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國的“四大發明”就啟發了歐洲人，使得他們後來超過了中國。由此而追溯中國傳統文化的淵源，它的“人對人”的特色，表現在以倫理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會和諧上。
所謂社會和諧，是指一個人的道德規範或行為準則，首先要考慮到他的家庭及社會之上下左右，並為之盡心盡責，而不是把個人權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這一特色，顯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個人權利為本位，處處以個人為出發點迥異；同時它亦不同於出現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體主義為本位者。
因此，中國傳統文化在“人對人”這一點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會阻礙文化的發展，所以近現代中國的物質文明便落後了。
說到“人對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認為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據是作為印度文化之主體的佛教文化對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態度，所謂出世、做和尚、不問世事，便是集中表現。如果將這一特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儒家學說相比較，則恰恰相反，儒家是極力主張入世，重視家庭、倫理、社會和諧，並主張把家庭倫理擴展到全社會，使人人親切和美，相親相愛，從此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無邊；儒家看到人生是樂，其樂無窮。但是，如果與西方文化相比較，印度文化與中國文化共同的特點是：早熟。
麵對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之迅速，梁漱溟認為，我們首先要認識中國傳統文化之特征，認識到它不但源遠流長，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響著中國社會的方方麵麵。然後拿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認真而科學的比較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吸收、融取近世以來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來創造我們自己的新文化。對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梁漱溟認為，“這個主張是很英明，很合中國文化傳統的”。
哲人逝去，思想長存！大師梁漱溟的思想，必將伴隨綿延不盡的中國傳統文化而存活在人們的記憶之中。吳稚暉
1912年4月19日，在上海新舞台，一位穿黑西裝、圍紅圍巾、頭頂用紅繩紮了根小辮的小醜登台亮相，他左手持西班牙鼓，右手執折扇，斷繼續擊鼓，高唱自編功勸募歌，要求大家為剛誕生的中華民國捐款。這位小醜的扮演者乃是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反清革命家、無政府主義思想家、教育家吳稚暉。為吳稚暉認為捐款未夠，於是跪在台前叩頭不止，而且愈叩愈急，觀眾投擲銀元就更多了，甚至有的把金戒、金手鐲也投到台上。這時吳稚暉才起立大聲說：“謝謝諸位男女來賓，我勸大家捐錢，我不捐錢，我下不了台。我隻好把腰間所有的錢，一齊和大家的錢並入一堆，也算是我吳稚暉裝點門麵，湊湊熱鬧。”說完，他將腰帶一鬆，若幹銀元“嘩啦”落地，他從滿座掌聲中躬身退場。
吳稚暉，1865年3月25日（清同治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生在陽在陽湖縣（今屬武進縣）雪堰橋。他的曾祖父叫吳玉裕，祖父叫吳治永，父親吳有成，世居雪堰橋。他的母親鄒氏是無錫北門人。他了生在農曆二底，古書上將農曆月底月亮出現在西方稱為“眺”，故取名吳眺。後來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暉，晚年自稱老人，筆名燃、燃料、夷。
吳家曆代以種田為生，家境貧困。吳稚暉的祖父死時，隻能買口有縫的鬆木板然後用紙把縫糊起來。吳稚6歲時,年方25歲的母親就病故，下葬時，隻能在下層襯以稻草。外祖母陳太夫人可憐他，把6歲的他帶到無錫撫養成人。由於吳稚暉一口無錫話，至老未改，許多人把他當作是無錫人。吳稚暉總是笑著說：“說我武進入可，無錫人可，總之，是中國人也。”
吳稚暉7歲進了無錫某私塾接受啟蒙教育，他天資聰穎，學習刻苦。外祖母家的生活亦艱苦，在吳稚暉十五六歲時，更是窘迫，往往斷炊，衣衫襤縷。
