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魔鬼的談話》一書的波蘭語原文版單行本是在2002年7月16日收到的。當時正在太原市山西省人民醫院住院。給我惠寄此書的是美國名校得克薩斯州休斯敦市賴斯大學德語與斯拉夫語語言文學係教授艾娃·湯普遜博士；博士每年訪問歐洲，尤其是波蘭。作者柯拉柯夫斯基的三本故事書篇幅都很小，但是不容易買到。2001年5月31日到6月27日我有機會在波蘭做訪問學者四周，在波蘭從南到北各大城市去過很多新書店和舊書店，都沒有買到。波蘭人讀書風氣很好，所以好書銷路不錯，反而不好買。
《與魔鬼的談話》是在2005年下半年翻譯的，在當年的聖誕節那天完成的初稿。用的是橫格筆記本，鉛筆，以便於校對、修改，然後親自用文字處理輸入計算機，因為輸入過程是又一次的修改過程。之所以翻譯，是因為覺得作品本身很好，有可能發表，但是也有發表不了的準備，就算打個水漂吧。這是幾十年辛苦得來的經驗教訓之一。
那是在2003年以後差不多三年的時候。2003年第1期《世界文學》發表了我翻譯的《關於來洛尼亞王國的十三個童話故事》之後，北京三聯書店編輯文靜女士和我聯係，討論出版該書和同一作者的《天堂的鑰匙》的合集。
文靜努力說服三聯領導把這本合集收入“文化生活叢書”，又用幾乎三年時間和三聯有關方麵一起努力解決版權購買問題，直到2006年秋天才獲得成功。受到鼓勵，在這個時候，我把《與魔鬼的談話》譯稿拿出來校對修改，寫出“前言”，再和出版社聯係。2007年1月，三聯出版《關於來洛尼亞王國的十三個童話故事》，反映不錯，賣得也很好，在北京美術館東街三聯書店門市部排名第三，在萬聖=社園排名第五。令人欣慰。但是《與魔鬼的談話》依然沒有找到出路。
春節後不久，《南方周末》“閱讀”版發表了劉小楓先生論《暗算》的對話體大文章，我立即以電子郵件方式請教該版主編劉小磊先生是否可以提供劉小楓先生的聯係方式，並且提及遠在1992年和劉小楓先生在越洋電話中討論過翻譯幾本書籍的舊事和自己的幾本譯著。劉小磊先生很快給了劉小楓先生的聯係方式（十分可以理解的是，編輯們是不輕易隨便提供他人的聯係方式的）。致謝之餘，我給劉小楓打電話，說明情況，希望得到幫助。談話極其簡短，大約隻有兩分鍾。結論是：找華夏出版社陳希米女士。
此前因為翻譯出版事宜，我已經和陳希米女士建立了聯係。
我和陳希米女士談了劉小楓先生的建議，並且給她發去《與魔鬼的談話》譯文的電子版。很快收到華夏出版社決定接受出版這本小書的通知。他們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購買了版權。不久以後讀到2007年5月24日《南方周末》“閱讀”版長文《天不喪斯文》（副標題：“經典與解釋”主編劉小楓訪談，訪談者為陳潔），文中提及陳希米在華夏出版社主持這一套叢書的出版工作。文章讀後，對陳希米女±在譯介和出版外國文化經典方麵所作的巨大努力肅然起敬，十分欽佩，也再次感到劉小楓先生的卓識遠見和艱苦努力。一一《與魔鬼的談話》這本小書的麵世，再次生動地表明，長年的努力是基礎，而機會和緣分雖然十分重要，卻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就個人而言，2007年10月5日是單槍匹馬努力自學波蘭語50周年。
1956年夏天，我在北京彙文中學（當時的北京26中學）高中畢業，被保送到現今北京外國語大學波蘭語專業學習（當時的北京俄語學院；1956年秋天，波蘭語、捷克語專業從北京大學遷入俄語學院。，直到半個世紀後的今天，這“遷移”的理由仍然百思不解。俄語學院1958年和當時的外語學院合並。到上世紀末高升為大學；常識教導我們：“大學”是指“綜合性高等學校”，所以，“外語大學”的涵義也是百思不解）。彙文中學保送我的原因，是因為我在中學時期打好了堅實的俄語語法和詞彙的基礎，但是不是在課內，而是在課外。當時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開辦俄語廣播講座，分初、中、高級班，共三年。我按時收聽廣播，完成作業，郵寄給電台，他們批改之後郵寄給我，都是十分認真的，確實“瘋狂”了三年，直到1955年初學完高級班的課本俄語文選。我記得文選包括普希金的《致恰達耶夫》，屠格涅夫的《俄羅斯語言》、《麻雀》，果戈裏的《死魂靈》（第一卷最末一章最末一段，附加的標題是《路》），高爾基的《海燕之歌》，阿列克塞·托爾斯泰的《俄羅斯性格》等等。講課的老師是劉光傑先生。那時還時常舉辦語法講座，得提前到西長安街府右街西麵路北電台收發室領票，講座在東長安街南河沿路西的“蘇聯對外文化協會”小禮堂舉行，講座完畢放電影。（在1976年秋天以前，北京的家一直在東單蘇州胡同內的芝麻胡同。離北京站、王府井、南河沿等地都很近。蘇州胡同的來曆很有意思：據傳說，蘇州人姚廣孝受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皇帝和明成祖朱棣皇帝的重視，設計北京潭柘寺，亦即北京的藍圖。故民間傳說“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