣好的設想都將付諸東流。在現代社會裏，自我意識逐漸覺醒，意識到自我價值的客觀性，唯唯諾諾，上麵怎麼說就怎麼做早已成為過去。因而，在強調建立健全法製的同時，必須看到德治的重要性。事實也是這樣。王陽明做了一係列思想工作之後，不少人受到感動，“涕泣而歸”，積壓的案件很快得到處理，首惡受到懲治，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囹圄日清”，得了民心，收到了良好效果（《王陽明全集·年譜一》）。
王陽明作為父母官，想的是一方百姓安居樂業。在廬陵縣任知縣僅七個月時間，發布告示十六次，向群眾作宣傳；加強對青年人的教育，防止他們閑遊浪蕩，惹事生非；在城中開辟隔火巷，以免一處失火，四處蔓延；整治河運和驛道，使書信函件傳送暢通；杜絕地方官橫征暴斂，魚肉百姓；建立保甲製度，以防盜賊，維護地方安寧。“至今數十年猶踵行之”（同前）。王陽明在廬陵任知縣，為百姓辦實事，卓有成效，同年十二月，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第二年元月，調任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十月，升文選清吏司員外郎；第二年三月，升考功清吏司郎中；十二月，升南京太仆寺少卿；正德九年（1514年），升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1516年），升都察院左僉都禦史，正四品，連升三級。
都禦史屬中央一級官吏，權力特殊。都禦史和他下屬的左僉都禦史、右僉都禦史，都直接對皇帝負責。他們的職責是督促大小官員執行明代製訂的大政方針，法律法規，檢查大小官員執法守法情況（包括提督十三道監察禦史），有違法者，直接向皇帝彙報。“都禦史職專糾劾百司，辯明冤枉，提督各道，為天子耳目風紀之司”（《明史·職官二》）。權力比知縣大得多。權力越大越容易高高在上，脫離普通百姓。王陽明卻不是這樣。同年十二月，王陽明以左僉都禦史身份，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等地，途中遭遇起義農民攔住去路，表現一位愛民官吏的基本品質。
這些地方，曆來官府腐敗，農民起義頻繁，地方惡勢力趁機作亂。王陽明並非軍事將領，還是毅然前往就職。他乘船過萬安，遇起義農民數百人，商船不敢前行。這些地方，路上不太平，王陽明是知道的。至於數百人攔路搶劫，商旅不行，就是突發情況了。按說，即便帶兵打仗，遇到這樣的情況，也須先避鋒芒，再想辦法製服。王陽明和商人們都手無寸鐵，或者退避，或者繞道而行，是情理中的事。王陽明卻采取了另外的策略：正麵接觸，而且要製服他們。作這樣的選擇，隻憑勇氣和軍事謀略是遠遠不夠的，要緊的是沒把起義農民放在敵對立場上，沒有敵對心理，王陽明才讓商船結陣勢，“揚旗鳴鼓”，做出迎戰的樣子。最使人動心的是當無路可走的農民們跪拜在岸邊，陳述他們是災民，希望得到救濟的時候，王陽明表現出父母官應有的胸襟，說：“到了贛州，立即派人救濟災民。”他把解決農民基本生活問題放在第一位，卻又堅持了原則。所以，後麵的話便是：“要各守本分，不要胡作非為，自取滅亡。”
王陽明不懼怕老百姓，更沒有站在老百姓的對立立場上，和他在貴州龍場兩年有餘，和貧苦百姓生活在一起，受到當地百姓多方關懷和幫助分不開，和他飽嚐受迫害的滋味分不開。心裏有老百姓，以維護老百姓利益作為思考問題，處理問題的出發點，是他在不太長的時間裏，在江西、福建、廣東等地平亂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也是他不同於一般官吏的最重要標誌。
九 平亂，為的是老百姓。
長期以來，在王陽明頭上扣著兩頂帽子，一是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一是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這兩頂帽子，歪曲了王陽明，幾乎將他推到曆史“罪人”的境地，影響了對這位世界大師級人物的正確評價。
關於王陽明是主觀唯心主義哲家，還是堅持不懈的追求真理的勇士，本書將在以後的有關章節裏詳細論述；至於是不是鎮壓起義的劊子手，就需要費些力氣來探討了。
不妨先討論討論農民起義的曆史功過。
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來之於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這是一條最基本的原理。以前，對於勞動者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的理解比較籠統，並沒有揭示這種“最活躍”的根本原因是人類的一種最可寶貴的品質：自我意識的覺醒，創造意識的作用和創造力的發揮。不滿足現狀，包括生活現狀，生產現狀，科學文化現狀，對自然界、社會、人類本身的認識水平等等，希望一天比一天進步，一代比一代強，這是人類與生俱來的特性（除去思維不正常者）。人類這種願望和要求，每天都在不同程度地得到實現。這種實現，是建立在人類每天都在發揮創造力，都在進行大小不同，成果各異，“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基礎上的。隻要是正常的人，都有創造力。所不同的隻是創造力有大有小，成就有高有低。這種發現、發明和創造，體現在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上麵。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水平不斷地提高，推動生產關係的不斷變革，直至采取極端的方式，以新的社會製度代替舊的社會製度，以新的生產關係代替舊的生產關係。出現全新的成果是創造，在原有基礎上的革新，也是一種創造。沒有1800多年前蔡倫發明造紙，怎麼會有今天各種各樣高質量的紙張？沒有18世紀美國人富蘭克林關於大氣電的發現，哪有後來的電氣化？自然科學如此，哲學亦如此。而今人類對自然、社會、人生的認識，是古代哲學不斷發展進步的結果，等等。從本質上說，人類的曆史，是人類不斷地發揮創造力，不斷地出現新的創造成果的曆史。
階級鬥爭，隻是改變舊生產關係的一種形式（包括極端形式和非極端形式），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既不是惟一的，也不是主要的。
農民起義，是封建統治殘酷壓迫和剝削的產物。沒有正確的政治綱領、政治方向，科學有效的鬥爭策略，對社會各種力量的對比認識不足，帶著很大盲目性，沒有形成堅強、團結的領導集體，成分複雜，鋌而走險，是農民起義隊伍的重要特點。這樣，農民起義就和所有事物一樣，有它的兩麵性。有迫使封建統治者讓步、局部實行改革、懲治惡吏、使人民暫時得到休養生息，推動曆史發展的一麵；確也有破壞生產力，破壞社會秩序，阻礙社會發展的另一麵。當他們勢力強大，足以動搖統治者根基的時候，往往被當作改朝換代的工具加以利用。陳勝、吳廣領導的農民起義，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波及全國的農民起義，結果，勝利果實落入劉邦手裏。以後的若幹農民起義，不是被統治者斬盡殺絕，就是被利用，或者自相殘殺。起義農民並沒有得到實際利益。起義過程，是一個用極端手段，打擊對方的過程，是一種破壞和摧毀的過程，而不是建設的過程。如果不是為了人民自己當家作主這一最高目標，農民這種巨大的付出是很不值當的。因而，無論是對起義農民和對地方而言，對農民起義都很難作出完全肯定的評價。
