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建立後，維多利亞女王為了“表示由衷感謝之心”，特地贈送給南丁格爾一件禮物，並附了一封信。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親愛的南丁格爾小姐：
在充滿血腥的戰爭裏，你表現了基督徒崇高的犧牲精神。我內心的欽佩，相信聰明的你，應該很容易理解。
你的功勞比起勇敢的將士們，有過之而無不及。你以慈祥的雙手，撫平了他們心靈和身體的創傷，對於這些偉大的貢獻，我不知應當如何來致謝。我以一枚胸針作為君王感謝你的心意表征，請你佩戴並珍惜我的情感。這枚胸針的花色和形狀，正足以表達我真誠的祝福，以及對你崇高事業的推崇。
將來，如果能和你這位為我們女性爭光的人成為好友，必定是我最高興的事。
我祈盼你身體健康，並接受我真誠的祝福。
維多利亞女王
1855年11月
這枚禦賜的胸針，是由女王殿下親手設計的，不但富有創意、別致精巧，而且對南丁格爾具有特殊意義。胸針的表麵是紅色琺琅，上麵有聖喬治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又鑲有一個鑽石王冠，王冠內用金字雕刻著：“憐恤別人的人有福了！”
背麵則是金色絲帶，上麵有女王的題字：“對獻身服務、效忠女王的南丁格爾，致以最高敬意和謝忱。”
這是一個長8厘米，寬6厘米的胸針。當做飾物似乎稍嫌太大一點，但它是榮耀的象征。南丁格爾在戰地佩戴過幾次，但回國以後就不曾使用了。現在，這枚胸針已被陳列在倫敦的博物館裏。
同時，女王還賜予南丁格爾一枚鑲有鑽石皇冠的紅琺琅聖喬治十字勳章，勳章上鐫刻著：
表彰弗羅倫斯·南丁格爾小姐對女王英勇將士的精誠服務
R維多利亞贈 1855年
從此，南丁格爾的美名上升到了一個高峰。
士兵們的保護神
麵對眾多的榮譽與讚揚，南丁格爾顯得很沉靜，她早已把功名利祿看得非常淡然。她需要的不是這些東西，她隻想對得起她身為人類一員的良心。
此時，她並不滿足於已有的成績。她已經給自己提出了一項新的任務，改革英國軍隊中普通士兵的管理製度和辦法。自從進入克裏米亞以後，她很早就萌生了這樣的想法，而且覺得勢在必行。
原因在於，她覺得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已經同英國軍隊結下丁不解之緣。她從軍隊生活中，發現了最使她感動的人類品格。她激動地看到，在很大意義上，普通士兵們同生共死、浴血奮戰都是為了國家利益。他們是能夠隨時犧牲個人利益與生命的人。她強烈地渴望成為這些戰士的保護人。
她認為，士兵們的忠誠與英勇不是拿金錢所能換取到的。他們驍勇善戰，為救助戰友不惜犧牲生命。他們對民族赤膽忠心，能夠冒著敵人的炮火頑強挺進。對於這樣的戰士，難道我們的民族不應該給予他們最好的愛護和關心嗎？
然而，就是這樣的戰士生活處境卻極其惡劣。而且，他們所得到的津貼也少得可憐，有一段時期，他們每天甚至隻能得到一個先令的生活補貼。
正是如此，在維多利亞女王曾表示要給士兵發放香水時，南丁格爾聞訊後，馬上托人捎話給女王陛下，她說，在前線上，若是發放杜鬆子酒和壓縮餅幹，可能更受歡迎。女王當即接納了這一建議。
