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讓我走近王陽明（自序）
把神變成人很重要，把“魔鬼”變成人更重要。我很幸運，做了件把“魔鬼”變成人的事。當然，我肯定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我知道王陽明，還是40多年前上大學的時候。我非常崇敬曆史上博學多才的人物，總想走近他們，理解他們，看看他們經常想什麼，是怎麼生活的。我所熟知的那些傑出人物，出身多半很苦，命運坎坷。我和他們有許多相似之處。我不奢望能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物，隻是想，他們也和我一樣是平常人，沒什麼特別之處。這樣，多少提高一點自信。
在我熟知的眾多傑出人物之中，王陽明是個例外。我沒完全看懂他的著述，生平卻是大致了解的。他受到劉瑾等人如此殘酷迫害，非置於死地而後快，複出以後，功績卓著，依然受諂害。但他經國濟世雄心不變，執著地追求真理不變。從這個角度說，是個很值得欽佩的人物。但是，我讀過的書裏，凡寫到他的時候，都免不了給他戴兩頂帽子：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和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不但書上這樣寫，言談之中也這樣說，這還不等於給他定了案？還能不打入十八層地獄？誰要替他說好話，替他翻案，能有好果子吃？
我進大學那一年，正趕上“反右”。我非常慶幸晚進大學門一步，才免於站在台上挨鬥，甚至坐監獄。嘴巴如此不牢的人，如果早一年進校，右派當定了。我想，王陽明如果還活著，有不成右派的理？這麼想著，再也不看王陽明寫的書了。此後不少年月，階級鬥爭鬧得人心惶惶，因為在《山花》、《上海文學》等報刊上發了些小說，被打成反革命，別說讀王陽明，連家裏的藏書都放火燒了，隻恨不能把腦子裏的知識全部掏光，變成文盲。
我是個不安分守己的人，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一生坎坷的王陽明又在我的腦子裏漸漸複活，而且越來越鮮明。後來，我到處查閱資料，對明代江西、福建、廣西、廣東邊境的農民起義作了了解，知道那裏的農民起義隊伍比較特殊，很多“流民”混入其中，占山為王，不僅與朝廷對抗，還不分善惡地打家劫舍，弄得一方不寧。我同時認真思考曆史上農民起義的得與失。我以為任何朝代的農民起義都不可能有正確思想和正確路線作指導，因而既有讓統治者反思，作某些改革、讓步，人民暫時得以喘息，生產力得以發展的積極作用，也有極大的破壞作用，不應該全盤肯定。如果一方大多數人都受到危害，該不該采取行政措施，以至於動武？我想答案是肯定的。
應該說，為多數人著想而奉命平亂，不但不是劊子手，而是為百姓做了好事。再說，王陽明每次出兵之前，都要先廣泛地發布告示，宣傳政策，隻要不抵抗，不再作惡，就不予追究，隻追究特別頑固的極少數人。在平亂過程中，官軍雇過職業兵（狼兵），由於官府執行見首級就有賞的辦法，狼兵見百姓就殺，老婦幼難以幸免，慘不忍睹。不管怎麼說，王陽明用撫、剿結合的辦法平亂，比另一些官軍，特別是比狼兵好得多了。
至於“主觀唯心主義哲學家”這頂帽子，該不該戴在王陽明頭上？我也要說，不。人是一個世界，其複雜性一點也不亞於大自然和社會。意識也同樣極為複雜。用一刀破為兩邊，一邊是唯物主義主義，是進步的，科學的，因而是革命的；一邊是唯心主義，不說反動，起碼算是落後的，不科學的，是不革命的。這樣對待複雜的事物是不是過於簡單？能不能是什麼就是什麼，不扣這樣那樣的帽子？我想是應該的。在王陽明的眾多言論之中，最難以被人理解的大約是這樣一些話：“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隻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隻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用概括的話說，即“心即理”。心主宰一切，並非王陽明的發明。孔子說的“仁者愛人”，說的就是人心，也就是人性。後來說心的人就多了，荀子說，人性是惡的，孟子說是善的，告子說人性說不上惡也說不上善。王陽明繼承人性善的說法，進一步說“心”。他說心本來是很明亮的，想的做的全都符合天理，都是正確的。為什麼會有那麼多壞人壞事，就因為他們個人欲望太重，把本來明亮的心蒙蔽了。就像鏡子，本來是明亮的，由於蒙了塵垢，不明亮了，需要把塵垢刮掉才行。人要學聖學，才能去私欲，恢複本性。王陽明把重塑人的靈魂，改變當時汙泥濁水橫流，社會風氣頹糜的狀況，出發點無可厚非。他把這一主張貫徹到他一生的實踐過程中，辦書院，講學，在平亂中做人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當時還沒人可比。僅就這一點，我們沒理由對這位500年的人求全責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