倍受推崇的太平天國起義，不過是“頭領們利用迷信發動和發展起來的一支造反隊伍。他（指洪秀全——引者注）的一套教義、教規、戒律，不但從精神到物質嚴厲地控製著參加造反者，而且斷絕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們的指歸，在於由洪秀全個人占有天下，建立他個人的‘地上天國’。這種洪氏宗教，披著基督教外衣，拿著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國奴隸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條規，對他控製下的軍民實行極起殘酷的剝奪與統治，實際上是一種極端利己主義的政治邪教。洪秀全造反獲得的部分成功，是以中國社會的大動亂、大破壞、大倒退為代價的，是以數以百萬計軍民的生命、鮮血為代價的，是以中國喪失近代的最後機遇而長期淪為帝國主義刀俎下的魚肉為代價的。尤其可怕的是，這一切還被作為一首英雄史詩，向人們指點通向人間天堂的金光大道。”（轉引自史式《恢複太平天國的本來麵目》一文，見《文史天地》2008年第1期）
史式先生引用的是《太平雜說》中潘旭瀾先生的看法。潘先生的看法，對當時席卷全國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的性質、影響作了全麵的概括、評述。盡管各次農民起義情形不盡相同，但基本情形是相同的。為什麼長期來把農民起義作為曆史前進的動力？除了不正確理論的誤導，還存在著“史為我用”的實用主義傾向。
明代農民起義隊伍裏成分很複雜，除了被迫的起義農民，還有大量流民。大地主對土地的掠奪，侵占，使失去土地的農民背井離鄉，多處流民集合在一起，占地為營，揭竿而起。“在中國曆史上曾發生多次大規模流民運動。但發生在公元15世紀中葉以後的明代流民，則以其發生之快、規模之大、影響深遠為特點。”（李洵著《正德皇帝大傳》第212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3年出版），
江西、福建、廣東交界處，農民起義隊伍更為複雜。除了被迫參加起義的貧苦農民，還有流民、貫盜、兵痞、流氓，甚至有貫匪混入。由於起義軍盲動性很大，他們不僅攻擊地方惡吏，豪紳，也攻擊並無惡狀的士紳，一般地方衙門，國庫、糧倉，甚至擄掠百姓，殘殺無辜。據清人夏燮著《明通鑒》所記，正統年間，“廣西再亂……思恩、潯賓、柳城、悉被擾掠，流劫廣東欽、化二州”。成化年間，“四川容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劫犍為，恣行剽掠”。這些記載，將受迫害的起義民眾一概斥之為“賊”、“盜”，是狹隘的階級偏見。但是，凡是戰爭，都極具破壞性，卻勿庸置疑。站在正義的一方，之所以不畏懼戰爭，是因為為正義而戰，為民族而戰，為國家而戰，為和平自由而戰，無論付出多大代價，都是值得的。同時，贏得戰爭，目的是為了消滅戰爭。農民戰爭同屬於戰爭，而且屬於毫無勝利把握的戰爭。這樣，除了客觀上打擊封建統治，迫使統治者或者稍作讓步，實施枝枝節節的改良；或者施行更殘酷鎮壓，破壞的一麵更為突出。
作為國家和民族，作為社會的大多數成員，比較而言，總是穩定比動蕩好。人民安居樂業，才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建設，有利於社會的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因而，統治集團和民眾的大多數很容易在求穩定這一點上取得一致。從這一點出發，觀察王陽明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平亂，是很容易理解的。作為朝廷命官，隻要是想為老百姓做事，都無一例外地從維護社會治安開始，而不可能站在相反的方麵。王陽明不可能置亂於不顧，安安穩穩地做官，實現他經國濟世的抱負。事實上，采取這樣的態度，是什麼也做不成的。
王陽明和貴州龍場貧苦百姓生活在一起兩年有餘，受益不淺，和一般高高在上的官吏有很大不同。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陽明因江西數月不雨，至七月，禾苗枯死，又經曆寧王朱宸濠叛亂，地方不寧，向正德上疏，請求免去租稅。他在奏疏說：“日者流移之民，聞官軍將至，稍稍脅息，延望歸尋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係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加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責求），亟之以征斂。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觀，有耳者不忍聞，而又□其膏血，有人心者尚忍乎？”在王陽明看來，江西災荒、戰事、盤剝，已經到慘不忍睹的地步。官府口口聲聲講恤民，講賑濟，不過是一紙空文，不若免租稅實在，“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王陽明能把百姓的疾苦如實奏聞正德，已經非常難能可貴；何況為百姓陳言侃切，如切膚之痛，不能不說感人肺腑。
當年四月，江西漲大水，田土被衝毀，房屋被淹，王陽明認為自己沒有盡到責任，上疏正德，彈劾自己，要求另任賢能，削職減俸，貶謫歸裏，“以為人臣不職之戒”。
王陽明平亂，決不采取斬盡殺絕的殘酷手段，而是能寬則寬，當撫則撫，能不殺就不殺；首惡必辦，從者不問；注重說服教育，注重德治。這一點，在他的軍事生涯中有突出體現。
認定王陽明是鎮壓農民起義劊子手，是不公允的。
十 七次提升，六次辭官。
從正德六年（1511年）起，由於王陽明在江西廬陵施政成績卓著，他由司主事到員外郎、郎中、南京鴻臚寺卿、都察院左僉都禦史、都察院右都禦史、巡撫兩廣、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古代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伯為一品。加上他的文治武功，可說名聲顯赫。有什麼事，可以直接奏請皇帝，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先處理後奏明。特別是平濠亂一戰，震驚朝野上下。當時，寧王朱宸濠舉起叛旗，率領號稱10萬人馬，浩浩蕩蕩地殺入鄱陽湖，進入長江，直逼安徽安慶，奔南京稱帝，情況緊急。王陽明手下隻有郡兵，並非正規軍隊，居然在不長的時間內，一麵用計迷惑朱宸濠，一麵在沒有得到正德批準的情況下，冒殺身風險，通過學生鄒守益、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以及附近部分知縣、都指揮等人的協助，趁朱宸濠主力攻打安慶，率部攻下軍力薄弱的寧王府南昌。事情果然如王陽明所料，朱宸濠得知大本營失陷，急忙回兵。王陽明出奇兵，在黃家渡、八字腦打兩仗，活捉朱宸濠，衝破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的百般阻撓，獻俘給正德，正德對他更信任有加。王陽明離開貴州龍場，調任江西廬陵知縣，雖然曆經艱險，勞心勞力，仕途還是一帆風順。建功立業，實現了人生願望。
但是，王陽明不但毫無升遷後的欣喜，反倒一次一次地上疏，或者懇求辭官，或者借體弱多病，懇請歸裏休養；或者懇求回鄉探望親人，離開政界。
第一次是正德九年（1514年），王陽明升南京鴻臚寺卿的時候。鴻臚寺卿，掌管
國家內部事務，正四品。第二年，王陽明念及祖母岑太夫人已95歲高齡，要求回鄉見一麵，幾次上疏，沒有批準。
