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中l1月24日，在胡雨人等人的倡導下，成立了無錫縣水利研究會，致力於研究和治理無錫水旱災害。1923年4月無錫縣水利研究會推舉胡雨人等人為調查員，調查全縣水利狀況。經過兩個月的實地調查，於同年8月寫出了《無錫全縣救治旱潦之計劃書》，提出了治標和治本兩種方案。治標方案是，先將運河與太湖相通的河港漸次開通，使內澇之水可急速流入太湖。治本方案，把運河與長江相通的河港(伯瀆、興塘、盛塘、羊尖、大河五條水係)漸次拓浚，使白茆河成為水流入江要道。
1924年1月，經過縣水利研究會議決，水利工程分期進行。並成立無錫縣水利局。首先疏浚閭江口及整理西門外護城河，改建西門橋和顯應橋，使梁溪河水經西門外護城河，直通京抗運河。為此，胡雨人建議改建西門橋，將橋洞從2丈2尺拓寬到6丈5尺，與河身寬度相等，以便於洪水泄流，這樣西北鄉幾十畝農田可免遭旱澇之災。但這個建議遭到東南鄉地方封建勢力的反對，因為觸及他們的利益。在縣議會中引起了一場激烈的辯論。胡雨人為此先後發表了《致水利研究會城紳書》和《致全邑父老昆季的公開信》，信中痛斥了地方封建勢力隻知剝削農民，對水旱災害，和農民死活視若無睹。可是當時的無錫正值軍閥混戰，胡雨人孤掌難鳴，西門橋未能按他的建議改建。
胡雨人遭此挫折，並不氣餒，依舊奔走農村，關懷水利事業，不論是在烈日炎炎的旱季，還是淫雨連綿的洪澇時，群眾都見到他在察看水情，測量水位，並寫出了《太湖水利手稿》一書。他設想從無錫太湖開運河直通江陰黃田港口，使長江通商大輪可以直通太湖，不但有利於物資交流，繁榮經濟，更可使錫澄地區廣大農田達到旱撈保收的目的。
1924中，他出任宜興中學校長。這時，他已年近花甲，但精神矍鑠，課餘時間還帶領師生到城南幫助工人開荒建築校舍。他不僅指揮學生勞動，自己也扛石、鋤地，身體力行。他對教師和學生的教學要求極為嚴格。還十分注重學生的體格鍛煉，他主張一個人“有了好學問，還需好身體”。
1925中春季，他帶領師生徒步旅行，踏遍宜興縣西南和東南地區的山山水水，借此鍛煉師生的體魄與意誌。他在宜興工作三年，從不接受任何報酬。為紀念這位學校創始人，後來宜興中學在大操場西北角建造五開間有陽台的樓房，取名“雨人樓”。
胡雨人於1928年1月逝世，享年61歲。無錫人士為了紀念他辦學、治水的功績，1935年2月在他的家鄉村前公園內為他建立了一座全身銅像，這是無錫第一座銅像，可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毀了。梁漱溟
梁漱溟先生原籍廣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於北京。中學畢業之後，他突發奇想，決定不再升學，誌在歸心佛法，一心要出家當和尚。於是他潛心研究佛學，24歲那年，寫出一部《究元決疑論》的著作，這是一部鼓吹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義哲學。他拿著自己的這部哲學論文，大膽去拜訪請教當時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過梁漱溟的哲學論著後，即與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商量，決定聘請這個名不見經傳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學係做講師，專門講授印度哲學。隻有中學學曆，既沒上過大學，又沒出洋留學的梁漱溟就這樣走上了著名高等學府北京大學哲學係的講台。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一年之後，他把自己撰寫的講義整理成《印度哲學概論》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是梁漱溟公開出版的第一本學術專著，出版後在學術界引起強烈反響。
在講授印度哲學的同時，梁漱溟又開授了儒家哲學、孔子繹旨等課程，把注意力集中於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應山東省教育廳之邀，到濟南講授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連講了40天。他根據這40天的講課內容，整理成一部《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論著，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這部哲學論著，是我國最早用比較學的方法研究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的論著。梁漱溟在這部論著中通過中西文化的比較得出了“世界人類的未來，將是中國文化的複興”這個令人振聾發聵的結論。《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後，再版了十幾次，影響很大，連當時名滿天下的大學者梁啟超也親自登門來向梁漱溟請教佛學和儒學的問題。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訪華時，聽了梁漱溟講解儒學與佛學之後，也十分欽佩梁漱溟的學識。
在北京大學哲學係7年的講師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國哲學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認為，講學、做學問要與社會運動合而為一，不是單純課堂上講哲學，書齋裏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與社會改造融為一體，打成一片。但是，他這種認識在當時中國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無法實施的，為了實踐自己對教育問題的新認識，梁漱溟於1924年暑期，毅然辭去了他在北大哲學係當了7年之久的講師之職。同年秋，梁漱溟到山東省曹州主辦山東省立第六中學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為要急於整理編印父親的遺著《桂林梁先生遺書》，他將這所學校交給別人接辦，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東曹州辦高中部的時間雖然短，但影響很大，他一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來追隨他。