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識，學識。然有學者未必有識，有識者未必有學。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鑽進一個小天地，研究一種學科，名聲很大，自己就以為既有過入之學，就有過人之識，這是會害了自己的。說王國維很有學問，斯可矣，但如羅振玉所言：“唯公有過人之識，故其為學，亦理解洞明。世人徒驚公之學，而不知公之達識，固未足以知公。即重公節行，而不知公乃智仁兼盡，亦知公未盡也。”這就不是我所能相信的了。
人無學，仍可以操斧而作，荷末而耕，陽光雨露，得其自然。有學而無識，則易矛盾百出，進退失據，心身交瘁。即如孔融與曹操論盛孝章書中所說的：“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王國維的悲劇，就在於他學問過深，識見太淺了。
王氏在學術成就上的特點，是深邃精密。其得力之處，從他個人來說，為舊學根柢很深，所見古代器物甚廣；從他所處的時代說，則外來的一些科學知識，治學方法，也促進了他的成就；至於他在文藝評論方麵的許多新的創見，除去外來影響，因為他本身是一位詩詞作者，所以能談出一些他人不能道出的新鮮道理來。
遺書洋洋大觀，但為求全求大而輯入者亦不少，此乃曆來編輯遺書的通病。我有興趣也能讀得懂的，不過還是早已購買的那些文藝方麵的著作。過去想讀而沒有，存於遺書之中的是《靜安文集》和《續集》。他的散文，明達而暢曉，不尚文采，而取準確翔實。這些作品，雖隻占遺書的一小部分，但能讀到，就算設有白買這部大著作了。
山羅振玉在傳中所記王氏之生平學曆，與王氏所作“自敘”，無大出入。因知羅氏雖於文中摻雜一堂自己對王的恩惠知遇，實係多年老友，知之甚深，所記材料，究比他人言者，為可信也。
王氏棄新學，專注舊學以後，認為“中國新發見之學問”有五項：（一）殷墟甲骨文字；（二）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內閣大庫之書籍檔案；（五）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其中除內閣大庫文書，魯迅曾著文證明並無多少希奇之物；古外族遺文，王氏知識小敷，兩項並未做出多少成績外，其他三方麵，他都做出了出色的研究。過去，我曾慕名，用一百元高價，買了一部《流沙墜筒》，序文、考釋部分，係王氏手筆。我雖外行，也能看出王氏考證之嚴密，參稽之精確，歎為治學之道，無以複加，學問之通博充實，後難有繼。
王氏對古代地理曆史，特別是古代西北邊陲的地理曆史的研究，收獲甚豐，為人推重，實際也受益於西洋曆史科學。但他在後期，對西洋的自然科學，持菲薄態度。他說：
“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曆史，與其周圍之一切環境，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對西方的曆史科學，承認其進步，但貶僬其效果。
他說，“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學與曆史科學之進步，誠為深邃精密，然不過少數學問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證事實，琢磨心思，消遣歲月斯可矣……。亦猶富人之華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飾觀瞻，而不足以養口體。是以歐戰以後，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以上引文均見《論政學疏草》）
王國維把自己用苦功研究的東西，看成是無補實際，脫離人民的東西，說明他不隻對生活現實，失去信心；對他致力的學術，也失去信心了。而西人崇拜東方之論，也不過是當時守舊派的陳詞濫調。“因為外國人也喜歡這個，所以我們就死拖住這個。”好像不是為了中國人而研究學術，反是為了外國人而研究學術了。
事實是，當清末民初，我國處在弱肉強食的悲慘時代，無論日本、英、美、法各國，都在一方麵用軍事力量侵略我們，又一方麵掠奪、搜求、研究、讚美我們的“東方文化”。當時有識之士，洞察了帝國主義的陰謀，反其道而行之；吸收外國進步的，於我有用的東西，批判自己固有的，腐朽落後的東西，因而逐步擺脫了我們民族的困難處境。帝國主義的學者們，乃與當時的清朝遺老們一唱一和，這也是有其曆史的必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