第二次是平福建漳州南部、江西橫水、桶岡、左溪、三浰、大帽、浰頭民亂，地方平安；
增設平和縣（位於福建漳州南部），移枋頭巡檢司（專管緝捕盜賊，盤查壞人，維持地方秩序）；增設崇義縣（江西西南部）、茶竂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檢司；在江西、福建、廣東三省交界處增設和平縣，加強地方行政領導和治安管理；立社學（學校）、修書院，對民眾加強教化。百姓安定，升都察院右都禦史，賜與錦衣衛，世襲百戶（百戶，世襲軍職，統兵112人，設百戶所，隸屬千戶所）。王陽明上疏說，這次平亂勝利，都是朝廷謀劃得當；同時時間充裕，才可能從容運籌。“皆本兵之議，朝廷之斷也。臣亦何功之有？”要求免去升遷和賞賜，正德不同意。
第三次是平三浰、九連山民亂以後，又封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王陽明上疏辭免，說，蔭子這種規定並不普遍使用，封了心裏不安。再說，我疾病纏身，恐怕沒有時間報答了，盼望收回賜封。
第四次是正德十五年（1520年），朱宸濠已就擒，五月，江西發大水，房屋倒塌，田園衝毀，百姓蒙受重大損失。此類天災，誰也無法抗拒，王陽明卻將責任攬在自己身上，上疏要求“別選賢能”。王陽明這樣做，一方麵是因為正德趁征討朱宸濠之機南巡，在南方玩得高興，疏於朝政，沒法勸諫，以自劾這種曲折的方法規勸，一方麵也是真誠地自責。
第五次是嘉靖元年（1521年），王陽明獲封新建伯之後，上疏說，他取得這些成功，都是兵部尚書王瓊的謀劃，將士的流血犧牲，“殃莫大於叼天之功，罪莫大於掩人之善，惡莫大襲下之能，辱莫大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王陽明怕嘉靖怪罪，說得委委婉婉，情真意切。但是，呈了奏疏，嘉靖並不知道。
第六次是嘉靖六年（1527年）。廣西田州岑猛為亂，提督都禦史姚鏌討伐過一次，平了；岑猛的手下盧蘇、王受再次領兵攻陷思恩，姚鏌再次征討，卻久攻不下，嘉靖命王陽明兼都察院左都禦史，征討思恩和田州。他上疏辭去職務，不準。
經國濟世，做一番事業，是王陽明的夙願，為什麼仕途一帆風順的時候反而一次次辭官？這種矛盾現象的存在，說明了什麼？探索這個問題，對於窺視王陽明深層次秘密是有好處的。
（一）對明代社會失去信心
王陽明多次感慨聖學久廢，私欲泛濫；仕途如爛泥坑，舉步維艱，他在給黃宗賢的信中說：“世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中，鮮易複出。吾人便是失腳樣子，不可不鑒也。”（《王陽明全集·文錄一》）認為如他這樣的一班人從政，是失足，值得引以為鑒。這是經曆了若幹挫折之後的切膚體會。如果說王陽明“少年不知愁滋味”，雄心勃勃地要自己做聖人；出入佛釋，遍讀考亭之書，追求真理，以至在自己庭院裏“格”竹子，格出病來；密切注意國家需要，讀兵書，出居庸關考察邊務，寫出頗有見地的奏疏《陳言邊務疏》，為鞏固邊防出謀劃策；知道禦史薄彥徽、給事中戴銑被惡閹迫害，奮起抗旨上疏；被貶到貴州龍場兩年有餘，曆盡艱辛；就任江西廬陵知縣，做得有聲有色，沒有提出辭官，基本原因是他對明代社會看得不透，雄心壯誌未泯。隨著歲月的推移，對明代吏治腐敗，官場黑暗，忽視教化，正德沉溺酒色，疏於朝政等等看得越來越清楚，看清楚卻無能興利除弊，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痛苦之中。
特別是平叛以後的遭遇，讓王陽明心寒。王陽明是在情況特殊，沒有得到正德命令的情況下，冒死組織隊伍勤王，捉住朱宸濠的。正德卻自封威武大將軍（明代製度中沒有皇帝自封為大將軍的做法，是違背慣例的，遭到大臣們反對），親自率軍征討。命令貼身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城和戍邊官軍萬餘南下。雖然王陽明捉拿朱宸濠的奏疏早已上報，卻不理不睬，說“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從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王陽明起兵討朱宸濠到同年九月，在將近三個月的時間裏，正德一次次提出要南巡，一次次被大臣們以祖製祖訓不可違勸阻。到王陽明曆經千難萬險，捉住朱宸濠，他卻要親自率軍南下，分明是一個堂而皇之的借口。九月十一日，王陽明帶上朱宸濠，從江西南昌出發，張忠、許泰知道消息，派人追至廣信，要王陽明把朱宸濠放進鄱陽湖，等待正德親自領兵將他捉住。這純粹是一種遊戲。王陽明不聽，一直送到杭州。交在太監張永的手裏。
張忠、許泰搜索寧王府，占有金銀珠寶財物，揮霍無度。這還不說，張忠、許泰縱容所領的北方兵尋釁鬧事，王陽明不理；又誣陷王陽明有反心。王陽明知道被誣陷，累次要麵見正德，累次被阻攔，不得不上九華山修行。後來，在太監張永的幫助下，雖然麵見了正德，洗刷了冤屈，但已使他對明廷徹底喪失信心。正德十四年（1519年）八月至九月，正德名義上是南下討叛逆，實際上沉溺於遊山玩水，歌舞笙簫，紅男綠女。至第二年九月，群奸圍繞的正德還滯留江南，無心朝政。王陽明知道大廈將傾，難以支撐。
王陽明這次辭官的緣由是為江西許多地方發大水，百姓受災深重。這理由是牽強附會的。明知牽強附會而要提出來，正是這種深層次的失望心理所驅使。
（二）盼望有更多時間研究大學問
王陽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的一生。立誌、探索、奮發和百折不撓，是他求知的軌跡，也是一條不斷提出假設，不斷求證和不斷拋棄錯誤，不斷獲得進益的軌跡。
①弘治五年（1492年），王陽明21歲，隨父親王華在北京。這時，很多學者都在學習、研討“格物致知”之學，王陽明讀遍朱熹著作。為要求證“眾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這一論斷，立即在庭院裏格竹子。可是，格得病了，也沒格出道道來。還以為自己不是做聖人的料，跟著世人一起讀書，參加科考。這是他求真知道路上第一次碰壁。
②26歲的時候，邊關形勢緊張，朝廷急需將才，王陽明狠下功夫研讀兵書，與朋友聚會，常常拿出果核擺兵布陣。當然，這條路也沒能走通。
③王陽明27歲，覺得讀前人留下的書不能認識宇宙間的普遍規律，不能直通“道”，又找不到人指點，憂鬱成疾，萌生出世念頭。這是他苦悶彷徨階段。
④王陽明31歲，回到家鄉浙江紹興，住在洞中，此洞稱陽明洞。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想斷絕塵念。因時時牽掛他的老祖母和老父親，才沒有毅然出世，並進而明白，如果人人都不要家人，就斷種滅族了。但是，仍然沒找到出路。
⑤33歲那年，王陽明在山東主持鄉試（選拔舉人的科考），出試題、錄取都由他負責。他出了聯係實際的題目，錄取了在這方麵有見地的考生。受到稱讚。
⑥第二年，王陽明沿著自己思路走下去，開始接觸聖學，並接納門人。當時，一般讀書人以為他在標新立異，隻有當時任翰林院庶吉士的湛若水支持，願意和他一起研究聖學。
經曆了若幹痛苦的探索，王陽明才好不容易認準自己的研究方向。
⑦正德元年（1506年），貶謫貴州龍場兩年有餘，苦苦思索古來懸而未決的哲學命題“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有了穎悟並提出來與友人商討。在他看來，“格物致知”、“知行合一”是通往成為聖人的必經之路，隻要這條路打通了，獲得真知隻是早晚的事。