可見，南丁格爾是多麼的熱愛那些士兵，他們在她的心裏，是那樣勇敢、可愛。她把他們當成自己的孩子。她說過，她是獨身女子，也沒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她並不孤單，因為她覺得自己就是這些士兵的母親。她希望為自己的孩子做得更多。
她在給芭茲的信中說：
不要以為他們隻知道擺槍弄炮，他們是樂於接受教育的，他們珍惜一切學習機會。隻要給士兵創造條件，使他們有機會學習更多的知識和文化，他們就會很好地利用它，並且通過係統的學習，迅速成長起來。
我親眼看到，隻要給他們開辦學習班，進行課程輔導，舉行講座，他們總是大感興趣，他們也準時參加。即使有一天，他們從戰場上下來，隻要給他們工作，使他們各就其位，他們也會幹得非常出色。
不要以為士兵們隻會酗酒、打罵，隻要給他們提供書籍，給他們安排娛樂活動，他們就會平靜得讓人驚奇。他們也會把酒瓶子遠遠地扔到一邊。
在前線醫院的日子，南丁格爾對士兵們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同士兵們一起生活得越久，接觸得越多就越能體會到，士兵們雖然勇敢無比，但同時也是孤立無援的。他們那樣信賴她，不僅在負傷和生病時需要她，就是在康複以後，在戰火停止的時候，他們也需要她的關心。
1855年5月，為了使士兵受到教育，她經過反複努力，多次奔波，在克服種種困難之後，終於在前線醫院裏，為士兵們開設了一個小小的閱覽室。士兵們趨之若鶩，軍隊當局本來對這類事很反對，他們認為不該“嬌慣”士兵們，以為士兵若不酗酒，而是讀起書來，就會變得更加難以管理，因而，他們曾經責怪南丁格爾“違反規章”。
但是，他們錯了，事實上讀書的士兵非但沒有生事，而且行為更為規矩了。到了1855年夏天，斯托克將軍擔任前線軍事指揮官，對於南丁格爾而言，他是一位誌同道合的熱忱的合作者。
他們像兩顆耀眼的明星那樣，相互輝映。他們精誠合作，從戰地醫院及其周圍環境入手，全麵進行檢查和整頓。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後，終於使那裏的麵貌煥然一新。他們致力於給士兵創造良好的娛樂和休息的生活環境。
除此之外，南丁格爾還認識到這些士兵一拿了薪水就去酗酒，而不願寄回家，是因為士兵若要寄錢回家，必須經過主計官。但是主計官會把他們當傻瓜一樣，把他們的錢騙走。所以，士兵們十分不滿，對主計官也不信任，寧願花錢喝酒，也不願寄錢回家。
南丁格爾因此在每個禮拜抽出一個下午的時間在自己房裏為那些想寄錢回鄉的士兵服務，用彙票由快信寄回他們的家。結果每個月大約有1000英鎊的錢被寄回英國本土。
有些士兵在出院之後，也希望通過郵局寄錢回家。南丁格爾為此曾向軍隊當局提出，卻遭拒絕，好在後來得到女王的幫助，前線各地的郵局才開辦彙款的服務。結果，不到6個月，已有76000英鎊被寄回家鄉。南丁格爾說：“這些錢全都是在酒店節省下來的。”
到9月份，南丁格爾他們為前線士兵籌辦的大型軍人俱樂部 “英克爾曼咖啡館”正式開始接待士兵了。後來，又在戰地醫院開設了第二個俱樂部，專供傷病員使用。
他們的成績突飛猛進，截至1856年春，他們馬不停蹄，共開辦了4所軍人俱樂部。這些俱樂部，成了士兵眼裏的“伊甸園”。俱樂部有時舉辦講座，特意請軍事專家授課，每次來聽講座的人十分踴躍。