1882年18歲的吳稚暉應聘擔任私塾教師，借以稍緩困境，外祖母將自己的外衣典當後給他買了一件布袍，使他免了衣衫破舊走上講台的難堪。以後，他白天在私塾教書，晚上便常到無錫崇安寺春源茶社，與孫揆均等一邊喝茶，一邊討論八股及時務，這種討論對他學業的長進幫助極大。他的文章長於史論，研究《皇清經解》頗有功力，對詩賦喜讀而常作，“稚暉”這一名字便是因景仰南朝詩人謝玄暉而取。
1887年,吳稚暉考中秀才。1889年,他進入江陰南菁書院讀書,入學第一天,他去謁見書院山長典以周,目睹芮以周的座案上有“實事求是,莫作調人”8個大字，給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自稱：一生隻認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調和。可以說，就深受這8個字啟示的徹底的精神之影響。27歲外祖母去世，吳稚暉對外祖母的感情極深，說“其恩至篤”。就在這一年，他參加鄉試中了舉人。次年，到北京參加會試而未中，仍回到南菁書院。有一天，江陰知縣經過孔廟而未下轎，吳稚暉與同學紐永建等看到後，認為這是“非聖無法”之舉，便拾起石子擲擊，知縣大怒，把吳稚暉押入縣署，後經黃以周交涉，知縣承認拘捕舉人為非法，便用轎子送回書院，風波才算平息。但黃以周怕以後招惹麻煩，便請他們離開書院，後來吳稚暉轉讀蘇州紫陽書院肄業。在這一段時間裏，吳稚暉隻想以苦讀求功名，他自稱自己在甲午前乃一“懵不知革命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戰敗，迫簽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領導了波及全國的維新變法運動。吳稚暉一則受到甲午戰敗的刺激，一則受到維新思想的影響，始覺中國要學習西方工藝造大炮機關槍才能抵抗敵人，所謂“興學之不容緩”，乃開始冒充為維新派小卒。後來，他到天津北洋學堂教書。1897年冬放年假，他就去北京南海會館拜訪了康有為，大家談到最重要的問題乃八股、小腳、鴉片三害，吳稚暉認為除此三害，要從自己做起，他說：“八股，我們可以自動不赴考；小腳，可以不纏；鴉片，可以相戒不染。”他還寫了一個3千字的摺子，在1898年膛曆春節那天地候在彰儀門大街，攔下了朝賀回宅的瞿鴻禨，請他專呈光緒皇帝，但瞿鴻禨說：“你的摺子還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帶回去細看再說”，然後轎即如飛而去。過了一天，吳稚暉知道不會有什麼回音，便離京返津。
1898年6月，吳稚暉到上海南洋公學任教，這時，光緒帝頒布變法詔令，他聞訊後就在無錫崇安寺創辦三等學堂響就變法，推行新教育，並與朋友約定不再讀線裝書，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與“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如果說甲午慘改使吳稚暉開始覺悟“中國不能不學西方式藝”，那麼戊戌變法的失敗和八國聯軍侵華，進一步刺激他去尋找救國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吳稚暉離開財洋公學，東渡日本，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不久，國內清政府開始實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項內容就是辦新學堂。他便於這年12月份從東京回到廣東。吳稚暉在廣東辦學招生，直接接觸到官場內幕，深覺與他個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搖頭而去。1902年他便帶了26個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師範。時清駐日使為蔡均，吳稚暉請求他保闥江蘇、浙江、江西自費學生9人入成城學校，那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預備學校，一年後即可升入士官學校，但蔡均不答應保送。吳稚暉與孫揆均帶著26個學生赴使館與蔡均爭論，吳稚暉伶牙利齒，據理力爭，其餘在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亦廣為聲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鈞惱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驅逐吳、孫二人出境。吳稚暉氣憤異常，寫下了絕命書，憤投水自殺，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國郵般回國時，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聞訊趕到船上護送他回國。吳稚暉由次事件，認識到清政府的腐敗。回到上海後，便在歡迎大會上慷慨陳辭，痛斥清廷腐敗，喪權辱國，革命思想由此引發。
1902年10月，吳稚暉、蔡元培等人發起成立愛國學社，吳稚暉任學監兼國文教員。1903年起，愛國學社在張園發起演說會吳稚暉等紛紛登台演說，《蘇報》將張園演說詞刊登出來。1903年夏，《蘇報》聘章士釗為主筆，章太炎、蔡元培為撰篙人，報道各地學生的愛國運動，推薦、發表了鄒容的《革命軍》和章太炎的《客帝篇》、《駁康有為政見書》、《革命軍序》等文，革命旗幟鮮明，一時歡迎如狂。
