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王有一篇《文學小言》，凡十七條，說明其文學見解。他以為：文學起源於剩餘精力，與兒童之遊戲同。因此，文學無功利，文學無名利。景與情為文學二元素，文學作品為主客觀之交代。他認為天才難產，天才多痛苦。“天才者，天之所靳，人之不幸也”。天才又須人格高尚，“濟之以學問，帥乏以德性”，才能產生真正的大文學家。文學家必須“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感情真者，觀物亦真”。
這些主張，有些來源於西洋唯心主義的文藝理論，有些是歸納出來的文學規律，有些則帶有主觀片麵性。例如第十七條，王氏反對“以文學為職業”。以為“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而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認為“以文學為職業，鋪啜的文學也”。這真是本末倒置，閉著眼睛說話了。不先得生活，何以有文學？隻是“為文學而生活”，生活得下去嗎？人不鋪啜，何以生存？莫非王氏主張文學隻能是業餘的嗎？然其他職業，也都是為了鋪啜。王氏寫這篇文章時，職業作家尚少，不然會群起而攻之了。
王氏這些主張，亦運用在他的《人間詞話）一書中，因膾炙人口，不論。他這些觀點，來源於他當時正在熱中的叔本華、尼采等人的唯心哲學。以為哲學、文學，都可以脫離社會、政治，而獨立存在。是“不能以利祿勸”的，甚至可以與社會興味“相刺謬”。這些主張，與王國維所處的現實生話，發生很大矛盾，造成他的很大痛苦。愈感到痛苦，他愈信奉這種學說，把叔本華等視若神明。王氏在很多文字中，談到人生必然帶來的種種痛苦，主張文學是解脫痛苦的一種方法，因而把文學的作用，降低到“消遣”兩個字上。
這些見解，在駕時的中國，不失為新鮮之物。加上王氏的文學知識，創作體會，相互生發，又運用到文藝評論上，他這些觀點，很為人們樂於稱道。
“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知識界漸漸對這些理論淡漠了。國內外現實主義的文學創作的大量湧現，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的衝激，人們對他這種理論，就疑信參半了。
曆來的唯心主義文學家，都強調文學家的主觀的、意誌的力量，都夢想把文學超駕於國家、社會、政治、法律之上，成為淩空天上的東西。結果隻能造成文學和作家本身的悲劇。道理足很簡單的：作家既不能脫離社會而存在，作品也隻能在社會中生存。作家厭惡世俗，而作品必須從世俗中產生。世界上可能有人間天上的作品，但不會有人間天上的作家。
王國維理論上的這些主張，在他本身的創作實踐巾，就不能兌現。他當時的社會處境，使他不得不歌挽“太後”，不得不頌揚“相國”，不得不代別人捉刀，不得不為衣食屈膝。社會、政治，都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打下曆史的印記。
王國維在青年時期，接觸了西洋哲學、文藝這一新天地，他表現了極大的學習熱情。他研究哲學、美學、倫理學、遺傳學。他發表對大學教育課程的意見，強調哲學、美學的重要。他一度醉心西洋的戲劇和史詩，認為中國不能與之倫比。並想有所嚐試。這些文章，都有文采鋒芒，充滿熱情和希冀。但因為生活道路的曲折變化，他後來竟把這些文章看成“不醇”，付之一炬。現在的《靜安文集》及其續集，乃是其門人後來收集起來的。這使我們想起魯迅記述章大炎對待早年作品的態度。這種心理，後人是很難理解的。清末民初，一些知識分子，最初對西洋文化，如饑如渴，如醉如狂，但過丁不久，原來解放了思想的人，又退回到家門以內去了。又玄抱殘守缺，研究“國學”。有的雖成績很大，但他們的名字，漸漸為青年人所遺忘。他們青年時期的奮發自強，熱烈的追求和探索，也被他們自己抹殺了。寫到這裏，不禁歎息！曆史前進的途徑，有曲折反複，因而使人之思想行為，有曲折反複乎？抑或人的思想行為的反複，乃使曆史的前行，迂回緩慢乎？駑鈍如餘，不得而知矣！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時政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