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保定求學時，最初見到的《飲冰室文集》，是精裝兩厚冊，擺在書架上，就像兩部大詞典。我從來沒有想購置這一部書，也沒有想去讀它。那時梁啟超已經是過時的人物。
曆史上有些人物，不管他當時多麼名聲赫赫，叱吒風雲，他的著作，能使洛陽紙貴，家喻戶曉，字字句句，被人稱作至理明言。一旦被認為過時，就會很輕易地被人遺忘，他的著作，也就會很隨便地棄置在風塵之中。
梁啟超在清末民初之際，可以稱得起舉足輕重的政治人物。戊戌政變，康梁並稱，袁氏帝製，為了不讓他發表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饋送他十萬元巨款，另附其他貴重禮物，他沒有收。他的文章，也可以說是一字千金的了。
但不到三十年，我上中學時，就隻在課堂讀過他一篇（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此外，對於這位一代文豪，就非常漠然了。
那時，已是五四運動之後，思想界，已經有了新的潮流，新的代表人物，來吸引青年一代。
一九六五年春季，我終於購買了這部文集。這並不是我急於要讀它，是我那時有些閑錢，想當藏書家。清人的文集，已購置多種，在章太炎之後，我就想到了粱啟超。但買來的《飲冰室文集》，是中華書局的仿宋線裝本，八十冊，共十函。這樣大部頭的文集，在粱氏以前，沒有見過。憚其浩瀚，直沒有動。經曆浩劫，幸未損失，現在才有時間和心情，把它從頭到尾翻閱了一遍。說是翻閱，就是未經細讀，摘要看看的意思。
此本，民國十五年九月印行，標為“乙醜重編”。梁氏五十三歲以前文字，除專著外，都包括在內。
卷首有梁啟超原序一篇，大意說：
有人想編他的文集，他說不好不好。他寫文章，沒有藏之名山，傳之後世的意思。他寫文章，是“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可是，時勢變化很快，“轉瞬之間，悉為芻狗”。
所以他寫文章，隻能披之報章，供一時的參考，起一時的作用，過後就拿它蓋醬瓶好了。他說：“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數月前之文+閱數月後讀之，已自覺期期以為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但當編輯告訴他：“雖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縱自以為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灑，而其言亦皆適於彼時勢之言也。”他也就答應了。
關於編輯文集，人們想法不一樣，主張也幣一樣。粱啟超的態度，我以為是誠懇的，實事求是的，合乎事理人情的。
當然，文章選擇，越嚴格越好，不隻編者應該如此，作者本人更應該如此。胡子眉毛一把抓，不分糠秕粒實，一齊編進去，究竟不是好辦法。即使現在印刷條件方便，貪多求大，對讀者，對作者，都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古人的文集，流傳至今，為什麼都那樣小，那樣單薄？除去當時抄寫印刻都不容易，主要是編選上的嚴肅認真。古人綰訂文集，都是先請信得過的師友，代為裁定。就是這樣，經過曆史長河的淘汰，還要有不少作品“散佚”，就是說，不大為後人歡迎，慢慢失傳了。如果當時就拆爛汙，其後果就更不堪設想。
以上是就嚴肅認真一方麵說，但還有實事求是一方麵。
無論誰寫的文章，都不會認為一定就是傳世之作。另外，文章的作用，如不能於當時當地有利，更何望於千百年後有用？所以古往今來，應時之作，總是有的，而且數量是很大的。如果作者都悔其步作，一概摒而不錄，不隻抹殺了文章的當時功能，後世讀者，又從何處考見當時的社會風貌、當時的文壇風貌？目前有些作者，為保持一貫正確之虛榮，清理前此所作之諢詞，弄了半輩子文墨，隻剩下薄薄一本書，這是不必要的，也是得不償失的。所以說，粱啟超後麵表示的態度是好的，是合乎道理的。
人非聖賢，哪能一貫正確？寫文竄，也常有一時一地的情況，為公為私的目的，個人的私心雜念等等。如果出之坦率真誠，所有這些，並不一定影響文章的傳世。相反，文章最怕虛偽掩飾，這種用心，才真正是文章傳世的大敵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