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收是裉有文才的，他當時所作文、檄、詔、誥，為皇家起過很大的作用。齊文襄曾稱讚他：“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國之光彩，雅俗文墨，通達縱橫。我亦使子才、子升時有所作，至於詞氣，並不及之。”溫子升、邢即，是魏收同時代的文士。他們各有朋黨，互相拆台：
收每議陋邢邵文。印又雲：“江南任防，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魏收乃日：“伊常於沈約集中作賦，何意道我偷任疇。”任、沈儇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
武平中，黃郎顏之推以二公意問仆射祖璉，瑗答日：“見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收以溫子升全不作賦，邢雖有一兩首，又非所長，常雲：“會須作賦，始成大才士。惟以表章碑誌自許，此外更同兒戲。”祖璦話的意思是：看一個作家的商下，先要看他的師承。魏收的話，如果拿今天的情況來解釋，就是：隻能寫些短小文章的人，算不得大作家，必須有幾部長篇.才能壓眾。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如果生於同時，在一處工作，則相輕尤甚。因為這涉及到是否被天子重用，官品職位。想起來，這也很可悲，心理狀態，幾同於婢妾之流。
《齊書》魏收傳中，隻保存了他的一篇賦，題為《枕中篇》。這篇文章，以管子的話“任之重者莫如身，途之畏者莫如口，期之遠者英如年。以重任行畏途，至遠期，帷君子為能及矣”作為引子，說明“知幾慮微，斯亡則稀。既察且慎，福祿攸歸”的道理。文章雖然有些噦嗦，但文詞很漂亮。證明他的文才，是名不虛傳的。但這篇賦，不常見於文學選本，可能是因為作者的名聲不大好的緣故。傳中說他碩學大才，但不能達命體道，“見當途貴遊，每以顏色相悅”，這與他這篇文字所表達的思想，是很矛盾的。但義說他：“然提獎後輩，以名行為先，浮華輕險之徒，雖有才能，弗重也。”這就證明魏收這個人，性格言行，都是很複雜，很不一致的r。
五文人處世，有個人的特征，有時代的樣式。曆代生活環境不同，政治情況各異，他們的作品，他們的作風，他們對生活的態度，他們理想的發生，都不會一樣，都有時代的烙印。
先秦兩漢，盛唐北宋，號稱太平盛世，文士眾多，文章豐富。
而南北朝、五代、南宋、明末之時，文人的生活處境及政治處境，就特別困擾艱辛。反映在他們處世態度和作品之中的，就很難為太平盛世的人民所理解。南北朝時期，是個動亂的時期，北朝文人很少，他們的生活，尤其動蕩不安，流傳下來的作品不多，但都深刻地反映了這種動亂。
我們今天談論魏收，也不過就一篇簡短的傳記，零散的材料，勉作知人論世的試探，究竟有多少科學性，就很難說了。檢藏書，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趙翼《二十二史考異》，對魏收的《魏書》，均有評述。孿氏認為像北齊的帝王，還知道重視文人的工作，重視曆史的修撰，足見文章為經國之大業，即武夫出身者，亦不能漠然視之。這種感慨，是李氏的夫子自道，宦情的急迫表現。王氏所述，議論平和，他以為《魏書》之所以受人攻難，是因為後來幾次有人想重修這部史書，既然想重修，就要宣揚原作的種種缺失。他並且說，魏收的著作，列之正史，並無愧色，可謂先得我心矣。趙氏在列舉《魏史》的不公之處以後，又列舉該書中的驚人直筆，這足見抹殺這部著作，把它籠統地稱為“穢史”，是不應該的了。這部書，受這樣不公正的待遇，不是著作本身的原因，而是當時及稍後的政治的原因。
魏收在《枕中篇》中說：
聞諸君子，雅道之士，遊遨經術，厭飫文史。筆有奇峰，談有勝理。孝悌之至，神明通矣。審道而行，量路而止。自我及物，先人後已。情無係於榮悴，心靡滯於慍喜。不養望於丘壑，不待價於城市。言行相顧，慎終猶始。
這些文字，可以說是聞道之言矣。然而魏收終於沒有做到，或者說，他沒有能完全做到。他的言行是不一的，他的希求是沒有止境的。他的一些行為，是有違先哲的教導的。但究其原因，並非像標點本的前言，說得那樣簡單。有些事，是他應該做到的，這要由他負責任。有些事是當時政治不允許的，他不能去做；有些事是環境影響他，他順應地去做了。然收究非完人，在文士中，也非敦立名節的人物，受到的一些責罰坎坷，可以說咎由自取。因此搞記其言行之顯著者，使知其是非矛盾之處，以為借鑒焉。
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