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著往往體現一個人的風度氣質和自我修養，展示著一個人的精神風貌。在社交場合這樣做，既表示了你尊重對方，同時也維護了你的自尊。
在中國這個古老文明的國度裏，曆來注重在社交中如何待人、以什麼形象與人交往的問題。在衣著方麵，很早就形成了一種共識：與人交往，衣著要整齊、幹淨、美觀、合宜。衣冠不整是一種既不禮貌又失自尊的行為，被認為是人際交往中的大忌。
衣著看似生活中的細小之事，但它與人的社會形象、思想形象、文化等方麵密切相關，不可小視。我們雖然不能完全以衣冠取人，但有時人的衣冠，的確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個人的思想、文化修養。僅從這一點來講，以衣冠取人又有其合理的一麵。中國古時候忽必烈就曾以衣冠不整辭掉了應聘者。
忽必烈是元代皇帝。關於他的曆史功過，我們在這裏且不去評說，但有一件事一直被後人傳為佳話：據說忽必烈在位期間，有一次元代胡石塘應聘入京。
在元世祖忽必烈召見時，胡石塘沒有發現自己所戴的帽子歪斜著，顯然是一幅衣冠不整的形象。開始忽必烈並沒有直言這件事，而是先問他都學過什麼，胡石塘答道：“治國平天下之學。”忽必烈笑著說：“你連自己的一頂帽子都戴不端正，還能平天下嗎?”於是便沒有起用胡石塘。
胡石塘因為一頂帽子戴歪了，便丟了官，聽起來似乎是一則曆史笑話。後人不少都責怪忽必烈在著裝方麵的要求太嚴厲，不應以衣帽取人，這話也不無道理。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從一個人的衣著打扮上，確實可以看出他的個性、修養，以及由此推測他的工作作風、生活態度，這不是沒有道理的。
服飾往往能給人起到看外表知內相的作用。
自從我們的祖先告別了野蠻蒙昧時代，踏進人類文明社會的門檻之後，衣著服飾也隨之進入了文明時代，衣著從滿足蔽體禦寒的需要逐步進展到審美的需要，並開始為人類交往服務。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形成了豐富多彩、風格多樣的服飾文化。
就衣著展示文化身份來說，我國古代文人墨客的一方角巾和一把折扇、20世紀30年代青年的一件長袍和一條圍巾、50年代的一件中山裝和一支鋼筆，都顯示出知識分子的高雅。
中國曆朝曆代都重視衣著服飾的社會作用，對不同社會身份的人，衣著穿戴有著嚴格的規定。一部二十四史，朝朝代代離不開《車服誌》、《輿服誌》、《章服品等》等。從中國古代衣著服飾的變化發展中，我們可以看出，隨著社會活動的日益發展、複雜，衣著服飾的穿戴也有了差異。
用衣著服飾來展示社會地位和等級差別，這固然是封建糟粕，但人們應根據交往場合的不同穿著相應的服飾，已成為我們這個古老民族在待人接物方麵的一種良好禮儀，世代延續下來並構成我們民族以禮待人的一部分，應當發揚光大。
衣著打扮的整潔、美觀、大方、得體，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審美情趣、生活態度和價值取向的綜合體，它是“禮儀之邦”的具體體現形式，代表著中華民族在待人接物方麵的良好儀態。因此，我們應注意衣著儀表，學會穿戴打扮，以此來豐富、美化我們的生活，充分展示時代風貌。
俞大猷學以致用
俞大猷是福建晉江人。明代著名抗倭將領，也是一位用武術訓練軍旅的武術家。
俞大猷出身貧寒，少有大誌。他自幼喜歡讀書、習武，知兵法。嘉靖年間中武舉，曆任參將、總兵等職。
俞大猷年輕時，曾從江南名師李良欽習荊楚長劍，他習武刻苦，不僅劍法高超，鉤、刀、槍、鈀等器械也樣樣精通，尤其擅長於棍法。明代名將戚繼光的棍法，就受到俞大猷的指點和傳授。李良欽見俞大猷練武刻苦，而且非常得法，長進非常快，所練劍法很有特點，李良欽稱許他日後必天下無敵。
1543年，俺答犯山西，詔選天下有將帥材者，俞大猷自薦求用，然而不為兵部尚書毛伯溫所賞識，所以辭歸了他，隻任他為福建汀漳守備，從此他開始參加禦倭戰爭。他轉戰於江浙閩粵，屢立奇功，與戚繼光齊名。
1555年的浙江王江涇之戰、1563的福建興化之戰和1654年的廣東海豐之戰，都是他指揮或參與的著名戰役。他用兵先計而後戰，常常用風馳電掣之師，擊敵於不意之中，所以他用兵數十年，未曾有過敗衄。
俞大猷對古代軍旅武藝和民間武藝均有深入的研究，並有獨到的見解和貢獻。他把從李良欽那裏學到的荊楚長劍術，結合臨戰實用的需要，著成《射法》一書。還研究過棍、鈀、镋、釵等兵器的實用之法，再結合荊楚長劍之法，著成《劍經》一書。
