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來“值官門之變，公援主辱臣死之義，欲自沉神武門禦河者再，皆不果及”。
這又說明，在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以前，他已經有過這種表現了。然羅文述王之死因，有“今年夏南勢北漸，危且益甚”語。“今年”，即一九二七年。則王之恐怖革命，促其自盡之說，亦為有因矣。
《別傳》隻有一個內容，就是介紹王國維的《論政學疏草》。這篇疏草表現了王國維對世界形勢，中西政治文化及其效果的見解，看來非常重要。他認為“西人之說，大率過偏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與民休息之術，莫尚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因而排斥新說，主張傳統。但此疏是由羅振玉轉述，意義恐還有些出入。
我想：這是給“皇帝”上言，王國維也得選擇一些投合口味酌話。叉因為他的職務所在，他的立論，也必須設法維護皇家和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這些見解，不一定都是王國維當時心裏的話，其中恐怕有很多矛盾，有很多他自己不能解脫的困難，這些都會加深他的痛苦，促進其死亡。
最有趣也最無味的，是最後一篇《祭王忠愨公文》。開頭說：“海寧王忠愨公，既完大節，事聞，天子哀悼，群倫震動。其友羅振玉為位以哭，複至都門經紀其喪”。緊接著說，當年王國維如何“暗然無聞於當世”，羅如何“知為偉器，為謀月廩”。以後王“蔚然成碩儒”，兩人一同“供奉南齋”，“十月之變”.如何“約同死”。羅振玉說：他自己“自甲子以來，蓋犯三死而未死”。每次都有不死之由。這次老友故去，本應也決心死去了，又念：“公死，恩遇之隆，振古未有。予若繼公死，悠悠之，或且謂予希恩澤。”就是說，怕別人議論他，也想得到王國維死後的好處，所以又不死了。王國維得到什麼好處呢？不過是流亡皇帝的“予諡忠愨，派貝子致奠，給陀羅經被，並賞銀二千元治喪”而已。這真是不值一顧的“末世之榮”了。
對於羅氏，所知甚少，其於古籍文物，似亦頗有搜羅傳播之勞績。然讀此文後，深感此公之無聊，扭捏作態，自忘其醜，虛偽已極，恬不知恥矣。
其實像羅振玉這樣的人，無論如何，是不會自殺身死的。當時圍繞著退位皇帝，分得一些好處的所有遺老遺少，都不會為了皇帝蒙塵而死去。但像王國維這樣的書呆子卻自殺。在鬧劇一般的，重溫舊夢的肮髒一群中，增加了一點悲劇性質，直到現在還為一些崇拜王氏學術的人們所紫念。所念者自非僅是王氏的學術，也是他的天才橫死的不幸了。
王國維的學問，在當時一輩人中，可以稱得鴻博浩瀚。
在閱曆方麵，他曾到日本留學，也能以英文譯書報。對於國內外重大政治動向，也不是不關心，不了解，並非很閉塞的人。在當時，尤其是張勳複辟失敗之後，就是一些粗野的軍閥，無知的政客，都知道在中國再實現帝製為不可能。像王國維這樣的知識分子，能以自己的生命，去殉煙消火滅的“清室”？王國維的死因很複雜，有時代環境的因素，但主要是他個人悲劇性的因素，即心理與病理的因素。
他的處境，充滿矛盾。他的聲名，毀譽交加。中國理學性命之說，西洋哲學唯心之論，深刻地，矛盾交織地，影響著他的人生觀，使他產生了厭世思想，以死求得解脫的病態心理。
如果羅振玉所記述的都屬實，那麼羅振玉對王國維的識拔、資助、教誨，使他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學家”。但在政治上，卻把他推到了一個死角，帶到了一個絕境。平心而論，不能把過錯，都推到羅氏的身上，王國維也有自己選擇的餘地，所以隻能說是王氏個人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