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講文學本身發生力量的緣由。次之，文學的力量還可以從文學作者發生。文學作者的敏感，也是使文學有力量的原因。所謂文學作者，便是那些感情和觀察力比較常人來得敏捷的寫作的人：普通人看不見的，他們能夠看見；普通人感覺不到的，他們感覺得到；普通人想不到的，他們也想得到。因為文學作者對於社會、對於事物的觀感，比常人特別強，所以社會有變動時，先覺者往往是文學作者。世間事件所含奧秘，一般人往往不能見到，經文學作者提醒以後，方才注意及之。譬如講到婦女解放問題，最初發動的是文學作者易卜生，他的名劇《娜拉》便是婦女解放的先聲。美洲的黑奴解放，普通人都歸功於《黑奴籲天錄》一書。因為人生很微細的地方，文學作者都能看得到，因而把他的敏感觀察得到的東西發揮創作，自然會使人佩服，對讀者有力量了。
所以，文學的力量的來源，可以分做兩部分，第一從文學本質而來的，由於具象，由於情緒；第二是從文學作者方麵來的，便是由於作者的敏感。
二、文學力量的特點
文學的力量是感染的力量，不是教訓。教訓的力量是帶有強迫性的，文學的力量是沒有強迫性的，是自由的。近來常有一種作品，帶著濃厚的教訓性，露骨地顯露著某種的教訓。這些作品往往缺乏具象與真實的情緒，與其說是文學作品，不如說是口號的改裝。口號是一種號令，具有強烈的強迫性，真正的文學的力量，性質決非如此。文學並非全沒教訓，但是文學所含的教訓乃係訴之於情感。文學對於世界，顯然是負有使命的。文學之收教訓的結果，所賴的不是強製力，而是感染力。良師對於子弟，益友對於知己，當施行教訓的時候，常極力避用教訓的方式，而用感化的方法，結果往往得到更大的功效。文學的力量亦正如此。
三、文學對讀者發生力量的條件
文學的力量是不普遍的。文學需要著讀者，某作家做了一本小說，如果國內讀的人有了一萬萬，這一萬萬人也許都受了這本小說的感動，而還有三萬萬人沒讀這本小說的，是無法直接感動的。並且，一種文學作品並非對於任何讀者都能發生效力。文學作品要對於讀者發生效力，其主要條件是作者和讀者之間的“共鳴”。作品對於讀者有共鳴作用的便有力量，沒有共鳴作用便無力量。這共鳴作用因空間時間而不同，因人的思想環境有別而各異。譬如講失戀故事的作品，在我這個未曾嚐過戀愛滋味的人讀了，是不甚會發生共鳴的；西洋小說裏麵講基督教的部分，在不懂基督教的人看來是不會發生興趣的。一個作品裏所表現的東西常有一般的與特殊的兩種，大概描寫一般的人性的東西，容易使多數人感動，對多數人發生有力量；至於敘寫特殊的境遇的東西，如失戀的痛苦、孤兒的悲哀之類的東西，非孤兒和未曾嚐過戀愛的滋味的人看了，感動要比較少。《紅樓夢》是一部著名的小說，寫林黛玉有許多動人的地方，但是這書在一百年前的閨秀眼中，和在現今的“摩登”小姐眼中，情形便不一樣，她們的感受一定不大相同。某種作品有某種讀者，《啼笑因緣》的讀者和《阿Ｑ正傳》的讀者，根本上是不同的人。
把上麵的話歸納起來，就是：文學是有力量的。文學的力量由具象、情緒和作者的敏感而來；文學的力量，其性質是感染的，不是強迫的；文學作品對於讀者發生力量，要以共鳴作用為條件。
她字問題
——劉半農
有一位朋友，看見上海新出的《新人》雜誌裏登了一篇寒冰君的《這是劉半農的錯》，就買了一本寄給我，問我的意見怎麼樣。不幸我等了好多天，不見寄來，同時《新青年》也有兩期不曾收到，大約是為了“新”字的緣故，被什麼人檢查去了。
幸虧我定了一份《時事新報》，不多時，我就在《學燈》裏看見一篇孫祖基君的《她字的研究》，和寒冰君的一篇《駁〈她字的研究〉》。於是我雖然沒有能看見寒冰君的第一篇文章，他立論的大意，卻已十得八九了。
原來我主張造一個“她”字，我自己並沒有發表過意見，隻是周作人先生在他的文章裏提過一提；又因為我自己對於這個字的讀音上，還有些懷疑，所以用的時候也很少(好像是至今還沒有用過，可記不清楚了)。可是寒冰君不要說，“好!給我一罵，他就想抵賴了!”我決不如此怯弱，我至今還是這樣的主張；或者因為寒冰君的一駁，反使我主張更堅。不過經過的事實是如此，我應當在此處聲明。
這是個很小的問題，我們不必連篇累牘的大做，隻須認定了兩個要點立論：一，中國文字中，要不要有一個第三位陰性代詞?二，如其要的，我們能不能就用“她”字。
先討論第一點。