梁漱溟與這些學生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共讀，互相敬勉，講求策勵。這種新形式的教育持續了一年多。接著梁漱溟到了廣東，在李濟深的支持下開辦了鄉治講習所，分10個題目講述，聽者千餘人，但隻辦了一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參觀鄉村教育。他先後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辦的曉莊師範，又到江蘇昆山縣考察黃炎培主持的中華置業教育社的鄉村教育，再到河北定縣考察晏陽初主持的平民教育會在華北的試驗區。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主任，他親自製定《河南村治學院旨趣書》及組織大綱、學則課程等規章製度。第二年1月開學，他擔任講授鄉村自治組織等課。河南村治學院隻辦了一年，梁漱溟又馬不停蹄地到山東鄒平縣去辦山東省鄉村建設研究院去了。這一辦就是7年，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不得不停下來。
山東省建設研究院設在鄒平縣，開始時隻有一個研究部，一個鄉村服務人員訓練部，一個鄒平實驗縣，一個農場，梁漱溟親任研究院院長和研究部主講。研究部招收大學、專科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的學員，學生學習鄉建理論後，再進修各種專題的研究工作。訓練部招收中學程度的學生，培養鄉村服務人員，擔任鄉村實際工作。訓練部的課程比較繁多，如鄉建理論、精神陶煉、鄉村自治、鄉村禮俗、鄉村教育、農村經濟、農村自衛、農業常識、土壤肥料、畜種改良、水利建設、農家副業、現行法令，等等。經過兩年的努力，研究院進一步擴大，增加了菏澤縣為實驗區，研究院的組織機構、幹部、教員、學員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澤為中心，增劃濟寧等13個縣總共14個縣為實驗區，經過研究院各部及所屬鄉村師範、鄉村人員服務訓練處各部門培養、訓練的學生累計共3000多人。各實驗區還進行了廣泛的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為一體的鄉農學校的試驗，校長即鄉間有威望者，教員即鄉村服務人員，學生即全體鄉民，課程包括識字掃盲、曆史地理、音樂歌唱、精神講話、農業科技等，內容包括指導農、林、牧生產，組織生產合作社，改進技術，保健防疫，乃至節製生育，禁賭禁毒，等等。經過7年的鄉村建設實驗，效果明顯，試驗區鄉村的社會秩序、經濟發展、文化教育、民情風習等方麵，都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出現了新的氣象。正當梁漱溟在山東醉心於實驗他的鄉村教育、鄉村建設理念之時，日寇大舉入侵山東，全省大部淪陷，研究院再也辦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戀戀不舍地離開了山東。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為了中國著名的哲學家；在山東7年，梁漱溟成為了中國著名的教育家，中國鄉村建設的代表人物。
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梁漱溟出任國民參政會駐會委員。他不顧個人安危，到敵後遊擊區巡視，到香港辦報，宣傳抗日。抗戰勝利後，他作為民盟的代表人物，為爭取國內和平，積極奔走於國、共兩黨之間，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
新中國成立後直至“文革”結束，梁漱溟的命運已眾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堅持學術研究。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他於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後一部巨著——《人心與人生》。梁漱溟寫這部著作的著眼點在於補正他1921年28歲時出版的《東西方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錯誤與不足，闡述人類心理活動之規律。但書寫出來之後，卻找不到出版單位，直到1984年他91歲高齡時，才不得不“傾平日全部節餘”自費出版，隻印了2500冊。不料，《人心與人生》出版後，供不應求。1985年9月，三聯書店公開出版並發行國外，掀起了一股“梁漱溟熱”，引起美國、日本、新加坡和我國香港、台灣學者的關注。
梁漱溟晚年對他一生的學術思想作了精辟的回顧。他從人生態度這個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點，提出“人對自然”、“人對人”和“人對自己的生命”三個概念。
他認為“人對自然”是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長，一方麵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進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質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對大自然的認識、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麵，就是重視個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觀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質文明之發展，就全人類活動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啟發和影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