這兩部書都被年輩略晚於俞大猷的戚繼光收入其兵學名著《紀效新書》，也被明清許多軍事著作家和武藝家奉為重要典籍。在《劍經》中，俞大猷綜合李良欽、劉邦協、林琰、童炎甫等多家教師的心得，提出了“順人之勢，借人之力”、“舊力略過、新力未生”等技擊法則；提出了“剛在他力前，柔在他力後；彼忙我靜待，知拍任君鬥”等具有普遍意義的戰術訣要。這些都顯示了俞大猷高深的武藝修養，是古代有關武藝理論體係中的精華。
俞大猷練武很講究方法，注意實用，所以他的武藝很有特點，他所擅長的棍法，時稱“俞家棍”，說明他的武藝自成一體。明代的何良臣在《陣紀》中說：“棍法之妙，亦盡於大猷劍經，在學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長，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則自可稱無敵也。”
俞大猷練武注重臨戰實用，不求花套。平時練習主張對練，力避單練。他的這些思想，對少林寺棍術的發展起過十分重要的扶持作用。
1561年他自山西奉命南征，特意取道河南，親自到久享武名的少林寺觀察練武，他發現少林僧人所習棍法“傳久而訛，真訣皆失矣”。遂帶僧徒二人隨軍南下，用3年時間，俞大猷把真正有實戰克敵之效的棍法傳授給他們。
這兩位僧人將俞大猷所傳授的棍法帶回少林寺，廣為傳授，愈傳愈多，久之，造詣高深者近百人。自此少林棍既避花套，更趨實用。由此可見，明末清初由少林僧人傳播到寺外的少林棍法，實際上應溯源於俞大猷。他對中國武術的發展，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有較大的貢獻，後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俞大猷的為人和他練武一樣講究實際。他為人耿直剛正，不屈服於權貴，因此不為當權者所賞識，他雖然才德超群，戰功卓著，但終究未被重用。
後來，因薊鎮防線屢遭韃靼侵擾，他曾上書自薦，要求出擊韃靼，但朝廷當政者以其年老為由而不用，使一代名將負憾而終。
戚繼光的“因材授器”
戚繼光是山東蓬萊人，明代抗倭名將、軍事家、武術家。
戚繼光出身將門，曾祖父諫，膂力過人，曾和猛虎鬥；父景通，曾任都指揮使，武藝精熟。戚繼光武舉出身，17歲以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
1555年調浙江，任參將，抵禦倭寇。此時，他見舊軍素質不強，至義烏招募農民礦工，編練了一支“戚家軍”作為抗倭主力。他練兵有方，士兵身體素質好，武藝高，先後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連戰告捷，屢破倭寇，從而解除了東南倭患。
1567年被調至北方，鎮守北方要塞薊州，在鎮16年，他嚴格訓練士卒，製定了一套守邊方略，並修築和改建了部分長城。張居正死後，他被調離薊州，至廣州任總兵，不久即遭排擠而解甲歸鄉。59歲死於故鄉蓬萊。
戚繼光平生著述甚豐富，除了詩文集《止止堂集》之外，其他多數為兵書，其中以《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影響最大，一直被兵家奉為必讀之書。他對練兵、治械、陣圖等都有創見。
戚繼光治軍30多年，重視軍事體育，善以武藝強兵，並總結了一套武藝訓練的經驗。他的軍事體育理論和實踐，對後世軍事訓練和武術運動有重要影響。
戚繼光在武術訓練方麵的思想與明代名將俞大猷有共同之處，主張武藝訓練重實戰，講實效，反對“花法”、“虛套”，提倡“對打”、“對練”，反對脫離攻防的“單練”。尤其強調體質全麵訓練，主張“練心之力”，“練手力”，“練足力”，“練身力”。
在此基礎上提出“因材授器”等原則。這種既強調體質“全麵訓練”，又主張“因材授器”，因人而異，把古代武藝訓練理論大大推進了一步，這是他對中國武術理論發展的重要貢獻。
戚繼光所說的“因材授器”，就是因其材力授習武藝。他說：“藤牌宜於少年便捷，狼筅、長牌宜於健大雄偉，長槍、短兵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皆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