有一次，南丁格爾驚訝地看到，教室根本容納不下那麼多的人，無奈之下士兵們隻好把教室的門卸下來，讓室外的人也能聽到。
在南丁格爾等人的努力下，士兵歌詠隊也成立起來了。士兵們還再接再厲自行組成了一個小劇團，經常表演各種自編自演的節目。在俱樂部裏，身體健康的人可以踢足球，或進行其他體育活動，傷病員則對多米諾骨牌和棋類較為喜歡。
總之，在1855年至1856年這個時期，如同芝麻開花一般，斯卡特裏戰地醫院的管理水平與日提高。這些變化，都是很了不起的成績，從此載人了英軍史冊，南丁格爾自然功不可沒。
經過兩年的努力，英國士兵的素質也有了相當大的提高，以往那種酒氣熏天、野蠻倔強的形象一去不複返了，這是讓南丁格爾深感欣慰的事情。這種成就是靠不懈的奮鬥取得的。南丁格爾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這嚴重削弱了她的健康。英軍駐土耳其長官的妻子霍恩畢女士，在一次聖誕晚會上見到南丁格爾的樣子，著實吃了一驚。霍恩畢女士寫道：
我已經好幾個月沒看見她了。當然，也僅僅是幾個月的時間而已！當時，我看到她那消瘦的身影，看到她的憔悴，看到她那孩子氣的前額梳成劉海的棕色短發時，我不禁目瞪口呆。她的新發型固然很可愛，可這樣的發型，也證明不久前她曾發過高燒。
那天，她身著黑色衣服，顯得莊嚴肅穆。唯一的飾物，就是那枚鑲嵌寶石的胸針。像是一麵軍旗，為了掩飾那頂皺巴巴的白帽子，她係了一條縐紗頭巾。隻能看到花邊的邊緣……
她很虛弱，不能參加活動，這使她看上去略顯孤單。不過，這種感覺可能並不準確，因為當時她坐在沙發上觀看別人的表演，偶爾會抿嘴輕笑，有時也哈哈大笑，笑得熱淚盈眶！
但是，事情並不如表麵那樣簡單。在其他方麵，南丁格爾所做的一切努力，她所成就的某些勞動果實，還在遭受居心叵測者的破壞。而且，她還在遭受官方的惡意刁難。
在這些困難當中，最令她痛心疾首的事情，就是索爾茲女士的誣陷，以及由此帶來的“物品案件”。她憤憤不已，但又毫無對策！為了“接受調查”，曾一連幾天，她不得不全神慣注地起草致陸軍部的報告，請他們不要聽信一麵之詞，應當想方設法澄清全部事實真相。
南丁格爾曾說：“一個人不管怎樣努力，總會有不期待的變故降臨到頭上，從而使這種努力遭到破壞。但是，他還是不應當放棄努力。因為連這一點都丟棄了，那麼，剩下的唯有失敗。”
跟戰爭說永別
1856年的新年才開始，南丁格爾的健康狀況更加不好。她患了耳疾、慢性喉頭炎，又受到失眠的折磨，所以經常在寒冷的深夜，懷抱著挫敗感在鬥室中踱來踱去。
南丁格爾工作的情形，完全超乎一般人理解的程度。和她一起工作的瑪依姑媽說：“我真不敢相信，她怎麼能夠不眠不休地處理那麼多事情！”
飲食、氣候、睡眠絕對不能妨礙南丁格爾的工作，即使是在酷寒的嚴冬，她也照樣平靜沉著、從容自若，一點兒也不受影響。但這畢竟隻是她堅毅的外表，許多時候，一旦稍作歇息，她卻往往疲憊得像是要暈倒一樣。
1856年1月，曾經負責軍隊物資補給實情的兩個調查團，提出了最後的報告，確認了南丁格爾與史得尼·赫伯特的報告，即戰爭期間在塞瓦斯托波爾的英軍所遭受物資支援不力的事情，原是可以避免的，但卻由於軍事當局的官僚推諉、漠不關心的作風，而造成災害的事實。
這份報告十分公正客觀，文中還提及了一些敷衍塞責的將官，並指責他們不負責任。當這份報告書被提出之後，終於引起了風暴似的回響。陸軍部大臣在倫敦隨即召開將官會議，給那些被列名指責的將官辯白的機會，而那些人為了洗脫罪名，也不擇手段地開始活動。