⑧正德五年（1510年）至正德六年（1511年），先做過江西廬陵知縣，後任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在實踐中有了切身感受，意識到要成為聖人，非得在自己身下功夫不可。王陽明很欣賞“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克己複禮”，“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王陽明全集·年譜一》）等觀點。提出“心”主宰一切的假設。
從正德十一年（1516年）至正德十五年（1520年），王陽明一直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地輾轉征戰，戎馬倥傯，加上疾病纏身，根本無暇顧及研究大學問。第二年，提出他哲學思想的核心觀點“致良知”。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知行合一”的闡釋和前人不同，特別是和朱熹的觀點不同，引起許多非議，接著又提出“致良知”理論，於是，對他的毀謗越來越厲害。雖說王陽明不願意在治學上跟別人爭長論短，你輸我贏，采取“無辯止謗”的寬容態度，也需要對自己的理論體係進行深入研究，加以完善，並且通過和朋友、論敵交流乃至辯論，證明它的正確性；需要通過收徒授業，加以傳播、推廣。
對王陽明來說，想透一個問題，弄明白一種道理，特別是弄明白人是什麼，怎樣才能把自己磨礪成為聖人的問題，比升官授祿重要得多。
（三）思念久別的親人
王陽明十歲以前，一直和祖父王天敘、祖母岑夫人住在浙江紹興，對祖父的諄諄教誨，祖母的豁達、大義凜然，以及對他的關懷刻骨銘心。隻要有可能，就要回家探視。抗旨救戴銑、薄彥徽二人，被劉瑾當眼中釘，一定要置於死地而後快，在這種生死關頭，還是始而冒被追殺既而遇颶風的危險，輾轉至南京、紹興，與親人訣別。
正德十年（1515年），岑夫人九十六歲高齡，王陽明要求去見祖母一麵。由於江西、福建等地農民紛紛起義，正德不準。跟著，升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因為王陽明在貴州兵不血刃，成功地化解水西與水東之間的大內亂，製止一次大流血的發生，有了名聲。提升他，無非是要他去平亂，做許多人沒法做下來的特別棘手的事情。
王陽明十分敬業，忠於職守，花去三四年時間，亂已平，地方安寧。寧王反叛，王陽明決定組織地方軍隊勤王，想親自進京麵聖，希望準他便道回家探望。正德還是不準。後來，祖母病逝，父親臥病，王陽明幾次要求順道回家看看，都沒能如願。直到正德十六年（1521年），才讓他回到浙江餘姚，探視祖墳。
不斷辭官的另一原因是王陽明身體孱弱，長年腹瀉，咳嗽，不說無法得到及時治療，連起碼的休息時間也沒法保證，體力嚴重不支。
十一、常勝將軍的軍事思想和軍事策略
（一）中國是培養軍事家的沃土
生存競爭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普遍法則，任何物種都無法逃脫這樣的法則。生存方式愈複雜，競爭愈加激烈、殘酷。人類之間的生存競爭，比任何別的物種競爭都要尖銳、複雜、多變。上古有黃帝戰敗蚩尤的傳說，那是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可惜無史料可查。人們對軍隊和對戰爭的認識，《尚書·洪範》作了記載。“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八政，說的是一個國家要做好八大方麵工作：糧食，用來交換的貨物，宗廟祭祀，工程，田土和百姓，刑獄、糾察，外交，第八是軍隊。自從人類社會出現私有製，為了保護私有財產，保護集團利益，保護國家，建設一支強大的軍隊，顯得特別重要。軍隊建設，軍事理論的研究，培養和訓練軍事人才占了首要地位。東周末年，列強紛爭，出現一批批軍事將領和軍軍事理論家。司馬遷在《史記·蘇秦傳》中，說到蘇秦身世時說：“（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穀先生。”齊國是戰國七雄中軍力最強，軍事人才最多的國家。鬼穀先生是齊國縱橫家，住潁川陽城鬼穀，號鬼穀先生。當時，秦國整體實力最強，不斷擴張勢力，要並吞諸國。縱橫家，是當時外交策略和軍事策略的兩大派，鬼穀先生就是從事這方麵研究的。從本質上說，合縱也好，連橫也好，都是一種外交策略，同時是一種軍事策略。按外交策略實施之後，如需要升級，跟著來的就是軍事行動。鬼穀先生當是早期的軍事家了。周末，群雄並起，七國紛爭，戰事頻仍，軍事有了迅速發展。我國著名史學家範文瀾先生在他的巨著《中國通史簡編》中說，北方齊國，南方楚國，都是積累軍事知識豐富的國家，“特別是齊國，軍事專家尤多。孫武著兵法十三篇，最為傑出。戰國時期孫臏著兵書，主張用騎兵。”“齊楚兩國外，各國都有兵家，魏人吳起最著名。漢初張良韓信整理兵書，共得一百八十二家，其中戰國兵家占極大多數。”（《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291頁，人民出版社1949年第一版）三國時期，軍事人才輩出，諸葛亮“躬耕壟畝”，自學成才。曹操“博覽群書，特好兵法，抄集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孫武十三篇》，皆傳於世。”（陳壽：《三國誌》第一冊第三頁，中華書局1959年第一版。
《中國軍事教育通史》中說，“宋仁宗即位（1023年）以後，麵對與遼、西夏戰爭中常打敗仗的局麵，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采取了種種措施，加強軍隊建設，提高軍隊的作戰能力。其中一項措施就是，在慶曆三年（1043年），設置武學，以阮逸為教授，教習孫吳兵法。”幾經挫折，於熙寧五年（1072年），宋神宗接受樞密院建議，恢複武學，任命兵部郎中韓縝為判學（負責人），專門調撥辦學經費，抽調文武官員中懂軍事的人才作為教授，“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所由國家正式興辦的軍官學校。”（賈若瑜著《中國軍事教育通史》上冊，第298頁——299頁）《軍事教育通史》中說的是由國家興辦的正規軍事學校，其實，中國非正規軍校，起於夏朝。滕文公向孟子請教治國之道，孟子說：“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以明人倫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三朝叫法不同，都是學文兼習武的地方。
在中國曆史上，專業軍事學校的出現雖不算早，但決不等於軍事人才少，軍事理論發展滯後，軍事理念落伍。相反，正因為學文又學武，接受訓練的人更多，麵更為廣泛。就個人而言，發展更為全麵，不至於文不能武，武不能文。中國古代軍事人才濟濟，難以勝數。除了專攻軍事的大家，如呂尚（薑子牙）、孫武、孫臏、龐涓、吳起、王翦、蒙括、韓信、張良、周亞夫、李廣、諸葛亮、楊素、李靖、嶽飛、元昊、戚繼光、孫承宗、奴爾哈赤、林則徐、魏源、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李鴻章等，國家的君主和儒家、法家、道家、政治家、文學家等對軍事也有獨到的研究，他們創立軍事理論，撰寫軍事著作，管仲、孔子、墨子、商鞅、孟子、荀子、韓非子、嬴政、劉邦、劉徹、劉秀、曹操、李世民、範仲淹、成吉思汗、忽必烈、玄燁等等，就是這樣的人物。（參看賈若瑜主編《中國軍事教育通史》上冊有關內容）
