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作用是勉強的接受並不是熱情的認同，他們對於習俗的服從往往是草率敷衍的，或者簡捷行事以求幹脆、坦率、節省精力等等。在壓力之下，當遵從習俗變得過於惱人或代價過於昂貴之時，表麵的習俗就暴露出它那淺薄的麵目，拋開它也就像拋開一雙破襪子一樣容易。
其次，從青年的或狂熱的角度來說，這些人幾乎無一可稱為權威的反叛者。雖然他們不斷地對偏私爆發出憤怒，但他們對於文化並不顯出主動的不耐煩，或者時而出現的、長期不斷的不滿，他們並不急於改變它。我的一個研究對象年輕時是個狂熱的反叛者，他組織了一個工會，而當時這種工作非常具有危險性，現在他已厭惡地、絕望地放棄了這一切。由於他變得習慣於這個文化和時代中改革的緩慢，他最終轉向了對青年的教育。其餘的人表現了某種對文化進步的冷靜的、長期的關心。這在我看來意味著承認變革的緩慢以及這種變革的明顯的益處和必要性。
他們的這種情況絕非缺乏鬥爭性。一旦發生急速的變革時，這些人可以立即表現出果斷和勇氣。雖然他們在一般意義上並不屬於激進派，但是我認為他們極有可以轉向激進派。首先，他們是一群知識分子（別忘了是誰選擇了他們），其中大多數人已有了自己的使命，並且認為自己在為改良社會進行真正重要的工作。其次，他們能清楚地認識現實，似乎不願去做巨大的、但卻無謂的犧牲。在真正鬥爭激烈的情況下，他們十有八九要放棄自己的工作而參加猛烈的社會行動，例如，德國和法國的反納粹地下活動。我覺得，他們反對的不是有效的鬥爭而是無效的鬥爭。
生活，希望生活得愉快，是我們討論的又一話題。這一點與全力以赴的狂熱的反抗幾乎水火不容。在他們看來，後者犧牲過大，而又不能獲得預期的微小的成果，他們大多數人在青年時期都有鬥爭的經曆，都有急躁、熱情的插曲，成熟後大都懂得對於急速變革的樂觀態度是沒有根據的。他們這些人作為一個整體致力於在日常生活中以一種能被認可的、冷靜的態度，愉快地努力從內部去改良文化，而不是從形式上去反對它，與之抗衡。
與文化分離的內在感情不一定是有意識的，但在幾乎所有研究對象身上都有所表現，尤其在討論作為整體的文化時，在同其他文化進行各種各樣的比較時更是如此。實際上，他們似乎經常疏遠它，仿佛他們不屬於這種文化。慈愛和反對、讚同和批評的不同比例的混合，表明了他們依靠自己的觀察從文化中選擇好的東西、排斥壞的東西的情況。總之，他們對文化進行權衡、分析、辨別，然後做出自己的決定。
這種態度確實有別於一般的對文化造型的消極順從，後者可在許多有關集權主義人格的研究中具有民族中心主義的研究對象身上發現。
我們的研究對象個性獨立，喜歡獨處，對熟悉的和習慣的事物的需要及偏愛不像一般人那樣強烈，這些情況或許都體現了他們獨立於文化的特點。
支配他們的是自己的個性原則而不是社會原則，基於這種原因或許可以稱其為有自主性的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僅僅是或不單純是某種特殊的人，而且從廣義上說，他們比其他人在更大程度上屬於人類的成員。假如刻板地去理解，那麼說這些人高於或超越了大眾文化就會引起誤會。因為他們畢竟講方言、有本地人的行為方式和性格等等。然而，如果我們把他與過分社會化、行為機器化或者種族中心主義相比較，我們就會壓抑不住內心的激動而假定：這個研究對象小組不僅是另一個亞文化群的小組，而且還更少適應文化、更少平均化、更少模式化。這裏有個程度問題，他們處在一個連續統一體之中，這個連續體是按照從對文化的相對接受到與文化的相對分離的順序排列的。
如果這個假定能夠被驗證成立的話，我們至少可以從它再推出一個假設：在不同文化中較他人在更大程度上能自我獨立的人們，不僅其民族性應該較弱，而且彼此之間在某些方麵的相像程度應該高於本社會中發展不充分的同胞。當然，這又引出了關於什麼組成了良好的社會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這樣的觀察結論，在文化中能夠產生相對健康的人。這就回答了“在有缺陷的文化中做一個健康人或好人是否可能”這樣一個老問題。這些相對健康的人們憑借內在的自主與外在的認可之間的複雜結合得以生存，當然，其前提必須是，這種文化能夠容忍拒絕完全文化認同的獨立性。
當然，這種健康並非完全符合理想。顯然，我們的研究對象一直受不完美社會的約束的限製。這些約束和限製，使他們不得不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們越是保留自己的一些秘密，他們的自發性就越是減少，他們的某些潛能就越是不能得以實現。既然在我們的文化中隻有很少人達到健康，那麼這些達到健康的人就會因為他們自己的性質而感到孤獨，從而加重自發性的降低，減少潛能的實現。即使這些人十分罕見、鳳毛麟角，也能推動人類走向光明前景。然而，他們有時也會流露出易怒、暴躁、乏味、自私或沮喪等弱點。為了避免對人性失望，我們必須首先放棄對人性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