清政文化教育十分恐懼，派人勾結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捉拿鄒容、章太炎、蔡元培、吳稚暉等人。結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鄒容自動投案，吳稚暉在親友的勸說下連忙離開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後轉赴英國。
1903年8月，吳稚暉抵達英國，他在英國雒極為當地中國留學生排憂解騅，在留學生中聲望很高。1905年春，孫中山赴歐洲，在倫敦拜訪了吳稚暉，這是兩位革空家相見之始。孫中山請他一起到老師康德黎家裏吃飯，殷殷相待。會晤給吳稚暉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後回憶：“國父是一個很誠懇、平易近情的紳士。然而祗覺是偉大，是不能形容的偉大，稱為自然偉大，最為適當。世俗所謂偉大，都是有條件襯托出來的，或者是有貴人氣，又或者有道學氣，又或者有英雄氣，或者擺出名士氣，而國父品格的偉大，純出於自然。”是年夏，孫中山到日本，各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在東京聯合成一個中國同盟會，以實現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奮鬥目標。是年冬，吳稚暉抱著“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決心在倫敦加盟。1907年，他與張靜江、李石曾在巴黎組織世界社，發行《新世紀》，並組織中華印字局，廣印書報，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紀》創刊於1907年6月26日,停刊於1910年5月21日,每周１期，共出121號，吳稚暉始終主持其間。《新世紀》成為革命黨的一大喉舌，與在東京出版的《民報》東西相應輝。
吳稚暉在主持《新世紀》其間，以雄健犀利的筆鋒論述了許多重大問題。他屢屢蓍論培擊清室，認為清賊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於欲進進步能進步之地位。欲爭起直追，能左右於優等之民族，同趨於公善，非破棄一切障得不可。破棄一切障礙則以毀滅皇統為根本之圖，萬以毀滅滿洲皇統為根本之根本，故他說：“排滿革命，非種族上之問題，乃革命條件上之事類也。”他又屢屢著論痛斥滿清之所謂，立憲“決不能真”。因為真立憲就意味著清政府自割頭，喪失統治權。而由於清政府隻會搞假立憲，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針對國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於將昏睡的中國人譏諷為“豬生狗養”，話雖尖酸，卻能驚醒國人的靈魂，促國人毅然奮起。他又大談科學教育，學習西方工藝，認為要使中國真正走向富強，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吳稚暉在巴黎主編《新世紀》周刊時，正值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盛行之時。當時處於資本主義發展比較穩定的時期，出身俄國的克魯泡特金創造了互助論，宣稱自己是一個共產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認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人類通過互助即可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社會。吳稚暉在雒極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中接受了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宣傳無政府主義，鼓吹實現一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沒有強權、軍隊、法律，消滅階級、去國界、毀政府，眾生一切平等，人我無界，無爭無尤，無釓怨無竟怡怡然四海如春。在這個社會裏，物質文明十分發達，凡勞動都歸機器，每人每日隻要工作2小時，便已各盡其能，人們享用的東西，應有盡有，使人各取所需，全世界共用一種語言80％的經費用於教授人民生活科學知識，20％的經費教授人們的無政府思想化理。這個社會不再有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區別，隻有化理而沒有法律，人人正直無私，誠實可欺。從吳稚暉的描述中不難看出，其大同思想與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聯係，受克魯泡特金的思想影響，但又具有自己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