中國出現這樣龐大的軍事家隊伍，精辟而眾多的軍事理論著作，無比豐富的戰例，是和中國古代戰事不斷分不開的。中國古代戰爭主要源於諸侯割據、朝代更替、農民起義、民族矛盾、軍事集團之間的爭奪。戰國時期、三國時期以及明末李自成農民起義和清太平天國農民起義，戰事波及全國。軍隊數量也由一國幾萬人發展到幾十萬人。至明中葉，軍隊建製空前完善，有直接由皇帝指揮的兵部、五軍都督府，直接由皇帝任命的總兵官。京城設京軍，屬精銳部隊。平時護衛京城，戰時為征戰主力，加上水軍，有20多萬人。地方軍有全國各關隘處的衛所，都擁有一定數量地方武裝，由衛指揮使指揮。兵器也有了大發展，除了刀劍、弓弩、槍戟，出現了火炮和戰船，極大地提高作戰能力。蒙古人威脅邊關，日本人海上入侵，藩王反叛，農民起義等，戰事不斷，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
王陽明就生活在這樣的環境裏，十一歲隨祖父進京，在父親身旁耳濡目染，憂國憂民。少年時出居庸關考察邊務，寫出很有見地的改革邊務奏疏，以及後來成為有史以來沒打過敗仗的儒將，是有其深層次緣由的。
（二）王陽明沒有打過敗仗
王陽明正式踏上征途，是正德十一年（1516年）九月，戳升都察院左僉都禦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開始。本來，都察院左僉都禦史一職，是管全國紀檢的，但是，以巡撫資格出現，就得對所在地全麵負責。正德派王陽明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主要是因為這四州民亂蜂起，地方不寧，他是帶著平亂的任務去的。
①漳南戰役
王陽明於正德十二年（1517年）元月至贛州，僅僅過十多天，即進兵至長富村，打了一仗，起義軍失敗，退守象湖山。官軍追至蓮花石，兩軍對壘，相持不下。王陽明親自率軍至上杭，智取象湖。福建兵攻破長富村，廣東兵破水竹、大重坑等處，漳南平，僅曆時三個月。
②橫水、左溪、桶岡戰役。
正德十二年（1517年）九月，正德改授王陽明提督南安、贛州、汀州、漳州軍務，授牌旗，緊要時，可先斬後奏，稱“便宜行事”，這是皇帝特別授予的權利，沒有定例。橫水、左溪、桶岡都是農民起義軍大本營。先破橫水、左溪，後用計破桶岡，費時兩月有餘。
③大帽、浰頭戰役。
從正德十三年（1518年）三月起至四月，王陽明領兵破橫水、左溪、桶岡起義軍的時候，怕浰頭起義軍趁機行動，先發布告，勸說歸順朝廷。起義軍頭領之一金巢率兵來降，王陽明真誠相待，並選金巢部500名。和官軍一起攻打橫水，橫水破。另一起義軍頭領池仲容使緩兵計，被王陽明看破。王陽明將計就計，命人將池仲容及所帶的士兵穩住，自己星夜帶兵從龍南、冷水直取下浰。浰頭告破，接著破中浰、上浰，餘部奔九連山。九連山山深而險，王陽明選精銳700餘，扮做起義軍，混入其中，大獲全勝。
④平寧王反叛
朱厚照是弘治朱祐樘妻子張皇後並無懷皇子的消息傳出的情況下，突然宣布出生的，出生五個月，匆匆忙忙醞釀要冊立為太子，而且恰好有衛所軍餘鄭旺進宮認女兒的事發生。這三件事連在一起，京城哄傳正德不是弘治親生兒子。安化王朱寘璠、寧王朱宸濠都認為朱厚照不是嫡傳，不應繼承皇位。劉瑾得勢的時候，朱寘璠以清君側為由起兵，失敗；朱宸濠經過一段時間準備，於正德十四年（1519年）元月十九日宣布叛變，領號稱十萬大軍，出鄱陽湖，過九江，入長江，抵安慶，不日至南京，自立皇帝。情況緊急，王陽明以都察院左僉都禦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資格，在沒有得到正得命令的情況下，召集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地方官員和地方軍隊指揮官商議平亂勤王的事，親自督吉安知府伍文定等發兵於吉安。跟著，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童琦等領兵前來會合，在王陽明的指揮下，攻擊寧王府南昌。朱宸濠怕丟失南昌，回兵救援，被王陽明所率水軍俘獲於湖上。從發兵到擒獲朱宸濠，僅花十四天時間。
⑤廣西思州、田州戰役。
嘉靖六年（1527年）五月，王陽明受命征廣西思州、田州。思州、田州是瑤族聚居地。這以前，廣西田州起義軍頭領岑猛被都禦史姚鏌率官軍討平。不久，屬下盧蘇、王受率餘部攻陷思恩。但是，姚鏌再次聯合四省官軍征討，卻久攻不下。這時王陽明在家鄉紹興交友、授徒、做大學問。接到嘉靖命令，九月從紹興出發，十一月至廣西肇慶。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思州、田州平。
⑥八寨、斷藤峽戰役。
這一戰是在平了思州、田州之後進行的。思、田戰役結束，王陽明命湖廣布政使林富、總兵張祐等，在八寨、斷藤峽起義軍毫防備的情況下，率軍分道突襲，隻一月，戰鬥結束。
王陽明自正德十一年（1516年）奉命平亂以來（包括平朱宸濠叛亂），至嘉靖七年（1528年）病故於征戰途中——江西南安，在江西、福建、廣東、廣西輾轉征戰十二年，大小戰役六次。戰役數量不多。除了朱宸濠所率領的軍隊兵器優良，訓練較好而外，其餘對手主要是流民和農民起義隊伍。但是，並不影響對王陽明軍事才能的高度評價。他不是職業軍人，也沒有經過專門訓練，但他沒打過敗仗；隻要他決定打響某一戰役，就能按作戰構想，穩步達到預期目的，這在中國戰爭史上是極為罕見的。
（三）王陽明的軍事思想
①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戰爭，保國家安定，百姓安居樂業。
由王陽明親自指揮的六次戰役，就其性質看，都不是爭權奪利，搶地盤，爭霸權的戰爭，包括平濠那一次，仍然屬於平亂，目的是保國家保地方平安。前麵已經述及，無論是什麼性質的戰爭，都會給人類帶來巨大災難，這一點勿庸置疑。動亂，或者戰事，對國家，對民族，對絕大多數人，百害而無一利。人們之所以願意為之犧牲，付出代價，是希望使用戰爭手段，消滅戰爭，求得安居樂業。隻有那些靠發動戰爭發財，靠戰爭稱霸的人才窮兵黷武，擴張勢力，四處挑釁。他們以戰爭為職業，以殺人為樂趣，他們是反人類的最大惡極者。有流民參與的江西、福建、廣東、廣西等地的農民起義，由朱宸濠一手發動的爭奪皇位的戰爭，對國家的平安，對百姓生命財產的威脅是不言而喻的。王陽明就是站在國家和大多數人利益的立場上來指揮戰爭，取得勝利的。正因為是為了絕大多數人的利益，所到之處，才得到廣泛的支持和理解。
如果朱宸濠自立皇帝成功，一個國家，兩個政權，南北對峙，勢必戰事不斷。從客觀上說，製止這種分裂，無論如何是必要的。
由於朱宸濠懷疑朱厚照不是朱祐樘親生兒子，無權繼承皇位，早有自立為皇帝的意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第一步和劉瑾結為私黨。劉瑾被誅，斷了這一條線，跟著使人進入正德的辦公和娛樂場所豹房，結交豹房主管錢寧。據明史記載，錢寧從小賣給太監錢能為家奴，跟錢能一姓。錢能死，皇帝念錢能對自己的忠誠，賜錦衣衛百戶。正德登極之初，劉瑾得勢，錢寧走了很多門子，投靠劉瑾。劉瑾失敗，他不但沒被牽連，還提為左都督，掌錦衣衛和詔獄。錦衣衛是皇帝的警衛部隊，詔獄是奉皇帝命令關押犯人的監獄，都是京城要害部門。錢寧能左右開弓射箭，迎合正德好惡，請樂工，四處物色名伎唱曲；專尋懷孕女子，供正德尋歡作樂；豢養虎豹鷹犬，和正德私自外出，騎射狩獵。很受正德寵愛。正德常常喝醉，睡在錢寧懷裏。群臣候皇帝早朝，很晚，錢寧出來，才知道正德已經離開朝廷，白等了。
當時，太監張銳管明代最凶殘的特務機關東廠，錢寧管詔獄，勢力特別強大。錢寧養子錢傑、錢靖，授錦衣衛官，作寧王朱宸濠護衛。寧王向朝廷高官行賄，全通過錢寧。京城有什麼動靜，由錢寧派人星夜報給朱宸濠。可以說，錢寧是朱宸濠埋在皇帝身邊的一枚定時炸彈。
