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有一篇《文學小言》,凡十七條,說明其文學見解。他以為:文學起源於剩餘精力,與兒童之遊戲同。因此,文學無功利,文學無名利。景與情為文學二元素,文學作品為主客觀之交代。他認為天才難產,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須人格高尚,“濟之以學問,帥乏以德性”,才能產生真正的大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觀物亦真”。
這些主張,有些來源於西洋唯心主義的文藝理論,有些是歸納出來的文學規律,有些則帶有主觀片麵性。例如第十七條,王氏反對“以文學為職業”。以為“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而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認為“以文學為職業,鋪啜的文學也”。這真是本末倒置,閉著眼睛說話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學?隻是“為文學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嗎?人不鋪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張文學隻能是業餘的嗎?然其他職業,也都是為了鋪啜。王氏寫這篇文章時,職業作家尚少,不然會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這些主張,亦運用在他的《人間詞話)一書中,因膾炙人口,不論。他這些觀點,來源於他當時正在熱中的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學。以為哲學、文學,都可以脫離社會、政治,而獨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祿勸”的,甚至可以與社會興味“相刺謬”。這些主張,與王國維所處的現實生話,發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這種學說,把叔本華等視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談到人生必然帶來的種種痛苦,主張文學是解脫痛苦的一種方法,因而把文學的作用,降低到“消遣”兩個字上。
這些見解,在駕時的中國,不失為新鮮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學知識,創作體會,相互生發,又運用到文藝評論上,他這些觀點,很為人們樂於稱道。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知識界漸漸對這些理論淡漠了。國內外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的大量湧現,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的衝激,人們對他這種理論,就疑信參半了。
曆來的唯心主義文學家,都強調文學家的主觀的、意誌的力量,都夢想把文學超駕於國家、社會、政治、法律之上,成為淩空天上的東西。結果隻能造成文學和作家本身的悲劇。道理足很簡單的:作家既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作品也隻能在社會中生存。作家厭惡世俗,而作品必須從世俗中產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間天上的作品,但不會有人間天上的作家。
王國維理論上的這些主張,在他本身的創作實踐巾,就不能兌現。他當時的社會處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後”,不得不頌揚“相國”,不得不代別人捉刀,不得不為衣食屈膝。社會、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曆史的印記。
王國維在青年時期,接觸了西洋哲學、文藝這一新天地,他表現了極大的學習熱情。他研究哲學、美學、倫理學、遺傳學。他發表對大學教育課程的意見,強調哲學、美學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戲劇和史詩,認為中國不能與之倫比。並想有所嚐試。這些文章,都有文采鋒芒,充滿熱情和希冀。但因為生活道路的曲折變化,他後來竟把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現在的《靜安文集》及其續集,乃是其門人後來收集起來的。這使我們想起魯迅記述章大炎對待早年作品的態度。這種心理,後人是很難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識分子,最初對西洋文化,如饑如渴,如醉如狂,但過丁不久,原來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門以內去了。又玄抱殘守缺,研究“國學”。有的雖成績很大,但他們的名字,漸漸為青年人所遺忘。他們青年時期的奮發自強,熱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們自己抹殺了。寫到這裏,不禁歎息!曆史前進的途徑,有曲折反複,因而使人之思想行為,有曲折反複乎?抑或人的思想行為的反複,乃使曆史的前行,迂回緩慢乎?駑鈍如餘,不得而知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政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