結果在會議舉行之後，新的將領授勳升遷被發布出來。陸軍部軍官本傑明，這位曾經千方百計想控訴南丁格爾的反對派，竟被授予芭茲勳位。霍爾爵士竟搖身一變，竟成了約翰·霍爾博士。他並在倫敦散發一份關於南丁格爾小姐的“秘密報告”。
這份報告係由克裏米亞的軍需官起草，內容盡是些對南丁格爾和她的護士們的莫須有的捏造和惡意誹謗。同時他們還大肆渲染索爾茲伯裏女士編造的謊話。那位瑪麗·斯坦利，這時則一麵同南丁格爾小姐通信表示忠誠的友誼，一麵又忙著四處散布謠言。布裏奇曼院長和霍爾博士原來的心腹們又公開揚言，要把南丁格爾從克裏米亞清除出去。
當南丁格爾得知，這些與她百般敵對的人一個個被授勳，而未被審判懲罰之後，內心燃起一股不平之火：“公平正義的力量何在？”
“我親眼所見所聞的災害和不幸，叫我怎麼能為這樣的結局心平？而那些在泥水中死去的士兵們會怎麼說？那些無辜遭難卻犧牲自己的士兵們，又會怎麼說！叫我們如何咽得下這口氣？”
南丁格爾小姐很早就給陸軍部寫了報告，向駐克裏米亞的軍事當局要求用電報重新確認她在東方遠征軍中的職權。但很長時間過去了，這個命令依然未到。
3月裏，陸路運輸團請她派遣10名護士前往巴拉克拉瓦協助工作，她一時竟惶惑起來，不知如何是好。至於那位約翰·霍爾博士近來有些反常。這次他一麵否認與“秘密報告”有任何牽連，一麵又假惺惺地寫了一封殷勤的信給南丁格爾小姐，請她親自帶領護士前往醫院。
南丁格爾小姐接受了，但對霍爾博士的好意她並未抱任何幻想。所以臨行前，她囑咐護士們把自己需要的一切用品全部帶齊，包括糧食和炊具。
出發去巴拉克拉瓦那天，委任令剛好到達克裏米亞。而且，重新確認的權限遠遠地超過了她的預想。
原來，這項委任令的由來還有一段不尋常的經曆。還在1855年10月，有位自稱勒弗羅伊上校的人來過戰地醫院，先在斯卡特裏，後來又在克裏米亞逗留了一段時間。此人原來是新任的陸軍部大臣潘穆爾勳爵派來的密使，任務是查訪戰地醫院的真實情況，然後直接向陸軍部大臣作出負責任的報告。這位勒弗羅伊上校於2月回國了。
勒弗羅伊上校經過細致查訪後，對南丁格爾小姐牽涉的所謂“禮品案件”十分不平，並熱心地催促早日公正處理此案。
南丁格爾小姐本來隻要求政府重新確認她原有的使命和委任，而勒弗羅伊在給政府提供的詳細報告後則明確要求：在前線總司令頒發的日常命令上，除了總司令官簽名外，也應當同時簽署南丁格爾小姐的名字，每日發送到各駐地兵營、食堂張貼。這項提議果然被陸軍采納了，潘穆爾勳爵以陸軍部大臣的名義向前線指揮官發了一道命令，並要求向全體官兵傳達。
命令內容如下：這份公文由陸軍大臣直接發送給陸軍司令官，希望視同一般命令被公布。經由這份電文，本大臣已正式肯定南丁格爾的地位，可是本地陸軍當局似乎尚未完全理解，所以本大臣認為有必要讓軍醫當局及全軍人員知道，這位有優異表現的女士具有怎樣的地位，並作適當扼要的說明。
南丁格爾是在女王陛下的政府中，被認為是英國陸軍醫院女性護士隊的最高指揮官，擁有最高的監督權。任何護士或修女在醫院的職務及所屬單位，如果未經她的許可，不得任意變更。不過，她所有的命令在實行之前，也必須要和軍醫總監取得協議，而軍醫總監對於一切有關女性護士隊的事情，也都必須事先通知南丁格爾，所有有關的決議都必須經過南丁格爾小姐來下發命令。