以洪都（江西南昌）為基地的寧王朱宸濠，一方麵使管紀律檢察部門無中生有地整理“材料”，寫成奏疏呈給正德，表彰他的功績、德行；一麵放縱大盜閔念四、淩十一等四處搶奪，斂反叛錢財。本來，怕藩王作亂，各王府護衛隊已被取消。當按察使的陸完依附寧王，改作兵部尚書時，找出種種理由，允許藩王恢複護衛，寧王趁機建立自己的護衛武裝，並迅速擴充兵員，製造兵器和船隻。寧王反叛活動被察覺，有禦史把這一情況向正德報告，正德這才醒悟，命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去寧王府宣讀詔書，勸說取消王府護衛武裝。
寧王派到京城的密探見朝中頻頻議事，把這一情況飛報給寧王，朱宸濠又見太監和駙馬前來宣詔，心想必定是采用宣宗皇帝對待趙王的辦法來對待他了。明成祖時候，趙王朱高燧和漢王朱高煦一起叛亂，想奪皇位。宣宗朱瞻基登基，朱高煦起兵，失敗。朝中有人建議對朱高燧也要嚴加懲治。宣宗認為這樣做打擊麵過大，決定派駙馬去告知厲害，朱高燧接受宣宗意見，撤消護衛。這件事對皇室成員震動很大，讚揚宣宗大器量，講親情。此刻，正德下令驅逐寧王在京所有人員，正德自己三番五次提出要南巡，群臣堅決反對，京城亂哄哄的，朱宸濠認為時機已到，借做生日的機會，假借太後有密詔，宣布起兵。當即殺了堅決反對反叛的都禦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校尉火信當即遇害，將太監王宏、禦史王金、公差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等十一人下獄。隨即封李士實為太師，劉養正、南浦驛為國師，閔念四等各為都指輝，成為軍隊指揮官，參政王倫為兵部尚書，脅迫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行文各府部，散發檄文，改年號，並派人四處招兵買馬，進一步擴大勢力。（參看《王陽明全集·年譜二》）
王陽明就是在這全國性大亂將至，情況十萬火急的情況下，才冒著沒有得到正德命令，有殺身風險，領兵平叛的。可以說，王陽明用兵，完全是為了國家的穩定，地方的利益和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除了平濠之戰，其他五個戰役，對象全是流民和農民起義隊伍。這些人，不但打官軍，占衙門，劫府庫，也殺人越貨，攔路搶劫，危害地方已久。夏燮著《明通鑒》卷四十六有這樣的記載：“初，南贛之賊，為陳金、餘諫先後討之，稍戢，不數年，複嘯聚為亂。謝誌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仲容據浰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日能、樂昌高快馬、柳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大帽山賊詹師富等又起，於是，江西、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千餘裏皆亂。”所謂賊，當然是封建統治者對一切反抗者的蔑稱。但反抗者一旦成為勢力，又沒有正確的革命目標，正確的鬥爭策略，嚴格的紀律，就不但威脅統治者，同樣威脅老百姓。在這樣的情況下，保國家統一，地方安寧，是大多數人共同願望，是全國上下的共同要求。誰能盡快使國家平安，使地方平安，誰就受到最廣泛的歡迎。思州、田州一戰結束，王陽明在奏疏中引了學士霍韜在奏疏中說的一段話，霍韜說：“臣等廣人也，是役也，臣等嚐為守仁計曰：‘前當事者，凡若三省兵若幹萬，梧州軍門費用若幹萬，複從廣東布政司支用銀米若幹萬，殺死、疫死官兵若幹萬，僅得田州小寧五十日，而思恩叛矣。’今守仁不殺一卒，不費鬥米，直宣揚威德，遂使思、田頑叛，稽首來服……’‘臣等是以歎服守仁能體陛下之仁，以懷綏思、天向化之民；又能體陛下之義，以討八寨、斷藤梗化之賊，仁義兩得之也……’”（《王陽明全集·年譜三》）霍韜於正德九年（1514年）會試第一，為人正直，無意仕途。嘉靖皇帝兩次召他，推脫有病不去；戳升為少詹事侍講學士，堅持不受；授禮部右侍郎，也不肯接受，卻兩次推薦良臣。嘉靖感念他忠義，最後戳為禮部尚書。這樣一個人在奏疏裏說的話，想來必定有充足的根據。
同平一處民亂，前麵耗去巨資和人力，僅僅換來五十天安寧，而王陽明平思州、田州，“不殺一卒，不費鬥米”，並非王陽明有特殊的軍事才能，而是出發點不同，目的不同，所采取的方法不同，效果當然不可能一樣。
贏得戰爭條件很多，戰爭的目的、人心背向、戰略戰術、武器、自然條件等等都是極為重要因素。在某種條件下，看似並非特別重要的因素，也可能導致戰爭勝敗。古代戰爭，當今戰爭，這樣的戰例並不少見。但是，從長遠觀點看，從全麵看，在戰爭實力不是特別懸殊的情況下，為大多數人的利益而戰，人心所向，贏得戰爭的可能性更大。從表麵上看，王陽明是替明王朝平亂，是在挽救即將崩潰的封建統治，實際上符合當下大多數人的願望。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本主義社會，或者直接一些，直接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政權，如果不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沒有正確的領導核心，沒有正確的革命目標，人民作出了巨大犧牲，最多成為改朝換代的工具，獲得利益的不是大多數人，而隻是極少數竊取勝利成果者。
②重教化，重管理，鞏固戰爭成果。
戰爭的根源是私有製。隻要私有製存在，戰爭即不可避免。這種私有製的消滅，決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實現了，就可以消滅戰爭，而是要一切有人類存在的地方消滅私有製，國家機器作用才會逐漸削弱，甚至轉換角色，由統治機器變成管理和服務工具，軍隊漸次失去作用，戰爭才會隨之消滅。但人類要實現這樣最偉大的目標，非得經曆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幾百年是沒法做到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隻能使用一些並非治本卻也非常必須的辦法。猶如王陽明所采取的重教化的方法和加強行政、軍事管理的方法。
A、重教化
一個人不走正道走邪道，不維護國家民族利益，人類群體利益，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有
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有長期起作用的因素，也有臨時因素；有道德品德問題，也有因為無知，特別對法紀無知而造成惡果。這些因素當中，人的思想修養、道德修養起著主導作用。思想修養、道德修養高，則少犯錯誤或不犯錯誤。這是對人的一般判別標準。王陽明在某地平亂之後，為了鞏固戰爭成果，首先想到的是興辦學校，推行教化。希望這樣一來，犯過錯誤的人不再重犯類似錯誤，未犯錯誤的人引以為戒。
王陽明一生花去大半時間從事教育，收徒授業，傳播他的大學問。主講過的書院有貴州龍崗書院、貴陽書院，集門人於江西白鹿洞研討大學問，親自主持修建的有龍崗書院、濂溪書院。為稽山書院作《尊經閣記》、萬鬆書院作《萬鬆書院記》、重修山陰縣學，寫《重修山陰縣學記》，為鞏固戰爭成果而興辦學校則是在平三浰以後。王陽明認為地方平定，盡管要做的事很多，首先還是要興辦教育。他認“民風不善，由於教化未明”，“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未能盡舉，姑且就其淺近易行者，開導訓誨”。所謂“淺近易行”，指的是道理不深奧，要求不高，容易做到的事。給民眾講淺顯的道理，要求做容易作到的事。王陽明的這些要求，以官方文件的形式，下發至南安、贛州所屬各縣，要求父老子弟，互相勉勵，互相支持，興辦學校。漸漸地，“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聲，達於委巷，雍雍然漸成禮讓之俗矣”。由於百姓知書達禮，本來亂糟糟的地方，形成了良好社會風氣。
