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那樣多災多難的情況下，南丁格爾簡直就是天使。
的確，當渾身是虱子的傷兵經過南丁格爾的身旁時，她毫無憎厭之色。而且人們發現，不論需要什麼，無論是手術台、奶油布丁，還是其他的物品，隻要求助丁南丁格爾很快就可以得到解決：每天，她都要仔細了解軍需部門缺乏的必需物品，然後，馬上派人從君士坦丁堡買來、再由她依據軍醫簽字的領物單分發下去。
隨軍牧師也曾這樣寫道：“隻要軍醫有所要求，她就立刻把麵包、椰子粉、湯汁和其他美味的滋養食品，大盤大盤地送到傷兵的麵前，這對醫生的治療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我由衷地感謝上帝，這些可憐的士兵不再饑渴，不再被人們遺棄！”
所以，沒過多久，軍醫對她的懷疑和誤解便徹底消除了。但是官僚習氣依然阻礙著救護傷病員的工作。雖然南丁格爾有權向政府申請生活及醫療用品，但每逢急需時，卻都因形式或規則而阻礙難行，她經常感到厭惡，解盡私囊解決了許多問題。
當南丁格爾在寒冷的夜裏起來巡視時，她發現壁爐裏隻剩下星星之火，病人們緊縮一團冷得發抖，但是三更半夜，官員們絕不會冒著嚴寒為醫院去拿柴火的。於是，她隻好把自己房中僅存的柴火搬來。
第二天，南丁格爾向官方提出正式申請，希望上級能撥下更多的燃料。但監督官卻很不高興地說：“你應該知道，每一座壁爐能供應多少燃料，是有一定數量的。”
“這個我知道，但對於特別寒冷的氣候，是否應該酌量增加燃料？”
站在南丁格爾一旁的主治醫師也盡力為病人爭取。
“你的意思我了解，但是否能通過，還要經過會議後才能解決。”
“那就請你們趕快開會決定吧，最好能及時趕上今晚的需要。”
“這怎麼可能？會議得先定好一個日期，再通知與會官員，才能正式召開。何況現在那些重要官員有的出差去了，有的到外地度假去了，也有的生病請假了，在最近兩天內，絕不可能召開的。”
“那能不能請你先撥下一些燃料，至於會議的召開或問題的裁定，你們可以等到春天暖和一點的時候，再慢慢討論。”
監督官看著言語帶有戲謔性的醫生，覺得有點難為情，於是便撥了一部分燃料給他們。但是，政府階層繁多，而且一層比一層盛氣淩人，每一個部門的監督官又都有自己的陋規，事情沒有那麼好商量，因此有許多問題無法順利解決，而且相當複雜。
由於醫院物資短缺，病人大多光著上身，沒有衣服可穿。於是南丁格爾向政府申請27000件的襯衫，這一項要求很快就得到許可，並且分發下來。當士兵們看見一大包的襯衫寄來時，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取得自己的一份。
但是，經手的官員說要把襯衫打開必須經過會議同意後才行，不可隨便決定，任憑南丁格爾費盡口舌，仍然不允許領取。直至兩個星期後才通過這項議案，但是這時候凍死的士兵，已經不計其數了！
軍務大臣得到這個消息後，立刻來信給補給官說：“現在一切正處於戰時，一切行事無須過分拘於形式，應當隨機應變，緩急有序，不可耽誤公事！”
盡管軍務大臣一再強調，但根植已久的陋習和作風，一時卻無法改變。南丁格爾看到病人的慘狀，心急如焚。對於那些官僚習氣，她內心的憤怒達到了極點。
後來，再遇到類似的情形，南丁格爾隻得采取強硬的態度，不再理會什麼會議不會議的，徑自解開包裹，官員們也不再說什麼，因為為了病人的生命，這種做法無可厚非。
傷兵們都始終穿著同一套衣服，並且都因作戰而破損或沾滿血跡，或因流汗以及塵埃而結成厚重的汙垢，到處可見跳蚤和小蟲子。
“士兵的衣物必須隨身攜帶，不可有任何遺失。”這是軍中的規定，軍醫方麵就是以此為理由，不肯分發所需的衣物。
事實是，在戰役中士兵們遵照命令丟棄了背包，所以他們在傷病後送到醫院時已無衣服替換。南丁格爾在與官員們爭執一番後，官員們不理睬她爭取替換衣服的建議。
於是，在官員們冷漠的態度麵前，南丁格爾毫不猶豫地用自己的錢買了許多衣服、鞋襪及其他必需品，還做了很多的褲子和睡衣……
