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以為是寫報告文學，便忽略了概括的功夫。報告文學常寫一個具體事件，一個地方的見聞，但其中有概括。沒有概括力的報告文學，簡直沒有。報告者說著一個人或者一件事，這人或事是真有的，好像就是單獨的，事實上，報告者之所以選擇了這個人，或這件事，就是因為這個人代表了一群人，這件事在一時、一地是典型的。
基希寫了一個洪門弟兄，一個猶太人，一個梅蘭芳，一個李蓮英，但這不是一個人，是盡人皆知的事。通過新聞，在外表不失人名，地名，時間的具體化，而實質上是一種概括，這在報告文學上的藝術概括能力，比一般故事的概括更難。
事件有時大體相似，上次敵人殺死我們一個青年婦女，下次敵人又殺死一個青年婦女，如果我們每次執筆這樣寫：
有這麼一幅慘圈：一個全身袁服都被撕破的少婦，屍身橫躺著，乳房邊被刺刀紮了幾個紫色的大裂口，下身也是模糊的血泊，她一定是死在被奸淫之後……
隻是這樣單純的記錄，血債記在紙上了.但我們對不起死者。因為，如果敵人上次這樣殺害我們十個，這次殺害我們二十個，我們的死者和所受侮辱者便是三十個，而人民的仇恨便要越過三十個。用不變的，不能概括的方式寫兩次，我們交給複仇總隊的文藝力量是太少了！要能夠概括，要一次比一次堅強有力，文章要灌注著新仇舊恨，要趕得及人民的感情。
報告文學總得要表達出一些新的東西，這新的東西，不單指它那新聞的性質，而是除開新聞性以外，它能表現一個事件的本質的部分，甚至這事件以外的，和它本身有關的部分。報告者之能成為一個暢達的報告者，在於他對一個事件有全麵的、透人的觀察和了解。
上麵舉出的敵人對我們的殘害，那是新的。如果，我們像記賬一樣一次又一次地記下了血債，那我們就沒有新的東西了，而現實是存在著那新的東西。一滴血，再加一滴血，是兩滴血。仇恨是倍數地，或超越倍數地增加了。以血紅的題材寫成的報告文學，在血紅的現實麵前，顯現成淡薄的甚至無色的東西，報告者就感到最大的悲哀了。
新的事件的特點是從事件的發生、形態和結果表現出來。
報告者能深入，能實感這個事件給予他的一切刺激，就能捉住這些特點，而把事件表現為新的。不能，便失敗了。
例如在《山藥窖裏的死屍》裏；血汙掩蓋了晃屍的臉，腸子和衣裳黏成一團，有的是被刺刀挑死的，有的被槍彈揭下了頭蓋，有的被砍斷了胳膊……
“這不是×的爹嗎？…這不是×的娘嗎V…這不是……我的苦命的兒呀！”現實在沉痛地激勵地向報告者呼喊啊！在這樣的題材下，用“素描”的手法作文章的總結，夜裏是會做噩夢的。
業寫報告文學而不能概括，常常是因為作者缺乏應有的靈敏的聯想力，有的人聯想力單弱到今天睡在床上便想不起昨天走在路上，單弱到不能從暮靄想到朝霞，不能從山想到水。
看到一滴血，便隻單純地想到：這是一滴血呀！在腦海裏攪不起感情的波瀾，想不起就是這一滴血，敵人曾經獰笑過一下，而孤寡不知要悲泣幾多天呢！這是一隻羊，這是一匹馬，——隻是單純的判斷，玩玩形式邏輯可以。寫報告的人，要能從羊想到放羊的故事，從馬想到騎兵隊，感情可以擴張成海洋，激勵為旋風，這就是聯想力的培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