“不教而殺謂之虐”，是儒家反對濫殺的一貫主張。王陽明重視思教育，從他作廬陵知縣的時候就開始了。他的為政觀是：“為政不事威刑，惟以開導人心為本”。到任的第一件事，“不是忙於處理積案，調解糾紛，而是辦申明亭，請四鄉有學問、思想修養、道德修養較高的鄉耆和開明士紳坐陣，開導、勸諭作過惡、犯過錯誤的人，收到良好效果。
在王陽明看來，私欲乃一切禍亂之源。教育的根本就在於“去私欲，存天理”，在於恢複人善的本性。盡管這樣的看法存在著諸多問題，但是，在當時來說，是最具實踐價值的理論。這一點，以後將專們論述。
B、重管理
立場、思想、觀點指揮人的言行，一切人類活動，一切社會現象，都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找到終極原因，獲得最為完滿的詮釋，因而，古今中外的國家領導者，都無一例外地重視意識形態工作：批判、揚棄舊的意識形態，宣傳、樹立新的意識形態。通過對社會的主宰——人的宣傳、教育，人格重塑，等等，達到鞏固現行社會製度和社會秩序的目的。但是，如果把一切都寄希望於思想教育，寄希望於意識形態工作，那麼，毫無疑問，是犯了政治上的幼稚病。我國儒學的缺陷，正好表現在過分強調自我修養，忽視帶有強製性的法製，忽視加強管理的必要性上麵。
500多年前，王陽明既看到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同時看到加強法製、加強管理的重要性，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江西廬陵任知縣的時候，他就采用過許多措施，加強管理。開辟火巷，使城中火災減少；恢複船運，流通貨物；製止鎮守地方官員利用職權，橫征暴斂；建立保甲製度，以防盜賊；清理驛道，以便行人過往，等等。後來，在南安、贛州、漳州、汀州選拔、訓練民兵，強化地方治安。南安、贛州、漳州、汀州，和廣東、廣西、福建、湖廣（古行省名，轄區包括今長江以北一小部分，以南大部分；湖南、廣西全部，廣東自電白、茂名以西，貴州除北盤江以外區域也包括在內）接壤，山險林深，地形複雜，盜賊盤踞，擾亂地方安寧。以前依靠狼兵（地方職業兵）彈壓。但要調集狼兵，不僅費用高，而且路途遙遠。等狼兵到達，盜賊早已無影無蹤。再說，這種職業兵，嗜殺成性，每到一處，亂難平，百姓遭殃；官軍不了解情況，也難取勝。王陽明根據這一情況，要求四省兵備在各自縣裏挑選有膽量有武藝的精壯，多則十數人，少則七八人。這樣加起來，江西、福建兩省有五六百民兵，廣東、湖廣有四五百，南安、贛州自行編選。選定，派能者進行訓練，加強城池保衛和關隘防守。強化了地方治安。
此後，王陽明多次根據實際需要，在平亂之後，不是奏請皇帝，批準增設縣治，管關隘檢察的巡檢司，就是改變布局不合理的巡檢司治所。平福建漳州民亂，鑒於南靖、漳浦、詔安、雲霄以北一大片區域疏於管轄，有了問題無法得到及時處理，奏請正德增設和平縣，正德批準，至今沿用。
C、平撫並重
由於客觀世界的無限性和人認識能力有限性，客觀世界的瞬息萬變和主觀世界往往存在著保守性，就個人而言，不管天資有多高，知識和經驗有多豐富，都會犯或大或小或多或少錯誤。儒家認為聖人不會犯錯誤，其實，他們這是一種誤解；用以教育人，則是一種誤導。儒家尊孔子為聖人，在於說他創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論體係，其中許多看法於己於家於國有好處。有好處就不是全部真理，隻是部分真理。比如“中庸之道”，是一種安於現狀，不思進取的觀點；“克己複禮”，倡導倒退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等等。孔子大力宣傳，最為得意的弟子顏回，則是“克己複禮”和“中庸之道”的堅決執行者，是忍辱負重，安於現狀的典型。孔子以為自己創立了一套救世理論，周遊列國，向各國君主大肆宣傳，結果碰一鼻子灰，不得不放棄經國濟世的遠大理想，走當時士子最不願走的道路——收徒授業。他失敗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沒能正確認識當時的形勢。孔子出生在東周末期，這時，正值“公室卑弱，大夫兼並，宗族製度在瓦解，家庭製度在興起，社會發生大變動的時候”，諸侯們正忙於搜羅人才，聚集力量，稱霸諸侯，誰有閑心聽他那一套不合時宜的理論？這種理論，隻有某一個霸主統一天下以後，再拿起來要求下屬和人民大眾，以鞏固其既得利益。再說，他的中庸之道不說沒有實踐意義，理論上也難以自圓其說。所謂中庸，孔子說的是既要照顧貴族利益，也要照顧非貴族的利益。但是，大權既然在貴族手裏，又怎麼會兩者兼顧？這樣一來，孔子就來了個天命說。“凡是講不通的事情，都歸到天命。高遠莫測的叫做天，無可奈何的叫做命”，“君子畏天命，不畏天命的是小人”，（範文瀾著《中國通史簡編》第201、203頁，194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誰願意當小人，於是，隻好信命。自己弄一套不能自圓其說的理論，又作出叫人無法相信的詮釋，造成無法彌補的邏輯缺陷。不過正好說明，孔子也是普通的人，並非如後人所推崇的那樣，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聖人，是生而知之的先知先覺者。
比孔子更早的唐堯、虞舜是聖人嗎？沒有留下關於他們更多的文字依據供後人研究，惟一的根據是傳說他倆自己不當皇帝，把天下讓給賢者。一方麵，這不過是傳說，並無充足的史料作依據；再說，當時是原始社會，生產水平低到隻能維持生存，沒有任何剩餘價值可以占有，當皇帝隻會比別人付出更多，更累。把更苦更累的事讓給別人來做，有什麼值得稱道呢？我無意否認儒學的價值和影響，隻想說這樣一個道理：世界上不存在沒犯過錯誤的人。王陽明目光銳利，提出人人都可以成為聖人，滿街都是聖人，都可能經過教化成為賢者，成為有用的人。基於這樣的看法，才在戰爭中那麼成功地使用“平撫並重”的策略，不濫殺無辜。
王陽明從接受平亂開始，始終堅持這一原則。首先，他沒有把亂民都當成打擊對象，而是把殺人越貨的盜賊和被迫鋌而走險的貧苦民眾區別開來，把首惡和脅從區別開來，把願意改惡從善和堅持不改區別開來。具體到個人，王陽明更慎重從事。即便犯了罪，也要看認罪的態度來決定處罰。贛州有百姓做亂民耳目的情況，平亂官軍還沒到，亂民已銷聲匿跡。一個軍門（對總督或巡撫的稱呼）仆從幹得最多，而且很狡猾。王陽明查清楚事實，把老仆叫進他的臥室，是生是死，叫他自己選擇。這個老仆坦白交待犯錯事實，王陽明從寬處理。
為了給脅從者、願意悔改者以機會，每次采取軍事行動之前，王陽明都先發布告，勸諭誤入迷途者改惡從善，棄舊圖新。王陽明的“諭文”少有官氣，樸樸實實，入情入理。漳州民亂平息，樂昌、龍川等地還很亂，王陽明在榜諭中說，如果有人罵你們為賊，你們一定很氣憤；如果有人燒你們的房子，搶你們財物，擄掠你們的妻子兒女，你們一定非常痛恨，一定要報仇。你們而今做這些事，別人同樣恨你們，這一點，難道不知道？知道還要做，一定是有無奈之處。“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王陽明強調犯錯誤的客觀原因，是給犯錯的人們搭梯子下樓。“爾等當時去做賊時，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做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王陽明全集·年譜一》）