在她購進的第一批物資中，包括200把洗衣刷和拖地板的墩布。她堅決讓值班員按時把病房和走廊裏的便桶倒掉，及時打掃並清洗地板。緊接著，她又組織地下室那些婦女們為所有的傷病員洗衣服。
到12月底，整個醫院的給養實際上已經由南丁格爾小姐負責了。兩個月以來，她按軍醫們的要求，已向傷病員提供了6000件襯衣、2000雙襪子、500條內褲。
“我倒成了個雜貨商。”1月裏，她寫信給史得尼·赫伯特說：“現在的我，就像是給赤裸的、可憐的士兵穿衣服的保姆。從餐刀、餐叉、湯匙、木勺、浴盆、卷心菜、胡蘿卜、手術台、肥皂、毛巾、牙刷，到殺蟲粉、剪刀、便盆、殘肢軟墊等，一應俱全。而且還要兼任清掃工人、洗衣婦。”
塞瓦斯托波爾外圍的情況在繼續惡化。剛進12月時，戰地總司令官拉格倫勳爵宣布，又將有500名傷員啟程來斯卡特裏，而醫院此時實在無法容納更多的人了。
唯一的辦法就是擴建病房。
在斯卡特裏野戰醫院這座簡陋的建築物裏，尚有一間髒亂的房間，這是昆蟲和老鼠滋生最多的地方，布滿瘴癘之氣，沒有人敢進去。
在窮途末路無計可施之際，南丁格爾隻好姑且認為，如果加以整頓的話，或許可以緩衝一下目前的急需。但是隻有一個軍醫同意，官員卻沒有一個人敢擅作主張。
“改建一個房間，需要一筆可觀的資金。”
“這等於重建。稍微整理的話，仍然無法成為人居住的地方。”
“如果要重建，那事情可就大了，誰敢負責呀！”
提到責任，他們隻會設法推卸，沒有人願意出麵解決問題。依照政府的規定，重建必須由醫院主管向倫敦軍醫總督提出書麵報告，並且還要陸軍部官員協商，然後陸軍部再與國防部商量之後，才由國防部正式申請財政部，得到財政部的同意，陸軍部才能請總督批準，按提議進行重建工作。
如果一定要經過這一大圈子的公文旅行，才準許總督把命令下達斯卡特裏的話，克裏米亞的戰爭不是早已結束，此時傷兵病人早已死光了。眼看著傷兵就要到了，無論如何總得先想個辦法來收容這批可憐的傷兵。
南丁格爾忽生一計，她想，如果直接與駐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夫人商量，借著夫人的傳達使大使明白事態已刻不容緩，請求他的支援，直接請工兵部部長下達命令，立刻修理病舍，這樣一來，不就減少了拖延的時候了嗎？
果然如願以償。南丁格爾立即雇了125名工人進行重建工作。但不知為何，這些工人竟中途罷工，而大使也怕招惹麻煩，於是臨陣脫逃，不加理會了。
真沒辦法，南丁格爾隻好再度動用私款，雇用了200名工人加緊趕工，總算如期完成工作。同時，還引進了不少醫療設備。而這一切，調配處根本不曾過問。
當那500名傷兵從運輸船上下來，受到南丁格爾及護士們以清潔的寢具和溫暖的食物熱切照顧時，人人感動地流下眼淚，其中一位士兵喃喃地說：“我們是不是來到了天國了？”
這個情況在醫院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南丁格爾的能力首次在斯卡特裏獲得肯定與尊敬，感激的心情很快地擴散至每個人的內心。
但是，對於南丁格爾自己來說，這個情勢的演變完全是偶然的，她隻是想借此機會證明，作為一名女性護士是有她存在的價值的，而這也正是她所負的使命。
漸漸地，南丁格爾的業績轟動了遠近。這就是斯卡特裏戰地醫院的人所稱道的“南丁格爾權威”所創建的第一批重要業績。尤其當人們得知，她這項建設已被英國皇家陸軍部官方正式批準，她所墊付的款項也由國庫付還以後，她的聲望更高了。
但就南丁格爾本人來說，這一點點成就微不足道。因為她始終認為，她的使命在於向人們，尤其向當時的英國社會證明，婦女在護理工作中是可以起重大作用的。
但不幸的是，在這個時候，她在組織和調動自己率領的這些護士時遇到了困難。而且，這些困難甚至超過她同軍醫們、軍需官打交道時所遇到的困難。
“夫人，我離開英國來到此地原是準備服從一切條件的。但是，現在，這兒有些條件、規定我卻無法遵循。就拿這裏的白帽子來說吧，有人戴著合適，有人戴著就不合適。我若是早些知道這裏工作不戴白帽子不行，我就不會老遠地從英國跑到這裏來了。”
