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收是裉有文才的,他當時所作文、檄、詔、誥,為皇家起過很大的作用。齊文襄曾稱讚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溫子升、邢即,是魏收同時代的文士。他們各有朋黨,互相拆台:
收每議陋邢邵文。印又雲:“江南任防,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乃日:“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疇。”任、沈儇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
武平中,黃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仆射祖璉,瑗答日:“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雲:“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惟以表章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祖璦話的意思是:看一個作家的商下,先要看他的師承。魏收的話,如果拿今天的情況來解釋,就是:隻能寫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須有幾部長篇.才能壓眾。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如果生於同時,在一處工作,則相輕尤甚。因為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職位。想起來,這也很可悲,心理狀態,幾同於婢妾之流。
《齊書》魏收傳中,隻保存了他的一篇賦,題為《枕中篇》。這篇文章,以管子的話“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英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帷君子為能及矣”作為引子,說明“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的道理。文章雖然有些噦嗦,但文詞很漂亮。證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虛傳的。但這篇賦,不常見於文學選本,可能是因為作者的名聲不大好的緣故。傳中說他碩學大才,但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顏色相悅”,這與他這篇文字所表達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義說他:“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這就證明魏收這個人,性格言行,都是很複雜,很不一致的r。
五文人處世,有個人的特征,有時代的樣式。曆代生活環境不同,政治情況各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風,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理想的發生,都不會一樣,都有時代的烙印。
先秦兩漢,盛唐北宋,號稱太平盛世,文士眾多,文章豐富。
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時,文人的生活處境及政治處境,就特別困擾艱辛。反映在他們處世態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難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時期,是個動亂的時期,北朝文人很少,他們的生活,尤其動蕩不安,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這種動亂。
我們今天談論魏收,也不過就一篇簡短的傳記,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論世的試探,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就很難說了。檢藏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考異》,對魏收的《魏書》,均有評述。孿氏認為像北齊的帝王,還知道重視文人的工作,重視曆史的修撰,足見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視之。這種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現。王氏所述,議論平和,他以為《魏書》之所以受人攻難,是因為後來幾次有人想重修這部史書,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揚原作的種種缺失。他並且說,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並無愧色,可謂先得我心矣。趙氏在列舉《魏史》的不公之處以後,又列舉該書中的驚人直筆,這足見抹殺這部著作,把它籠統地稱為“穢史”,是不應該的了。這部書,受這樣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當時及稍後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說: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峰,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係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
這些文字,可以說是聞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終於沒有做到,或者說,他沒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沒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為,是有違先哲的教導的。但究其原因,並非像標點本的前言,說得那樣簡單。有些事,是他應該做到的,這要由他負責任。有些事是當時政治不允許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環境影響他,他順應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節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責罰坎坷,可以說咎由自取。因此搞記其言行之顯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處,以為借鑒焉。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