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成蘭官司打得很艱辛，她付出很多，依我看她有“值得”的一麵，即她的勝訴證明了實事求是的、正當的批評會得到法律保護，法律的尊嚴不可褻瀆。而韓少功的書已經被人認定為“粗陋的模仿”，“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完全照搬”別的某個作品，這又是什麼樣的“批評”呢？粗陋、模仿且不去說，尚且是一個評高論下問題，但“無論”、“完全”、“內容”、“形式”、“照搬”這些用語串連起來，等於把一部作品全盤徹底否定了，從而把作者的人格、品德、文風以及艱苦的創作勞動等等，也一股腦兒否了。作為一個公民，作為正常的有血有肉的人，作為以創作為生命的作家，他能沉默，能容忍嗎？除非他的創作真是人家“批評”的那樣一種貨色！什麼叫“無論”？就是不管哪一方麵，即“所有”。什麼叫“完全”？就是“一切”。什麼叫“照搬”？就是比如把長在人家樹上的桃子，一個不落地“摘”到自家筐裏，在樹上是10斤，挪到筐子裏還是10斤。大概隻有特別高深的評論家，才會對這些詞語做出所謂“學術意義”上的別一種解釋吧。但廣大讀者恐怕百分之九十多都是非評論家，所以他們看了那樣的評論，必然會對韓少功及其作品至少產生一種鄙夷。
在評論家堅持他的觀點，並閃爍其詞而煞費苦心地把他原來的“批評”修正為對自己有利的“說法”的情況下，在很多讀者慚愧於自己的膚淺，而崇拜評論家的獨具慧眼且蔑視韓少功的情況下，韓憤而起訴，至少可以理解。
此案被告人的態度另說，一些高深批評家也是有意無意地、輕輕地繞過那種持“照搬”論的“文學批評”，隻談什麼“筆墨官司筆墨打”，儼然公正、平和得很，也難怪他們偏偏對韓少功維護自己權利的起訴憤憤然而不能容忍。當然如果事實和法律證明了評論家的正確和韓少功的卑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韓少功隻能接受這個現實。但此案已有了韓少功勝訴的判決，一些人又居然說出那判決“在南京不適用”一類胡話，真是氣壯如牛，目無法律。
我以為，作家、評論家隻要在法律賦予的範圍內自由創作、評論，就不可能，因而也不必害怕承擔侵害他人名譽權的法律責任；但是，如果利用作品或評論誹謗侮辱他人，就必須受到法律製裁。
一起文字糾紛，如果當事雙方都是所謂“文人”，當然是可以筆戰的，即所謂打筆墨官司；但如果有一方認為關係到人身權利的某些方麵，在對方不講理的情況下，用筆墨將越描越模糊不清，他將因此在人格尊嚴、財產等方麵受到極大傷害和損失，他尋求法律保護，則是最正當不過的救助方法。法律不能僅僅因為他是一個“文人”，就令他失去作為一個公民的正當權利。當然，他是否在理，能否勝訴，還要由法院根據法律和事實來判決。在法律麵前，“文人”或其他職業的人，都是自然人，都是平等主體。作家和評論家也是公民，他們有訴訟權，卻沒有法律的豁免權。任何人都不會因行當或職業的“特殊性”而受到法律的特殊限製，同時，他們也無權要求法律給他們以特殊保護或照顧。
筆墨官司筆墨打，是舞文弄墨者的事，法律不必幹涉；“筆墨官司”上公堂，是法律的事，是訴訟，法律不能不管。
值得注意的是，在談到“筆墨官司”公堂打時，有人一再強調法官不懂文學藝術，所以判不了這類官司，言外之意判也是瞎判。法官何止不懂文學藝術？他懂建築設計嗎？懂手術嗎？懂原子物理嗎？不一定。世上沒有全知全能法官，但萬事一旦到法律糾紛階段，則必須由法官來審判。法院是最後說理的地方。法官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來判案子的。關係到某個事實的真相，除了一般證據的證明，法官當然還須重視相關專家的特殊鑒定。法律既沒有規定某個行業可以超越法律，法院就不能免除某個行業的訴訟。在一個民主法製國家，如果有什麼超越法律的特殊行業或特殊公民，會被認為是一個諷刺。
所謂“筆墨官司”，該以什麼方式打就以什麼方式打。誰也沒有超越法律行事的權利，包括小說家和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