南丁格爾寫道，這些就是“我們雖然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卻又不得不一一解決各種問題。但要說服這些護士和修女們，使她們認識並維護醫院的各項規章製度的確十分困難，甚至不可能。
護士們也不理解，為什麼有些傷員病員喊著鬧著要吃刺激性食品，而護士們未經軍醫準許絕對不能擅自給他們吃。為了這類規定，她們抱怨南丁格爾小姐，認為她關心個人的權力勝過關心傷病員的疾苦，因而常常不服從她的指示，有的甚至開始疏遠她。
南丁格爾並不動搖，堅持按醫療衛生的規定辦事，並毫不放鬆對護士的要求。12月14日，她滿懷欣喜地寫信給史得尼·赫伯特：經過幾番忍耐與等待，我們終於在醫院中正常地展開作業了。您一定想不到，我們在短時間內已經完成了如下事宜：
就餐廚房已經正式啟用；進行了病房大掃除，我們分發了抹布、地板擦、掃帚和梳子；2000件襯衫已經分發到傷病員那裏；產科醫院開始正常運作，為隨軍婦女提供方便；寡婦和士兵妻子得到必要的照顧；大量的包紮工作，由我們當中最能幹的人進行；800名傷病員的病房修理工作已經完成。
南丁格爾詳細地列舉了她們已經完成的工作，此後很久，她再也沒有寫出如此輕鬆愉快的信了。
遇到突然的麻煩
就在南丁格爾給赫伯特寫完信的當天下午，她突然獲得了一個讓她驚訝的消息。又有一支46人的護士隊，將於第二天抵達斯卡特裏，領隊的是史得尼·赫伯特的朋友瑪麗·斯坦利。
此事事先並沒有同南丁格爾商議，這直接違背了她同赫伯特之間所達成的協定。而且，這支護士隊將不由她管理，而指定由高級醫官庫明先生負責。這顯然超越了南丁格爾的正常職權，也必然會給她的工作帶來影響。
南丁格爾很氣憤，1854年12月15日，她再次寫信給史得尼·赫伯特。
親愛的赫伯特先生：
當我受命來此擔任護士隊隊長之時，曾有明文規定，除非我要求，否則就不增派護士前來，一旦我有需要增加人手，甚至無須經過軍醫團的許可。
承蒙您的看重，認為我是擔當開展護理工作的第一人，也曾說如果我拒絕擔任領導者，一切計劃必遭終止。當時的一番懇談，令原本就有心奉獻一己的我，更堅定了信念，願為提升護士的地位犧牲自己。
好不容易整團出發，名為40人的護士隊之中，可用之人僅約半數。到達目的地之後，除了要嚴守軍中紀律，還要應付許多不同於平常的情況，真是困難重重。
幾經努力，情況逐漸好轉，也開始贏得軍醫們的信賴，不能不說，我們的計劃已有了幾分的成功。
可是，這一切的成果剛冒出了新芽，卻在沒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來的40名護士，而終告受挫！
因為，原就不足的糧食與物資，勢必因她們的來到而日漸短缺，對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軌道的護士而言，這更是不公平！而且，羅馬天主教徒在護士隊中所占的比例，目前本來就很高，這樣一來，比例就更加上升了，這隻會使各方矛盾激化、增加管理上的麻煩。
所以，如果因此我們無法達到目的，不如讓我辭去隊長的職銜，也請您另請高明。當然，在新隊長未上之前，我會盡力做好分內的義務。請原諒我由衷的直言。
南丁格爾敬上
事實上，史得尼·赫伯特也有苦衷。他的健康狀況很差,工作負擔卻極其繁重，已是心力交瘁。瑪麗·斯坦利是半途改變宗教信仰，秘密地改為信奉羅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雜不清的思緒中，既有宗教狂熱，又有對南於格爾功名業績的嫉妒，而且，她的背後還有曼寧神父的支持。這位曼寧神父，此時正處心積慮地妄想貪功，把斯卡特裏前線護士們含辛茹苦獲得的美譽，轉移到他所屬的教派之上。
這種伎倆自然為人不齒，布裏基先生一向疾惡如仇。他在這件事情上非常憤怒，稱之為“天主教的陰謀詭計”，而南丁格爾雖然也很氣憤，但同時感到荒唐可笑，甚至感慨萬千。從彼此相識、交往開始，她同曼寧神父本人是朋友，在很多問題上看法一致。而且，出於某種感激之情，南丁格爾在公開場合曾經不止一次說過，曼寧神父是個好人，對她一向是公正的。但是，人性是那樣複雜難測，她如今是深切領教了。
