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一個班的團支部書記權力很大，是校、係黨委評價和畢業分配的主要決策因素，能夠決定其他同學的命運去向。幸運的是我們這個班的團支部書記和黨員都通情達理，沒有亂插白旗，沒有胡亂批鬥學習好的同學“隻專不紅”，包括像我這樣有轉學背景的學生。在當時，這樣的班集體是很少的。當然，現在回憶起來，我其實是下意識地盡可能保持低調，遵守一切規章製度，學習讀書盡可能隱蔽些，多在圖書館，一般同學看不懂我看的書，也就不多過問。
班上有調幹生和家境富裕生，談星期天在城裏吃了什麼，我們困難生就當作聽聽新聞吧，在這方麵和他們共同語言不太多。
1959年秋天從水庫回來以後，我就感覺到無論在數量或是質量上，夥食水平都在下降，食品供應情況迅速變得嚴重起來，很快就變成了饑饉，出現了1960一1962年的“三年困難時期”。學校實行“勞逸結合”原則，日食兩餐，上兩節課，早睡晚起，維持體能。好在我還能讀書，在精神上部分地躲藏到中文和外文書籍組成的世界裏去。
1961年秋天我開始工作，留校當助教。係裏老師分配一些同學去某些偏遠縣城，說：“那裏口糧多一些，去吧。”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在此前發表了三篇波蘭語譯文：《關於異化問題》（1963年，林洪亮校對，收入《人道主義、人性論批判》，人民出版社）、《費爾巴哈的倫理學》（1966年，張振輝推薦翻譯，我與高暹昭、程人乾合譯，北京三聯書店）、《波蘭簡史》（1974年，王硯翻譯，程人乾和我校對，商務印書館）。
1977、1978兩年撥亂反正。1978年收到北京外國語學院校方幾十個字的便條式的通知，為1957年反右擴大化平反o 19歲到40歲之間的人生最美好的22年過去，一句話的通知算是給了一個說法。1978年年底，第一次漲工資，我的月工資從1962年的54．5元漲到60．5元，上已無老，下有小，假期還要回北京，還要買書。
從1978年到現在近三十年之中，我努力教書（包括在美國講學數年）和譯書，取得一些成果，在互聯網上都有記載。這是鼓勵，也是督促。寫到這裏，猛然想到，身在“外地”，要想在京滬等地大出版社發表譯文談何容易！這是名副其實地在名校、國家級大單位的專家和名人的夾縫中“求生存”，遑論在求師、信息、資料尋求等方麵的困難。請設想：京城一家國家級外國文學刊物忽然收到從某一貧困省貧困縣寄來的幾篇法國抒情詩的譯文，大概首先感到詫異，其次就是不信任、鄙夷，甚至傳為笑談。所以，雖然身在落後閉塞的山西，但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得到劉小楓等人士的幫助，打開了局麵，做了不少的學術翻譯工作，我是衷心地感謝他們的。又想起我的師長和摯友高傑（即上文提及的高暹昭，1954年北京大學第一屆波蘭語班最優秀的學生，1957年因曆史原因被分配下放到太原西山煤礦20年，在煤礦子弟學校教高小、初中課程。高老師雖然沒有正式學習過英語，後來卻成為山西最優秀的英語口譯、筆譯譯員，省長出國口譯；現在是紐約市立大學英語寫作課終身教授和模範教師）不言退休的話：“要一直教下去，直到不能教為止。”
2002年我榮獲傳播波蘭文化成就波蘭外交部部長獎，當年12月2日在北京柏林駐華大使館由科薩維裏·布爾斯基大使頒發。
2007年10月5日是我自學波蘭語50周年，而從波蘭語翻譯的《與魔鬼的談話》的出版，是一個吉祥的巧合，是對我半個世紀努力的認可和鼓勵。
七十歲了，忽然想起李叔同《送別》歌詞中的詩句：“韶光逝，留無計”“聚雖好，別雖悲，世事堪玩味”。抱著積極態度，在健康允許的範圍之內，繼續做一點事情，算是玩味的結果之一吧。
感謝華夏出版社陳希米女士的大力支持，感謝責任編輯王霄翎女士的熱情細致的工作。
楊德友2007年8月5日，山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