南丁格爾非常激動。畢竟在克裏米亞期間，她幾度遭遇“冷箭”，但並沒有倒下去，並且頑強地看到了最終的勝利。這個勝利，自然是正義對邪惡的勝利。這同時也是霍爾、斯坦利以及索爾茲伯裏之流的徹底失敗。
3月24日，南丁格爾和護士們冒著雪雨乘船到達巴拉克拉瓦。這一次她們不再受到冷眼與奚落，而是熱烈的歡迎和積極的配合。
3月30日，英法聯軍與俄軍全線停火，交戰國政府開始和談。
4月29日，巴黎和會落幕，宣布恢複和平。陸軍大臣潘穆爾簽署了前線部隊啟程回國的命令。
戰爭結束的消息一經傳出，英國國民一片歡騰。潘穆爾勳爵在英國上院作了有關實現和平的講話。在講話當中，他用了大量篇幅，對於南丁格爾等人的成就表示敬意：
女士們，先生們，這段時間的痛苦，已成為過去。曆史即將掀開新的篇章。連續兩個春天以來，我們經曆了戰爭的風風雨雨。草木枯萎，複又生長，已經掩蓋了克裏米亞的舊日陳跡。歡樂的擁抱，熱烈的歡呼，已經代替了舊日的廝殺，殷紅的血跡。一切不屈的人民，已經聚集在團結的彩旗周圍……
今天，在克裏米亞，我們的部隊，正整裝待發，醫院已經空空如也。仁慈而偉大的護理天使們，仍在那裏繼續工作。不過，她們的任務，已經全部完成。人們將永遠銘記她們不朽的功績！我們向南丁格爾和她的隊伍，表示由衷的欽佩和敬意！
而此時的南丁格爾卻未表現出過分的喜說。她知道，如果不進行必要的改革，今後軍隊裏的製度和官僚作風仍將和戰前一模一樣。現在大家依然都清楚地記得，但用不了半年時間，所有這些不幸和苦難都會被人們遺忘得幹幹淨淨。
傷病員開始大量回國。護士們也開始分期分批回國了。對護士們今後的職業和生活保障，南丁格爾也作了妥善安置。
整個夏天，南丁格爾很多時間都忙於為護士們準備行李和禮物、寫求職介紹信、出示身份證明書和依依不舍的話別上。在難忘的幾百個戰地救護的日日夜夜裏，包括那些曾經毛病最多的護士，和南丁格爾之間以及她們彼此之間都建立了深厚的姐妹情誼，有的護士雖然隻比南丁格爾小幾歲，卻將她視為母親一般。
6月30日，英國陸軍大臣潘穆爾勳爵遵照維多利亞女王的旨意，向南丁格爾頒發了一張感謝狀，代表全體國民、英國王室、政府和軍隊最高當局感謝她卓越的戰時貢獻。
隨著越來越多的士兵和護士回國，英國國內掀起了迎接南丁格爾回國的熱潮。人們都在打聽南丁格爾的歸期，政府打算派出軍艦迎接，並動用皇家禦林軍與倫敦步兵連及軍樂隊沿路演奏軍樂，將南丁格爾從港口護送到其住宅。
麵對紛紛送到的歡迎活動的邀請函，南丁格爾都一一婉言謝絕了。
南丁格爾對這種虛幻的個人榮耀很淡漠，甚至有些害怕，她的心還在為無辜死去的士兵深深地哀傷。她認為必須想辦法使軍隊作出一些改變，她需要靜下心來，想一想回國後的計劃。
在軍方和家人的一再催促下，南丁格爾寄回了行李，準備啟程回國。7月25日，即南丁格爾啟程回國前3天，前線總司令斯托克向她頒發了戰區英軍的感謝狀。隨後，土耳其皇帝也賜給南丁格爾一隻鑽石手鐲，並分送慰問金給每一位護士。現在，這隻手鐲和女王禦賜的胸針都一起陳列在博物館。
臨別前夜，南丁格爾手提油燈，最後一次獨自穿過茫茫夜色，緩步巡行在悠長的走廊。這一次她隻有很少士兵需要探視，她在他們身邊逗留得更久，彼此祝福、告別。
7月28日，南丁格爾謝絕了軍方的安排，與瑪依姑媽用“史密斯太太和史密斯小姐”的化名，從君士坦丁堡乘船前往法國馬賽。隨後，她在巴黎同姑媽分了手，仍用化名隻身前往英國。為了避免被人認出來，她在穿戴和發型上都做了一些修飾，自稱是剛剛受聘到一個英國紳士家中教法語的巴黎郊區太太。