“苟一概給之，則年遷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蔽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出沒，以縱橫於鋒鏑耶?若狼筅、長牌等，授之以少年健兒，則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若老成之，立於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哉！”
基於上述道理，戚繼光主張擇年老力大一人付以長牌，年少便捷一人為藤牌，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為狼筅，將有殺氣、有精神30歲上下的身強力壯好漢為長槍手，又長槍之次者二人為短兵，將老實有力者一人為火兵。
這樣用長牌一麵，藤牌一麵，狼筅兩把，長槍四支，短兵兩件，火兵一名為一隊，結成一個作戰小組。這樣就形成一個組織嚴密，長短兵器選用，刺衛結合的戰鬥小組。經過嚴格訓練，戰士各有專長，又能緊密配合，就是一個堅強的戰鬥集體了。
當每個人的訓練項目確定之後，戚繼光又對訓練提出“從嚴從難，賞罰分明”的要求。他說：“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君相亦然，況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苦，是謂練兵之力。”
“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於交鋒時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為器械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凡平兵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十裏，不氣喘才好。”
“如古人足囊以沙，漸漸加之，臨陣去沙，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荷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戰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
這些隻是一般的身體訓練。此外還對各種軍事武術訓練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並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比較檢試。初試定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則。再試時“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趨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這樣嚴格要求，又配以賞罰，其戰士軍事武藝日新月異。
戚繼光不僅在武藝訓練實踐中積極探索大膽改進，為中國古代培養了一批武術人才，而且在武術研究上也卓有創見。他在《紀效新書》的“長兵短用篇”、“比較武藝賞罰篇”和“拳經捷要篇”中，對中國武術提出了許多精辟論述，詳細記述和分析了當時的武術狀況，提出了槍、棍、拳、刀的各種訣要，對總結和發展古代武術做出了貢獻。
“拳經捷要篇”記載有宋太祖32勢長拳、6步拳、猴拳、囮拳、溫家72行拳等。他提出練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腳法輕固，進退得宜，腿可飛騰”的技術要則。
同時，他根據當時流傳的拳種，博采16家之長，編製了“勢勢相承，遇敵製勝，變化無窮”的32勢。他認為：“大抵拳、棍、刀、槍、叉、鈀、劍、戟、弓、矢、鉤、鐮、挨牌之類，莫不先有拳法活動身手。”
戚繼光提出了“其拳也，為武藝之源”的論斷，並大力提倡各種拳法“兼而習之”，以達到“上下周全”、“首尾相應”的全麵技能。戚繼光所有這些武術思想，對中國武術和軍事體育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