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七月，天氣奇熱，政治空氣也壓得人透不過氣來。我每天脫光了P身，搬一把木椅，坐在後麵屋裏的北窗之下，喘息著吹吹涼風。院裏是不輕易去的，“無產階級”造反的勁頭又足了。一會兒喊叫打倒孔老二，一會兒喊叫反擊右傾翻案風。我能活著回到院裏來，住原來的房子，他們就認為是翻案，我隻能在屋裏躲著。町是，機關的政工組，又不斷來屋裏察看，催我去學習反右傾的文件，參加討論。
這幾年，我一聽見“學習”，就有些害怕，討論就更不用談起了。一會兒批林批孔，一會兒評法批儒，一會兒在晁蓋、宋江身上做文章，一會兒又在晴雯、柳五兒身上做文章。
中國的舊書、舊小說這樣多，誰知道會把你拉到哪個人身上去？活人一旦附上死人的體，那就倒楣到底了。
我說有病推托著不去。可是市裏又發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結果。先是叫全市幾百萬人，每人簽名去化驗手跡，結果還是查不出。不但查不出，聽說匿名信又投了幾次。後來不知是哪一位高明，想出一個辦法：縮小包圍圈。斷定：一、這信一定是有文化的人寫的；二、這信一定是不上班有時間的人寫的；三、這信一定是住寬綽房間的人寫的。這三點論斷，政治目的很明確，是針對知識分子和老幹部。於是戶口警接連不斷到我家來了。
在報紙上，每天看到的是黨內出了資產階級，要拆土圍子等等。
這都是沒有辦法的事，聽夭由命吧！家裏冷冷清清，忽然在二十八日晚上，來了客人，還帶著一個小孩。客人一進門，就對孩子說：“這是你孫大伯，快叫！”我才認出來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縣，他住城西，我住城東。一九四七年，我在饒陽一帶工作，住在一個機關裏。他是那裏的炊事員，常照顧我吃飯。他原是在那一帶趕集上廟做吃食小生意，機關轉移到那裏，領導老王看中了他的手藝，叫他參加了工作。
一九四九年進城，他在路上還給我們做飯。進城以後，不知為什麼，把他分配到了裁紙房，叫大鐵板砸傷了腿。一九六二年，機關又把他動員回鄉了。
他走時，我不在家。昕我老伴說，他拉家帶口——老婆很精明能幹，四個小孩。城裏沒有吃的，覺得不如回家好。
臨走時把借我的三十元錢還了，還送了我老伴一書包紅山藥。說真的，這一包山藥，在那時，也值十塊錢。我埋怨老伴不應該收他借的錢。我說，你忘了人家，在你剛來時，幫你買火爐安家嗎？
老崔是個十分老實的人。我沒有客人，更少留客人吃飯，今天我要招待老崔一頓。
吃飯中間，老崔說：
“就一個人過嗎？”“你嫂子去世了。”我說。
“這我聽說了。”老崔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淚，“不是又續了一個嗎？”“是續了一個。”我說，“這幾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願意來了。”“不是結合了老幹部？”老崔問。
“人家不結合我，我也不希望和他們結合。”我說，“結合的，都是造反派信得過的。比如在運動期間，揭發材料寫得多的，每天打小報告的，給造反派當過偵探的，盯過老幹部的梢的，給頭頭們當過保鏢侍從的。當然也有是為落實政策不得不結合的，這些人也不過鬧個副職，沒有發言權。不過，這也就算不錯了，總算保住了烏紗帽。你這次來，有事嗎？”“有點事，”老崔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家裏過日子難啊，我的傷腿又常犯。孩子們也大了，能都叫他們在家裏種地嗎？聽說現在有頂替一說。”“有是有的。你這情況，恐怕很難吧？再說現在掌權的人，你也不認識。”我坦率地告訴他，“是啊，老王的消息，我也早聽說了。”老崔說著又流下淚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