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諸葛亮的教育又出現了大問題，劉禪承續蜀漢大統時，年僅17歲。皇帝老爸劉備臨終前特意叮囑：“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按照兩漢社會的“孝”風，這無非是叫劉禪與諸葛亮共處，凡事讓著幾分，似乎諸葛亮亦當仁不讓，大權獨攬，“政事無巨細，鹹決於亮。”
諸葛亮北伐前夕，對那時已年滿22歲的劉禪依舊不放心，“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特派心腹董元為侍中，統宿衛親兵，“監管”劉禪，史說“後主益嚴憚之”。劉備逝世前，諸葛亮曾感歎劉禪“智量甚大，增修過於所望”，意即劉禪非常聰明，超過人們的期望。劉備聞訊，寬心地表示“審能如此，吾複何憂！”可是，僅幾年功夫，諸葛亮又作出另一番天壤之別的相反評價，把劉禪的智商貶得一塌糊塗。孰真孰假，難道諸葛亮就不怕犯欺君之罪？
人們大概不會忘記千秋凜然的《前出師表》吧。在這封表中，諸葛亮一方麵表達了對劉備的耿耿忠心；另一方麵又透露出劉禪與諸葛亮之間種種不諧的信息。例如，諸葛亮一再強調“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宜異同”，居然把“宮中府中”放在同等地位，這不是嚴重地破壞了朝廷的正常禮義和官場的秩序嗎？
還需要指出的是，諸葛亮對劉禪的口氣和語感，簡直猶如一個嚴峻的父親在冷酷地調教不懂事、不聽話的孩子，難道這種態度符合當時的君臣大義嗎？諸葛亮大舉北伐之時，正是劉禪青春韶華之際，按照漢代朝廷的常規，諸葛亮應當逐漸地將大權交還給劉禪，使其以一個“實習”皇帝變成“在職”皇帝。可是，諸葛亮常駐於漢中，醉心於北伐，卻不一心一意地輔佐和教導劉禪怎樣治國。將心比心，劉禪怎能對他沒有意見和看法？須知，諸葛亮的最終使命是輔佐劉禪執政而不是代替劉禪執政。
根據史書記載，劉禪對諸葛亮的不滿情緒是在後者死後才逐漸地顯露出來的。史稱：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有人又提出“立廟於成都”，“後主不從”。但提出者堅持，劉禪隻好讓步。試想：倘若劉禪與諸葛亮之間的君臣關係真的是“如魚得水”，恐怕劉禪就不會再一再二地反對給諸葛亮立廟了吧。
不僅如此，劉禪還在兩個重大問題上提出了跟諸葛亮完全不同的舉措：
其一，廢除了丞相製。鑒於諸葛亮生前權力太重，劉禪先是以蔣琬為尚書令和大將軍，後又以費為尚書令和大將軍，以蔣琬為大司馬；兩人的權力相互交叉，相互牽製，但又各有側重。蔣琬以管政務為主，兼管軍事；費禕以管軍事為主，兼管政務。
這種新的政治格局安排，意味著劉禪決不允許再次出現事無巨細，皆決於丞相一人，而自己則大權旁落的尷尬局麵。蔣琬死後，劉禪更進一步，“乃自攝國事”，總統一切，直接掌管蜀漢政權達19年之久。這一舉措，能是一位智商低能到“朱紫難別”地步的人想得出和做得到的嗎？
其二，停止了空耗國力、勞民傷財的北伐。曹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司馬懿率大軍征伐遼東公孫淵。以往碰到這種有利時機，假若諸葛亮在世，他肯定不會放過，肯定會迫不及待地要興兵大舉北伐。劉禪唯恐蔣琬又走諸葛亮老路，專門下詔告誡蔣琬不要輕舉妄行，“須吳舉動，東西掎角，以乘其釁。”同時劉禪強調要與孫吳政權互相配合，同時興兵，合力伐魏，否則，以弱蜀單獨伐強魏，其結局隻能是像諸葛亮生前那樣勞而無功，得不償失。由此看來，劉禪基本上是不讚成諸葛亮的北伐方針的，隻不過礙於種種原因，他沒有也不可能在諸葛亮生前表示反對。
當然，可能是劉備的臨終囑咐，或是諸葛亮的過於嚴厲、劉禪的忍讓和寬容等因素和作用，盡管劉禪與諸葛亮君臣之間存在些許不諧音調，但雙方畢竟沒有撕破臉皮，更沒有勢不兩立，水火不容。觀其相處始終，基本上還是說得過去，說不上太好，但也說不上太糟。對此，今人總不能苛求於前人吧。
但是又為什麼並不弱智的阿鬥卻隻給人們留下“扶不起的阿鬥”的印象呢？責任並不在劉阿鬥，而在諸葛亮。在“白帝城托孤”之後，諸葛亮一心想的是北伐，而忘記了輔佐之責。他的任務是“帶”阿鬥，把阿鬥訓練成一位明君，而不是大包大攬，“代”阿鬥，越俎代庖。
結果呢，一則讓阿鬥在諸葛亮的大樹下乘涼，不用操心，也不進步。二則諸葛亮也隻落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結局。
所以在“白帝城托孤”之後，諸葛亮與劉阿鬥的關係應是家長和孩子、教師與學生或教練與運動員的關係。諸葛亮的職責是教育阿鬥、培養阿鬥、訓練阿鬥。諸葛亮卻總是把大事小事都包攬在自己的身上。
在《出師表》中從表麵上人們看到是諸葛亮的鞠躬盡瘁，輔佐幼主，其實卻是對劉阿鬥的毀滅！因為“相父”諸葛亮做的就是把所有的事都安排的周周全全，跟幫孩子完成作業、替代“運動員”上賽場去比賽都很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