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沈金梅同誌，從北京代購中華書局標點本《魏書》一部，計八冊；《北齊書》一部，計二冊。我的二十四史為“百衲本”，但非商務印書館影印的百衲本，而是晚清以來，各書局各種版本的雜燴。善本甚少，閱讀、貯存均不便。所缺數種，擬以標點本充之。今見此書，卷帙亦甚繁重，且有汙損。今日修整，甚感勞頓。年已老，日後仍以少買書為佳也。
國家組織人力，整理標點二十四史及《資治通鑒》等書，傳播文化，嘉惠後學，可以說是一種千古盛事。經過整理的二十四史，從方便閱讀方麵說，比以前各書局所出的石印本、鉛印本要好得多。
但每部書前麵的出版說明，卻寫得很是八股，盛氣淩人。單純以階級鬥爭為綱，評價一部古括，不隻有誣占人，也違反曆史唯物、辯證唯物之義。標點本《魏書》，出版於一九七四年，出版說明，加入了批判“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的內容。引用“語錄”，也未免牽強附會。既然重印，批判一通之後，又不得不承認其多種價值，立論也就自相矛盾。當然，這種寫法，自有其時代曆史背景，作者的“局限性”，也可能為後世讀者所諒解吧。
《魏書》號稱“穢史”，初不知其穢在何處。是內容蕪雜呢？還是所記多狠褻之事？讀了一些篇章，發見《魏書》文字典雅，記事明斷，雖不能說是史書中的上乘，但也很夠一代文獻資格，實在談不上一個穢宇。
《魏書》為魏收所總纂，他的傳記，載在《北齊書》。
魏收，字伯起，巨鹿人。他生於宦家，十五歲學習作文。
讀書很用功，“夏月，坐板床，隨樹蔭諷誦，積年，板床為之銳減”。他文思敏捷，“下筆便就，不立稿草”。但為人輕佻，綽號“驚蛺蝶”。奉使梁朝，竟然買吳婢入館，遍行奸穢。因此，人稱其才，而卑其行。
修魏史時，所引史官，都是依附他的人。有的並非史才有的“全不堪編輯”。參加修史的人，自行方便，“祖宗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魏收是總編輯，並歡出大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天，按之當使入地。”這就太不像話了。
當時言論，都說魏收著史不公平，皇帝“詔收於尚書省與諸家子孫共加淪討”。這場辯論，皇帝親臨，空氣非常緊張。雖然表麵上，魏收占了上風，告狀的人，被定為“謗史”，“鞭配甲坊，或因以致死”。魏收也受到皇帝的責難，戰栗不止。《魏書》也奉命“且勿施行，令群官博議”。於是“眾口喧然，號為穢史。後來，魏收又奉詔，對史書更加研審，頗有改正。但“既緣史筆，多憾於人，齊亡之歲，收塚被發，棄其骨於外”，這種結果，在曆代史官中，恐怕是最不幸的了。
其實，魏收雖然監修《魏書》，大的關節，他是做不了主張，要看皇帝的意圖的。但在一些不顯著，不甚重要的地方，他還是可以施展才華，上下其手，或加美言，或加惡語的。這些地方，皇帝不一定留意去看，但所記的那些人，或那些人的子孫，是一定要看的，特別關心的。另外，給誰立傳，或是不給誰立傳；給誰立正傳，或是給誰立附傳；誰的文字長，誰的文字短，這都是是非所在，恩怨所係，編撰者和監修者，應當慎重從事，公平對待的。而像魏收這樣的人，卻是意氣月事，很難趨於公平的。雖然史書要求秉筆直書，但因政治的要求，史官的愛惡，即使是良史，恐也難於達到真正的直。求其大體存實而已。特別是像《魏書》這部著作，修書與時代相近，魏、齊兩朝相連，一些當事人的後代，都在朝中做官，就更注意其中的褒貶，因為這不隻是祖先的名譽問題，也是現實的政治問題了。
魏收自視甚高，性又褊急，他的著述生涯，他的官運，也不是那麼順利的。他受過簦楚，皇帝在宴會時，還讓大臣們，當麵開他的玩笑，揭他的短處。有時皇帝高興了，也當麵誇獎他幾句。說他有文才，說他比那些武將還有用處。
甚至說：“我後世身名在卿手，勿謂我不知。”我們知道，魏、齊的那些皇帝，都是什麼人物。在這種環境下，魏收能把這部著作，終於完成，也可以說是夠堅韌的了。他所處的境地，皇帝給他的待遇，也不外是司馬遷所歎息的“倡優畜之”而已。
這部《魏書》，雖被有惡名，然終不能廢，也沒有別人的著作，能把它代替。列於諸史之林，堂而皇之，不稍遜色。
這是因為事過境遷，朝代更替，利害的關係，感情的作用，越來越淡漠了。誰好誰壞，都已經成為曆史，甚至古代史，與讀者任何人，都沒有關聯了。時間越久，史事無證，越沒有別的書能代替它，它就越被讀者重視，因為它究竟還是當時的人撰述的最可靠的材料。古書的神秘神聖之處，也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