早晨8時，南丁格爾按響了勃蒙瑟修道院大門的門鈴。整個上午，她同修道院院長一起做了早禱。下午，她依然孑然一身，乘車北上。傍晚，她已走在裏哈思特的路上。樊妮、芭茲和威廉正在客廳裏談家常，隻有老管家華生太太獨自一人坐在廳前自己的小屋子裏。
華生太太聽見有人走進庭院，抬頭一看，隻見一個女子身穿黑色長裙快步走上甬路。華生太太再定睛一看，怔住了。
“南丁格爾小姐！”她突然聲淚俱下地跑上前去迎接她。
大名鼎鼎的“戰地女神”就這樣巧妙、成功地避開官方、報界和民眾聲勢浩大的圍追堵截，悄無聲息地回家了。
事後，芭茲回憶說，她的回國“安靜得像一片樹葉”。沒有請到南丁格爾，那些盛大的歡迎會也召開了，不過都是在南丁格爾缺席的情況下召開的，最多也隻是由家人充當代表出席。
克裏米亞戰爭不是一場目的高尚的正義戰爭，交戰國雙方的傷亡和損失都十分巨大，但也產生了一些有益的後果：自從戰爭結束後，英國士兵不再被同胞們視為近乎歹徒的烏合之眾、人類渣滓，英國護士也不再是那種醉酒、偷病人東西、行為不端的“下賤婆”形象。
南丁格爾及其護士隊用自己的行動，為護理職業樹立了光輝的典範。
成立皇家調查機構
南丁格爾說，克裏米亞戰爭期間，她曾見過“地獄”。那地獄的景象深深地刻在她的記憶裏，使她永遠難以忘懷。從另一方麵講，正因為見過地獄，她在精神與道德上才更為高尚而純淨，更加與眾不同。
從克裏米亞回來以後，品味戰後生活的歡樂與幸福，她的眼前仍不時閃現出斯卡特裏醫院種種恐怖的景象。她不止一次地寫道，“很不幸，這些情景，將陪伴著我走完一生。”
縈繞在南丁格爾腦際，讓她感到無限痛苦的，不僅僅是醫院裏那千千萬萬個死者的亡魂，更是那些嚴酷的現實，包括本來可以預防的疾病，可以避免的災禍。克裏米亞戰禍中驚人的死亡率是英國軍隊中不合理軍醫製度的必然惡果，而這樣一個製度卻仍然在運轉著，仍然在謀殺士兵們，仍然在重複著斯卡特裏的悲劇。
這樣一個嚴酷的現實，隻有南丁格爾一個人清楚地看到了。拯救英國普通軍人命運的責任，就曆史地落到她的肩上。
處在這樣一個曆史地位，南丁格爾則當仁不讓，毅然聽從了這項光榮使命的召喚。但是，她也為自己的這種命運黯然神傷了。由於在戰爭中相當投入地工作，她的身體經常性疲倦，而查不出究竟是何病。她變得有些暴躁了。
青年時代那種突出的仁愛精神正在南丁格爾的心中消退，但她的頭腦卻更聰敏，眼光更銳利了，意誌也更加堅強，光明磊落、公平處世觀念也更純真了。早年那個多愁善感的女性，在她身上消失不見了，成長起來的是更加堅定信念的靈魂。
1856年8月南丁格爾在日記中寫道：
我寧願站在那些被“謀殺”的士兵們的祭壇上，隨時準備把我的頭顱一並獻出。我千萬次告訴自己：隻要我活著，哪怕隻剩一口氣，我也要為屬於他們的事業而努力。
9月份，她給倫敦東威羅區的主教寫信說：
我無法為那些為國服務而死去的人們再做些什麼，他們不再需要我們的幫助。他們的靈魂，已經回歸給予他們靈魂的上帝那裏去了。如今，我們應該做的，是爭取不讓他們承受的苦難毫無價值。這就是，我們要接受教訓，要想方設法減輕他們未來的苦難。
但是，南丁格爾的身體已經疲憊不堪，在緊迫形勢的催逼下，她渴望立即投入工作，必須趁全國上下對於克裏米亞慘劇記憶猶新之時，抓緊時間采取行動。隻有這樣，才能使無數的冤魂得到拯救。