在已往的中國文字中，我可以說，這“她”字無存在之必要；因為前人做文章，因為沒有這個字，都在前後文用關照的功夫，使這一個字的意義不至於誤會，我們自然不必把古人已做的文章，代為一一改過。在今後的文字中，我就不敢說這“她”字絕對無用，至少至少，總能在翻譯的文字中占到一個地位。姑舉一個例：
她說，“他來了，誠然很好；不過我們總得要等她。”
這種語句，在西文中幾乎隨處皆是，在中國口語中若是留心去聽，也不是絕對聽不到。若依寒冰君的辦法，隻用一個“他”字：
他說，“他來了，誠然很好，不過我們總得要等他。”
這究竟可以不可以，我應當尊重寒冰君的判斷力。若依胡適之先生的辦法，用“那個女人”代替“她”(見《每周評論》，號數已記不清楚了)，則為：
那個女人說，“他來了，誠然很好；不過我們總得要等那個女人。”
意思是對的，不過語氣的輕重，文句的巧拙，就有些區別了。
寒冰君說，“我”“汝”等字，為什麼也不分起陰陽來。這是很好的反詰，我願讀者不要誤認為取笑。不過代詞和前詞距離的遠近，也應當研究。第一二兩位的代詞，是代表語者與對語者，其距離一定十分逼近；第三位代表被語句，卻可離得很近。還有一層，語者與對語者，是不變動，不加多的；被語者卻可從此人易為彼人，從一人增至二人以上。寒冰君若肯在這很簡易的事實上平心靜氣想一想，就可以知道“她”字的需要不需要。
需要與盲從的差異，正和駱駝與針孔一樣。法文中把無生物也分了陰陽，英文中把國名，船名，和許多的抽象名，都當作陰性，阿拉伯文中把第二位代詞，也分作陰陽兩性；這都是從語言的曆史上遺傳下來的，我們若要盲從，為什麼不主張采用呢?(我現在還覺得第三位代詞，除“她”字外，應當再取一個“它”字以代無生物；但這是題外的話，現在姑且不說。)
此上所說，都是把“她”字假定為第三位的陰性代詞；現在要討論第二點，就是說，這“她”字本身有無可以采用的價值。關於這一點，可以分作三層說明：
一，若是說，這個字，是從前沒有的，我們不能憑空造得。我說，假使後來的人不能造前人未造的字，為什麼無論那一國的字書，都是隨著年代增加分量，並不要永遠不動呢?
二，若是說，這個字，從前就有的，意思可不是這樣講，我們不能妄改古義。我說，我們所做的文章裏，凡是虛字(連代詞也是如此)，幾乎十個裏有九個不是古義。
三，若是說，這個字自有本音，我們不能改讀作“他”音。我說，“她”字應否竟讀為“他”，下文另有討論；若說古音不能改，我們為什麼不讀“疋”字為“胥”，而讀為“雅”，為“匹”?
綜合這三層，我們可以說，我們因為事實上的需要，又因為這一個符號，形式和“他”字極像，容易辨認，而又有顯然的分別，不至於誤認，所以盡可以用得。要是這個符號是從前沒有的，就算我們造的；要是從前有的，現在卻不甚習用，變做廢字了，就算我們借的。
最困難的，就是這個符號應當讀作什麼音?周作人先生不用“她”而用“伊”，也是因為“她”與“他”，隻能在眼中顯出分別，不能在耳中顯出分別，正和寒冰君的見解一樣。我想，“伊”與“他”聲音是分別得清楚了，卻還有幾處不如“她”：一，口語中用“伊”字當第三位代詞的，地域很小，難求普通；二，“伊”字的形式，表顯女性，沒有“她”字明白；三，“伊”字偏近文盲，用於白話中，不甚調勻。我想，最好是就用“她”字，卻在聲音上略略改變一點。
“他”字在普通語區域中，本有兩讀：一為tá用於口語；一為túo，用於讀書。我們不妨定“他”為tá，定“她”為túo;改變語音，誠然是件難事，但我覺得就語言中原有之音調而略加規定，還並不很難。我希望周先生和孫君，同來在這一點上研究研究，若是寒冰君也讚成“她”字可以存在，我也希望他來共同研究。
孫君的文章末了一段說，“她”字本身，將來要不要搖動，還是個問題，目下不妨看作X。這話很對，學術中的事物，不要說壞的，便是好的，有了更好，也就要自歸失敗，那麼，何苦霸占!
寒冰君和孫君，和我都不相識。他們一個讚成我，一個反對我，純粹是為了學術，我很感謝；不過為了討論一個字，兩下動了些感情，叫我心上很不安，我要借此表示我的歉意。
寒冰君說，“這是劉半農的錯”!又說，“劉半農不錯是誰錯?”我要向寒冰君說：我很肯認錯；我見了正確的理解，感覺到我自己的見解錯了，我立刻全部認錯；若是用威權來逼我認錯，我也可以對於用威權者單獨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