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在我出生兩個多月前的5月11日，鄧拓先生在他自己主編的《人民日報》上發表了《廢棄“庸人政治”》一文。56年之後，這篇雜文被收錄在《中國雜文百部·鄧拓集》裏，且被放在了卷首。
鄧拓先生有感於有些人“不知道為什麼，天天忙忙碌碌，做出一些大可不必的事情”，對“庸人政治”做了定義：“大概地說，凡是憑著主觀願望，追求表麵好看，貪大喜功，缺乏實際效果的政治活動，在實質上都可以說是‘庸人政治’。”
鄧拓先生是老革命、大才子、政治家，他對當時的中國政治是憂心的，對當時政治表現的感知、感受和感悟有準確的一麵。但是，因為政治的曆練，尤其是反麵的曆練不足，（那時“反右”“大躍進”“文革”等有的剛開始，有的鄧拓沒有趕上，有的沒能全程經曆。）他對“庸人政治”看得還不是那麼深刻。
竊以為，“庸人政治”實際上是一種賊人政治。這裏的“賊”，不是做賊的賊，而是中國西北一種方言的意思，即“聰明”“狡猾”。搞政治活動，表麵上的理由冠冕堂皇，可以說是“繼續革命”“反對資產階級思想”“防修反修”“消滅‘不拿槍的敵人’”，實際上可以收拾那些跟自己不緊的人，與自己意見相左的人，甚至於可以收拾曆史上曾朝自己瞪過眼、該敬禮而未敬禮，或者叫過自己乳名十三伢子之類的人。通過清除異己，將權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裏。你說這個政治是“庸人政治”嗎？不，“賊人政治”。
搞政治運動，可以說是為了超英超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讓老百姓家家不用做飯，在大食堂裏雞鴨魚肉，放開吃喝，而且可以“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實際上，是要在全國全世界樹威信，讓芸芸眾生感到自己的偉大、神奇，讓蘇聯老大哥等感到有形無形的壓力。如果搞得好，中國就可以提前進入共產主義，讓蘇聯人的“土豆燒牛肉”成為“不須放屁”之屁，讓老大哥成為小跟班，跟在後麵為自己提鞋。
搞政治運動，事無巨細均抓在手裏，事事發號施令，統一行動，連給棉花打頭的時間也要確定下來，該打的打，不該打的也打。這樣做不僅僅是為了棉花的豐收或者歉收，而是培養治下民眾的服從精神。令行則行，令止則止。這一點非常重要，與“指鹿為馬”有異曲同工之妙。隻要百姓們不再去分辨黑白對錯，讓他們幹什麼就幹什麼，包括幹砸鍋煉鐵等等損害自己利益、國家與民族利益的事，那治國治省治縣治鄉（後來叫“公社”）就易如反掌，易於“烹小鮮”了。
看來，鄧拓先生多了些書生氣，對於當時政治的高明之處，智慧之處、獨到之處、絕世之處看得不夠清楚，因此冠以“庸人政治”的帽子，沒有看到它的厲害。後來，他便被這個“庸”字（實則為“賊”）要了命。我們除了痛惜，隻能無語。
2013.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