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波蘭，在中學時期，我就讀到魯迅有關弱小民族文學的言論，聽到並且學會了波蘭馬佐夫舍歌舞團演唱的歌曲，如“波蘭圓舞曲”、“小杜鵑”等，在世界史課上知道了哥白尼、肖邦、顯克維奇、居裏夫人的事跡，知道了波蘭曆史上曾三次被瓜分亡國、二次大戰期間納粹屠殺波蘭四分之一的人口（後來知道，其中包括幾乎被完全滅絕了的波蘭猶太人），產生了對波蘭文化的景慕和對波蘭民族的同情。所以，被保送到俄語學院學習波蘭語，在文化心理上有些準備，又能以半個北大學生資格告人，這也不單純是“名校虛榮心”吧。
在高中時候讀了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我當時也不太理解為什麼要批判馬爾的理論，隻記得斯大林的一個觀點，至今認為十分正確，大致是：學習語言，必須結合使用該語言的那個國家或者民族的曆史和文化才能學好。可以認為，這應該是“瘋狂”時髦外語或者漢語應有的文化基礎。
高中時期得知波蘭語屬於斯拉夫語係西斯拉夫語族，和俄語有親緣關係。1956年9月開始學習波蘭語後，我發覺這種關係十分密切，而且多數語法現象和詞彙“似曾相識”，對於我來說，十分容易。那時我當班長，開始時用俄語和波蘭華沙大學來的老師談話，漸漸轉為用波蘭語，比同學練習口語的機會多。經過一年的學習，尤其是課外的自學，我初步具備了聽說寫的能力和基本閱讀與筆譯的能力，在那一年之內，居然嚐試翻譯波蘭作家普魯斯和董布羅芙斯卡的短篇小說，有人知道，但是沒有人鼓勵。1956年，學術刊物《西方語文》創刊，我姐姐為我訂閱，我受益於不少文章，例如朱光潛先生的經驗談，談比較曆史語言學的文章，等等。現在回憶起來，仍然覺得缺少老師的指導。即使在高等學校，求師指導，也絕非易事。就這樣，18歲半到19歲半，一年匆匆過去。
接著迎來了十分生硬的1957年。1957年夏天，教育部預計俄語和東歐語人才培養過多，於是下令讓全國外語院係俄語（和數量很小的波蘭、捷克語等等）1-2年級專業學生轉學別的專業。我們波一（波蘭語一年級班，一半學生來自北京，另外一半來自上海）全班20人，19人都轉學進入京津滬寧的名校，隻有我一人，雖然家在北京，父母年邁，卻由於當年的曆史原因被轉入山西大學的前身山西師範學院英語專業，因為京津各高等學校不收在某種情況下卷入1957年夏天的曆史中被認為是“右傾”的學生。——我是1957年10月4日乘火車（516公裏走20小時）到達太原的。幸運的是，我得到了同班同學、摯友虞世華的精神上和經濟上的極為難能可貴的（以後又持續數年的）支持。
就這樣，在十九歲半的時候，我經曆了人生的起伏驟變，心理上留下了揮之不去的深刻烙印，而在波蘭語和俄語方麵，有了堅實的基礎，獲得了基本的閱讀能力。
記得馬克思說過，學習外語最大的實際用途是閱讀外語書籍。我國著名漢語語言學家張誌公先生也說過，隻要獲取了基本的閱讀能力，一門外語就有了實際用途，就算沒有白費時間精力。當然還有斯大林的話，我都一直牢記在心，長期努力躬行。
進入山西師院開始學>；-3英語，從字母表開始，課文語句都很經典：“這是什麼？這是桌子。”“他是誰？他是老師。”覺得很輕鬆，因為當時自己已經有初級英語閱讀能力。那時有相當多的時間繼續自學，閱讀自己喜歡讀的書，包括波蘭語、俄語的圖書，也超出課內作業布置，很快達到了閱讀英語初、中級讀物的水平。學校圖書館有大量俄文藏書，包括俄國和蘇聯的文學作品和譯成俄語的中國文學傑作以及歐美文學名著、曆史、藝術等內容的書籍。可惜當年借閱人數極少，如今更是無人問津。波蘭語圖書，可以預料，幾近於無。我隻憑一本波俄辭典和北京波蘭老師和友人贈送的幾本波蘭中學語文課本和短篇小說集苦讀，沒有人可以請教，沒有人答疑，沒有人指導。1958年秋冬，大煉鋼鐵，我們學生和老師步行進入太原西山，嚴寒中洗臉盆裏的水在帳篷裏都凍冰；1959年6—8月，又去修建汾河水庫，還是住帳篷，分三班倒，午夜到上午8點一班雖然涼快，但是白天在帳篷裏睡覺太熱，反之亦然。
嚴寒和酷暑之中，我堅持閱讀波蘭語的波蘭文學史之類的書和當時的英語課本等。值得提～句的是，1958年全國開展群眾科研運動，我和另外一位同學提出翻譯《蘇聯大百科全書》中“英國文學”和“美國文學”條目，得到批準，後來順利完成，當時的常風教授給予我們很高的評價，因為我們當日寸是二年級英語專業學生，但卻是從俄語翻譯的。還有的同學設計字典，其特點是，一個生詞，一翻正好就在字典的某一頁上，大概應該是現今的電子辭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