但是，她能做什麼呢？潘穆爾勳爵此刻正在蘇格蘭丘陵叢林中獵鬆雞。史得尼·赫伯特也正在愛爾蘭釣魚。
南丁格爾接二連三地給赫伯特寫信，他的回信卻直率地說，認為她興奮過度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一下。
她急得像要發瘋。拖延必將誤事，魯莽行事也是徒勞無益的。她意識到，她麵臨的困難是很特殊的。她身為女子這已經很不利，而她如今又是舉國聞名的女英雄，這在某些問題上不僅沒有為她提供方便，反而使她步履維艱。
眾多因素湊到一起，就成為一種極為強大的力量，使她成為英國官場感到“棘手”的人物。幾遭推諉，南丁格爾感到，不論她製訂什麼樣的方案、計劃、建議，都會被官方拒絕，原因僅僅是由於這一切出自南丁格爾。
因此，南丁格爾告訴自己，必須學會剛柔相濟。作為一種對策，自己的言行不能刺激官方敏感的神經。她開始有意識地壓低自己的聲譽。她別無選擇，隻有以低姿態入手，才有可能使目標得以實現。
她在筆記中寫道：“有的機構，用我的名字大吹大擂，已經給我造成極大的不利，使我在今後的工作中遭遇阻力。我決不會再以任何方式顯露自己。”
與此同時，南丁格爾也深知浮名虛利的害處，所以她不再給刊物寫文章，也不再作演講。相反，她以極大的耐心和由衷的謙遜，一步步地接近權威人物。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意想不到的機會出現在南丁格爾的眼前：維多利亞女王出巡，駐足蘇格蘭巴莫羅城堡。據悉，女王很有興趣聽南丁格爾談談她的隨軍醫護生活觀感，不僅是作為公務，而且作為私人談話。機會，終於讓有心人等到了。
如果維多利亞女王能夠聽從南丁格爾的建議，那麼，南丁格爾試圖改變英國陸軍普通軍人待遇的計劃就有成功的希望了。權力，在正直無私的人手中，會造就許多有益於社會進步的事業。
南丁格爾同女王陛下的第一次會見曆時約兩個小時，這是一次重大的成功。
南丁格爾住處離巴莫羅城堡不遠，同女王禦醫詹姆斯·克拉克爵士住在同一個院落，而詹姆斯·克拉克正是南丁格爾在克裏米亞時代的老朋友、合作者。在詹姆斯·克拉克的幫助下，南丁格爾多次奉召進出城堡，陪同女王一行去教堂，並參加了數次宴會。
最重要的是，女王本人好多次親自拜訪了南丁格爾。
有一天，正是下午，陽光明媚，女王突然一個人駕乘馬車，沒有帶任何隨從，就一路來到南丁格爾的住所。南丁格爾大吃一驚，感到有些恐慌。女王約她出遊，她趁機談了自己的設想。
又有一天，同樣是在並未預先通知的情況下，女王同樣意外地來到她的住所，興致勃勃地同她一起喝茶。茶中，女王與南丁格爾進行了“推心置腹”的長談，度過了整整一個下午。
起先，南丁格爾聽到女王要召見的消息時，她高興地從沙發跳起來。後來，她愈發沉著冷靜，將自己收集的一切資料整理好之後，帶著自己成熟的計劃去拜訪女王。
南丁格爾建議成立一個皇家醫院調查委員會，對軍隊的醫療衛生狀況進行科學的調查分析。如果女王要想批準成立這樣的皇家機構，首先需有陸軍部大臣潘穆爾勳爵的奏章。
而實現這一點，其前提是使這位大臣看到改革的必要性。而潘穆爾這個人卻有著固執的個性，一向很難說服。他碩大的頭顱上有一頭濃密的頭發，對於這樣的形象，人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 “野牛”。 野牛為人雖正直、高尚，工作卻粗疏，辦事也不利索。