這次，瑪麗·斯坦利一行的到來，對南丁格爾小姐順利完成使命的確是個不小的打擊。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裏殘酷的環境中節節勝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來之後，她個人的權力和威信大受影響，對於工作的順利開展，同樣是一種打擊。
同時，這項使命本來的崇高目的，被籠罩上一層宗教之爭的迷霧，正如前麵所提到的那樣。瑪麗·斯坦利不僅把自己改投羅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還帶來了津塞爾市女修道院院長弗朗西斯·布裏奇曼。此人是愛爾蘭修女，是一個典型的宗教“偏執狂”。她公開聲稱，她的使命是“純宗教性質”的。她屬下的15名愛爾蘭修女，也都傲慢不可一世，聲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領導，唯獨服從這位布裏奇曼院長。
更有甚者，在斯坦利一行人當中，有9人其實是“貴婦人”，這些人毫無經驗，甚至還有的人過去一直是飼養豬、牛等牲畜的雜役，另有20人隻不過是做過“助理教士”，而不是護理傷病員。因此，這個護士隊的組建從根本上違背了原來的約定。
鑒於這種情況，權利遭受侵害的一方不得不采取對策。
12月15日，布裏基先生便率先在岸邊“恭候”。她們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剛靠岸。還沒有來得及下船，布裏基先生就立即登船，好言好語勸告她們不要上岸。
布裏基先生把理由交代得清清楚楚，因為斯卡特裏已經沒有插足之地，現有的鋪位已經被傷病員擠得滿滿的，甚至不得不躺在露天地麵上。而且，食品、飲用水、燃料都極端匱乏。軍隊醫院的人，也對她們的到來感到大為不解。高級醫官庫明也拒絕擔任她們的醫護顧問，並明確聲明拒絕錄用這些“女士”。
這樣一來，斯坦利等人便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英國大使館隻好騰出一套房間，先讓這一行人暫住幾天，並安排她們盡快返回英國。當時，南丁格爾在盛怒之下，也和別人一樣，拒絕承擔任何責任。
在暫住大使館的幾天裏，斯坦利等人非常拮據。由於這一行人在來的路上不知節儉，胡亂花費，結果，一路下來將出發時攜帶的1500英鎊費用幾乎揮霍殆盡，到達君士坦丁堡時已經身無分文了。
知道這個情況後出於同情和好心，南丁格爾隻好從她個人收入中，拿出400英鎊借給瑪麗·斯坦利，她也很勉強地接受了。
盡管南丁格爾感到左右為難，甚至曾想過罷手不幹，但她很快就清醒了。她不想因為一時衝動，而使這項意義非凡的事業半途而廢。同時，她也想到若是按照眾人的意見，馬上就將這一行人送返回國，恐怕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這必然會出現難以澄清的誤解。這種誤解可能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對她的事業而言也可能產生無法挽回的損失。
所以，12月24日，為了彌合各方麵的分歧，她提出一項折中的辦法：錄用一些新來的愛爾蘭修女，把前一批成員中缺乏醫護經驗的修女替換回國。這樣，既可不再增加醫院中天主教修女的總人數，也符合高級醫官庫明拒絕增加修女的決定。
但是，這種妥協的姿態並沒有起效，並立即引起了爭吵和反駁。一方麵，被遣回的修女們集體聲明，說她們根本不願意回國；另一方麵，布裏奇曼院長則不同意她的修女們脫離她的領導，單獨進入戰地醫院。
布裏奇曼院長說：“這樣做將違反教規。”她聲言她們必須有自己的耶穌會隨軍牧師，而拒不參與當地神父主持的宗教儀式。南丁格爾白天在醫院各處奔忙，經常親自跪在地上給傷兵換藥、療傷，一連工作8個小時後，晚間還要同瑪麗·斯坦利和布裏奇曼院長煞費口舌進行交涉。這位布裏奇曼院長口若懸河，嗓門兒又大，南丁格爾稱她為“可尊敬的刻薄婦”。
