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吉林出版集團開始出版《雜文選刊》雜誌社社長劉成信先生率隊編輯的《中國雜文百部》。這百部書中，就有鄧拓一部。
鄧拓是報人、作家、政治家。他是“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第一個以自殺抗爭的重要人物。他用一瓶安眠藥，就劃清了與“文革”發動者的界限，表明了自己的人格立場與價值選擇。
鄧拓有一首言誌的詩，內中有一句，“血火文章意不平”，可以視為對他的學術研究、新聞實踐與文學創作的總結。
鄧拓是大才子，二十五六歲時就出版了三十萬言的《中國救荒史》。我是學曆史的，知道治史的不易。學界早有公論，有二十多歲的詩人、作家，難有二十多歲的曆史學家。搞曆史研究，要裝備史學理論、史部目錄學、外國語、古代漢語等等的“鑰匙”，要去讀《二十四史》等浩如煙海的史籍，“竭澤而漁”；要去收集資料，做許許多多的卡片；要從史料中提煉出觀點，要進行分析、比較；要進行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評判。這一切，不熬到四五十歲難以做到，尤其在過去資訊很不發達、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但鄧拓做到了，二十多歲，便有了扛鼎之作，便可以被稱之為曆史學家。
鄧拓在太行山，在敵後主編了十多年的報紙。有一年我跟領導去河北學習，去參觀了他的故居。那是幾間低矮狹小的平房。出於對鄧拓與李莊等新聞界老前輩的尊敬與緬懷，我在鄧拓辦公室的房頂上照了相，自忖那是我平生比較得意的一張照片。鄧拓是如何搞新聞的，寫過什麼有影響的消息、通訊，我不清楚。我所熟悉的，是他的雜文。
知道鄧拓寫雜文，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那時在瘋狂批判“三家村”。“三家村”者，鄧拓、吳晗、廖沫沙之謂也。那時隻知他們的雜文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隻知道鄧拓是被欽定的“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的“書生”與“死人”，但對他的雜文可以說未讀過一篇，毫無所知。
讀鄧拓的雜文，是“文革”之後，鄧拓平反之後，《燕山夜話》再版之後。那時我三十歲左右吧，讀了他的雜文，感覺太平，有溫吞的感覺，隔靴搔癢的感覺。並未覺出有魯迅般的血性與鋒芒。現在看來，那是一種無知，一種脫離了曆史環境後對鄧拓的苛求。鄧拓“大躍進”前後就已“失寵”，處境已很艱難。在階級鬥爭之弦緊繃、人們因隻言片語動輒得咎的條件下，關注民生國運，能將自己的擔憂說出來，能對不正常的社會評說規勸，實在是非常的不易。他的文章，真正的“血火文章”，血性、血淚、血火、血脈均在裏麵。沒有血性，或少了血性，就不可能有《燕山夜話》《三家村劄記》，甚至不可能有那些不合時宜的想法。
新近拿到一本書——《中國雜文百部·鄧拓集》，《鄧拓集》屬卷一，十二分榮幸的是，我的小書《中國雜文百部·牛撇捺集》也在卷一。與鄧拓等名家並列，我很驕傲，也很惶恐。我與他們比，天上地下。鄧拓的這本書，我看得很認真。在書中，我除了看到了他的雜文立意的高遠，資料的豐富，邏輯的嚴密，文字的洗練，最重要的是看到了他的“血火文章”中的血性，看到了他貌似溫文背後的“意不平”。比如他對“庸人政治”的嘲諷，對堵塞言路的諷勸，對說大話現象的譏刺，對於填湖圍田的否定，等等。可以看出，對於當時的社會，他有許多話要說，即便懾於當時緊張高壓的政治環境，人們不能自由言說，但鄧拓還是以曲筆的形式，繞著彎子表達了自己的看法與主張。鄧拓被貶，最後被逼死，與他的雜文有關，與他的“血火文章”有關，更與他的天性、稟賦與人生的取向有關。鄧拓不可能如張春橋、姚文元般活著，充當鼓手與打手，他不可能被最高統帥欣賞、信任與重用。他不自殺，也會被批鬥、毆打折磨致死。鄧拓對形勢看得很清，選擇也很英明。
鄧拓死了，“血火文章”將永遠留存。
2013.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