女王特意安排了南丁格爾在巴莫羅城堡同潘穆爾勳爵會麵，商議起草奏章的事。在這裏，南丁格爾又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她的耐心、堅韌，像當年戰勝那些醉醺醺的司務長、桀驁不馴的護士和多疑的官僚一樣，使潘穆爾勳爵完全不敢懈怠，滿口答應了關於提供奏章的事情。
南丁格爾不免感覺興奮與驚詫，她沒有想到，自己可以如此順利地說服“野牛”。看起來，一個皇家調查機構，就要根據她的提議建立起來了。
11月1日，在得到了潘穆爾的首肯之後，她返回飯店，同趕到那裏看望她的樊妮和芭茲團聚。此時此刻，她感到前景是從未有過的美好。畢竟，她的這樁使命，有可能順利實現了。
經過一個多星期的周密調查和研究，南丁格爾為這個皇家委員會草擬了一份名單，她盡可能把醫療係統的精英人士容納進去。她對每個人選都仔細掂量，反複權衡，竭力使文職與武官人員保持平衡。
對於該機構的主席，以她的經驗和感受來說，她認為史得尼·赫伯特是最佳人選。史得尼·赫伯特當時身體微恙，所以，起初婉言謝絕，但是，在南丁格爾的一再懇求下，他最後隻好同意出任該機構的主席。
11月16日，潘穆爾勳爵登門拜訪，對南丁格爾小姐言聽計從。這次會麵中，南丁格爾小姐的主要目的是確定調查範圍，委員會的調查範圍將是全麵的、廣泛深入的，“應當包括陸軍衛生部整個係統，以及所有英軍及國外駐軍的保健和醫療衛生現狀。”
但是後來不知為什麼，原定幾個星期內要成立的皇家調查委員會卻遲遲未建立起來。一切的努力仿佛在空氣中被蒸發了一樣。這次令人痛心的失敗，觸發了長期以來的積怨，使南丁格爾終於鼓起勇氣，向英國政府各部保守勢力大膽挑戰。
南丁格爾在自己房裏坐立不安，憤怒之極。她激勵自己繼續戰鬥，直至看到最終的結果為止。南丁格爾一方麵寫信鼓勵她的合作者們繼續戰鬥，一方麵在冷靜思索對策。她敏銳的頭腦終於識破了這位“野牛”的本質。她寫道：“我們這位勳爵顯然是常人之中最無主見的一個！”
的確如此！每次南丁格爾小姐費了很多唇舌說服了潘穆爾勳爵實行改革，但他一回到陸軍部，那些反對派官員們很快又把他拉回到老路上去。使他陷入拖拉不決的作風裏。
1856年元旦，南丁格爾曾寫道：
上帝啊，我已經倦於聽到有關克裏米亞災難的說法了。我不想回憶那冰凍、潮濕的戰壕，饑餓、結冰的營地，食物供給的不足，以及本來可以拯救死者，卻遲遲不能到位的軍需儲備……
是的，有關克裏米亞災難的話，說得已經夠多了。為什麼不能吸取教訓？災難剛剛過去，真正的悲劇開始了，什麼時候才是盡頭，才能讓不幸的人們看到希望的曙光？
南丁格爾憤怒地詛咒官僚們的無情與健忘。她發誓說：“這件事情不辦完，我決不讓他安生！”
1857年2月9日，南丁格爾在私人筆記中寫道：
沒有人能體會我對部隊的那種感情。很多女人所關心的一切，隻是如何以脂肪喂養孩子，如何以天鵝絨或絲綢打扮他們的孩子，而我卻不能不考慮得更多。
當年，我看著我的“孩子”披著肮髒帶血的毯子，穿著破爛不遮體的軍褲，在痛苦與呻吟的境地中逐個死去。9000多個孩子躺在那裏，每天呻吟不止，他們當中，很多人最終躺在墳墓裏，並被活著的人們遺忘，包括那些養尊處優的官僚。他們何嚐體驗過不幸者的不幸，悲傷者的悲傷？隻有經曆過嚴冬的人，才知道嚴冬的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