與此同時，英軍前線總司令官拉格倫勳爵提議，把護士隊伍遷往新建的巴拉克拉瓦醫院。
南丁格爾知道，那所醫院極為混亂和肮髒，而且，護理人員的紀律性很差，但她還是答應了下來，派遣11名誌願者前往巴拉克拉瓦，其中，有些人是斯坦利的“部下”；這11個人一律交由塞洛蒂修女會統一管理。所以，瑪麗·斯坦利一行人基本上就等同於四分五裂了。
此時，瑪麗·斯坦利麵對惡劣的工作環境，早已失去了起初的熱情，極感失望和沮喪。其實早在此前一段時間，她對這所汙穢不堪、生滿害蟲的戰地醫院，就已經喪失了興趣。
有一天，她早晨醒來時，驚恐地發現自己的身上，竟然也有不少饑腸轆轆的跳蚤時，不禁失聲尖叫起來。
1855年1月底，當局準備把寇拉裏地區的騎兵兵營改成戰地醫院。以便用來收治更多的傷病員。瑪麗·斯坦利為了爭搶功勞，決定獨自承擔此事，並完全按照她個人的意見來管理這所醫院。她並未請示庫明爵士和有關方麵的意見，便率領她的“夫人”們、一部分護士，以及10名修女，急匆匆地趕赴寇拉裏兵營醫院。
在那裏，她的管理方法完全是家長式的，凡體力工作都要分派給“雜役女工”去做，其他人員就相對輕鬆得多，隻負責發號施令，這讓其他女工憤憤不平。而且，她們都未按規定穿統一的製服，在著裝上很不規範。
她們開始工作的第二天，300名傷員就送來了。當天夜裏，瑪麗·斯坦利巡視了各個病房。初次嚐試到這種工作的艱辛，她清楚地感到，自己經受不住這樣的勞累。
幾周的時間過後，隨著傷員的數量越來越多，瑪麗·斯坦利痛苦萬分，她再次歇斯底裏地大叫起來。她覺得，這簡直就是最大的夢魘。在她拙劣的管理和領導下，不久，傷員死亡率更是不斷上升，甚至打破了克裏米亞戰區各戰地醫院死亡率的最高紀錄。
剛到3月，飽受指責的瑪麗·斯坦利就再也待不下去了，竟收拾行裝，連招呼都沒打就灰溜溜地回國了。她不但僥幸躲過了懲罰，而且，還給寇拉裏醫院留下了8200英鎊的債務，最後隻好由英軍當局來償付。
3月的第二個星期，南丁格爾終於收到了史得尼·赫伯特的回信。他在信中向她承認錯誤，請她原諒自己沒同她協商，就自作主張，下達了不合時宜的任命，並請求她不要考慮辭職。同時，他還授權她安排斯坦利一行返航回國，因為此時赫伯特並不知道，瑪麗·斯坦利此時正在“歸國”的路上。
赫伯特的信寫得很中肯，南丁格爾很是感動，從此，她從未提及赫伯特給她造成困難的這段往事。在最為關鍵而又困難的時刻，南丁格爾一直咬牙堅持，而維多利亞女王的大力支持，自然也是雪中送炭。
曾在1854年 12月6日，女王寫信給史得尼·赫伯特：
我很想知道戰區的真實情況，你應當及時派人調查清楚。同時，我渴望了解南丁格爾女士的處境。她是否需要我的幫助？是否可以讓我看看南丁格爾遞交給赫伯特夫人的賬目？我知道，她在統計數字方麵不但具有天賦，而且總是一絲不苟，從她的賬目上，必然可以獲得第一手的資料。
多少天來，盡管我接見過許多軍官，了解了戰場情況，但是，我並不確切知道傷病員的詳情。我希望南丁格爾和那些女士們，能夠告訴那些可憐而又勇敢的傷病員們，沒有人比女王更關心他們，更能感受到他們的苦難，更敬佩他們的勇氣和英雄行為。
12月14日，女王給前線戰士送來慰勞品。同時，給南丁格爾本人寫來一封信。在信中，女王向她征詢意見，請她提供指教。女王謙遜而真誠地詢問她這樣的問題：作為英國女王，她本人應當“如何表彰她的傷病員所表現出的英勇和犧牲精神？”
恰逢此時南丁格爾正在請教史得尼·赫伯特更改規章。當時的規定是，病員即使因公務患病住院，每日也要扣除9便士津貼作為住院醫療費，而傷員隻扣4個半便士。很顯然，這種“差別待遇”並不是合理的做法。
南丁格爾便回信給女王，請求她對病員和傷員一視同仁。女王對她的建議很欣賞，很快便批準了這一要求。
1855年 2月1日，女王便正式宣布：從阿爾瑪戰役起，傷病員的津貼規定一律按新的規章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