由於勸諭做得深入，酋長黃金巢、盧珂率眾投降，為橫水、桶岡、浰頭平亂打下良好基礎。後來征思州、田州之前，王陽明根據江西連年戰事，生靈塗炭的現實，請巡按紀功禦史石金、布政使林富，副使祝品、林文輅，參將李璋、沈希儀等開會商量，決定撤除南寧守兵，願意解甲歸田的打發回家；路途太遠一時回不去的士兵，解散休養。盧蘇、王受看清楚朝廷並不是成心要殺他們，率眾歸降，不費一兵一卒，思州、田州民亂平息。
D、不居功
不居功自傲，是王陽明累累贏得戰爭的重要因素。王陽明對功名利祿看得很淡，看重的是聖學研究，尋找種種疑難的答案。領兵征三浰，在寫給門人薛侃的信中還提到說過的話：“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王陽明所說的心中賊，指的是私欲。有了私欲，本來清明的心就會被蒙蔽，做出許多壞事、錯事來。破心中賊的願望，王陽明可謂始終如一。
對於贏得戰爭的人而言，好處是多方麵的。大而言之，勝者王，敗者寇；勝者因而興旺發達，敗者大傷元氣，甚至亡國滅種。對個人而言，最大利益是贏得功利。功，就是加官晉爵，澤被後人；利，提高待遇，增加俸祿。功利，是一般人的奮鬥目標。一旦目標達到，輕則思想保守，不思進取，生怕打爛壇壇罐罐；重則意誌消沉，貪圖享受，甚至腐化墮落，走上犯罪道路。這類人常常把功勞歸於自己，把錯誤歸於別人。
王陽明恰恰相反，想別人多，想自己少。他7次戳升官職，5次屬於征戰有功，但都辭官，隻是正德不批，才勉強接受。
王陽明自己不肯受官受祿，卻沒有忘記在戰爭中有功的文武官員。南安、贛州、汀州、漳州亂平以後，在給正德的奏疏中，特別奏明福建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僉事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等人的功績，請求賞賜。以後幾次戰役，王陽明在向正德報告戰績的時候，都沒忘記奏明在戰爭的有功人員。
要贏得戰爭，除了嚴格的軍風軍紀，軍隊凝聚力特別重要。為民族、為國家、為人民、為正義而戰，能產生巨大凝聚力。但如果指揮員貪功圖利，私心重，就會渙散軍心，消解凝聚力。王陽明領兵打仗，累戰累勝，不貪功圖利，多為下屬著想是重要因素。
（四）王陽明的軍事策略
為國家為民族而戰，為絕大多數人的自由幸福而戰；有大公無私的軍事領袖和指揮員，是贏得戰爭的先決條件。具備上述條件，才可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和擁護，否則，會陷入孤力無援境地，最終難以逃脫失敗的下場。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因素是多方麵的，是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同時，所有構成因素都時刻在發生變化。有時，看來並不是特別重要的因素被忽略了，以至滿盤皆輸，這樣的戰例並不少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遊擊戰爭，為什麼能長期堅持，逐漸壯大，能以少勝多，除了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政治路線正確，廣大幹部戰士正確指揮和英勇善戰，也由於敵人對遊擊戰認識的不足，以為不過是小打小鬧罷了，殊不知軍事力量對比就在小打小鬧中發生了變化。曆史上“官渡之戰”是以少勝多的典型戰例。袁紹心胸狹窄，多疑而優柔寡斷，致使部下走的走，叛逃的叛逃，折臂的折臂，缺乏英明統帥，軍隊缺乏凝聚力，是失敗的根本原因，但是，對糧草輜重重地烏巢的保衛掉以輕心，派個酒鬼淳於瓊領兵鎮守，整日飲酒作樂，導致烏巢糧草輜重被燒，淳於瓊被擒，成了遭致敗績的關鍵。真可謂“一著不慎，滿盤皆輸”。
烏巢之戰，戰役不大，卻影響了全局，袁紹從此敗落。
王陽明的對手，除了朱宸濠率領的軍隊經過訓練，有相當戰鬥能力而外，其餘對手，都是起義農民和流民。王陽明沒有就讀過專業軍事學校，是個從小從儒學，後來又研究佛學、道學的讀書人。45歲以前，做過北京兵部主事。謫居貴州，水西、水東發生矛盾，水東內部發生叛亂，貴州宣慰使安貴榮擁兵坐視，危及貴陽。王陽明勸說他出兵，製止了一場內亂，卻也沒有領兵打過仗。後來，當過知縣、南京刑部清吏司主事、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文選清吏司員外郎、考功清吏司郎中、太仆寺少卿、鴻臚寺卿等職，都是文職，和軍事毫無關聯。不同的是他對軍事理論特別喜好，鑽研過兵書；關心國家防務，出居庸關考察過邊境，寫過改革邊防奏疏。在這樣的情況下帶兵打仗，至57歲逝世於征戰歸途，曆時八年，從沒打過敗仗，為同時代許多專門領兵打仗者所不及。
①打有把握之仗
中國蘊藏了極為豐富的軍事理論和打仗經驗，各個朝代，各個曆史時期，都有傑出的軍事理論家和軍事理論著作。其中，以孫武的理論專著《孫子兵法》13篇影響最為廣泛和深遠。“美國的軍事理論家約翰·柯林斯在《大戰略》一書的序言中說：‘孫子是古代第一個形成戰略思想的偉大人物……孫子十三篇可與曆代名著，包括2200後克勞塞維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沒有一個人對戰略的相互關係，應考慮的問題和所受的製約比他有更深刻的認識。’”（孫曉玲編《孫子兵法·孫子的軍事思想》，武漢出版社1994年出版）
王陽明戎馬倥傯，所有空餘時間都用來研究大學問，傳授所得，偶爾也寫寫詩歌散文，沒有留下專門軍事論著，他的軍事思想、策略散見於奏疏、榜諭等文章裏，體現在實踐中。作為帶兵打仗的統帥，王陽明十分清楚，打仗是一種殘酷的爭奪，生死的較量，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每一仗勝敗都與朝廷的安危密切相關。因而，了解對手各方麵情況，知己知彼，不打沒有把握之仗。比如以前官軍汀漳平亂，多次出現泄漏軍事機密。官軍尚未出動，對手已經四下逃逸；等待官軍收兵，又恢複老樣子。毫無疑問，是內奸所為。在這種情況下，創造打勝仗的條件是首要任務。第一是除內奸，保證不泄漏軍事秘密。第二，建立必要的組織和製度作保證。由於當地百姓和亂民有千絲萬縷的聯係，王陽明決定實行“十家牌法”，建立互相監督，共同負責機製。所謂“十家牌法”，即將鄰近十家編成一牌，相當於一個居民小組，把每戶家庭成員情況作詳細登記，十家論流巡查，有可疑的人即報官府，不報則十家一起追究責任。
第三是組織民兵，平時保衛縣城，戰時可由各省兵備調遣。民兵熟悉本地情況，便於調動，亦軍亦農，有許多優勢。
組織民兵，並非王陽明首創。據現有資料記載，民兵組織始建於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唐代強化了軍隊建設，由中央禁軍、藩鎮兵和團結兵組成。中央禁軍負責保衛皇宮、皇帝和國家首腦機關；藩鎮兵負責節度使治所和各州縣的鎮守。第三類是團結兵。團結兵不列入正規軍，無軍籍，不脫離生產。平時在家耕種，習武，戰時應征。團結兵實際上就是民兵。不同的是這類民兵主要用於鎮壓農民起義，因而，民兵多由富家子弟組成，武器也由富家提供。（參看賈若瑜主編《中國軍事教育通史》第239頁相關內容）朱元璋派兵平雲南元梁王之後，大量屯兵貴州。建易守難攻村寨，平時務農，戰時是兵，是另一種形式民兵。王陽明吸取這些曆史經驗，組織的民兵，在於維持社會治安，鞏固後方，創造贏得戰爭的基本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