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劉備虛偽，冒著生命危險和人民在一起，誰能做到呢？劉備讓徐州，人們說也是虛偽，他的正真目的是不想成為靶子。當時，天下大亂，割據政權又豈是一個徐州呢？我們再看一個劉備的起兵，“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先主由是得用合徒眾。”這些大商人把錢和馬給了一個窮小子，這本身就說明劉備具有領導的個人魅力。今天，你要想捐資做一件什麼事，你能讓大老板給你掏錢嗎？
再看一件事“郡民劉平素輕先主，恥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如果那時搞“全民選舉”的話，看來這皇帝就非劉備莫屬了。
劉備對大臣，可謂以誠相待。大臣也是忠心耿耿。這是以心換心的結果，而曹操到了權勢大的時侯，他處處在為他兒子當皇帝掃平障礙，可是他勢力小的時侯卻可以禮賢下士，這才是虛偽呢。
劉備臨終時對後主說“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雜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何所複恨，不複自傷，但以卿兄弟為念。射君到，說丞相歎卿智量，甚大增脩，過於所望，審能如此，吾複何憂！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間暇曆觀諸子及六韜、商君書，益人意智。聞丞相為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未送，道亡，可自更求聞達。”
人之將死，其言也真，特別是對著他的兒子，他更不可能說假話。劉備對後主的遺詔，其實是他的人生觀的體現。以德治國，正是他的治國理念。這和曹操的以法治國是不同的。
當然劉備想得到益州，這是他做為一個軍閥無法回避的現實。事實上，他不僅想得到益州，他還想得到天下，在得天下這個問題上再講什麼道德是沒有意義的。所以劉備得益州是沒有過錯的。他在收益州之時，注意攏絡民心，並對劉璋做了妥善安排，這在三國這樣一個亂世已經十分難得了。
《三國演義》尊劉貶曹，並不是單純是小說家之言，這也是劉備人生觀更符合儒家的道德規範。劉備光複漢室的道路上沒有成功，這是不幸的。劉備的不幸在於他生活在一個人才輩出的時代，他的對手太強大了。《三國誌》評價劉備道：“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讬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己，非唯競利，且以避害雲爾。”
劉備可以以一個低賤的出身，最終三分天下，手下的大臣對其忠心耿耿，也真是儒家道德的勝利。
劉備身上最為突出的性格特征是他的仁政愛民的民本思想。在劉備政治的活動中，“上報國家，下安黎庶”是他貫穿始終的理想。在桃園結義時他們就立下誓言，“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背義忘恩，天人共戮！”劉備也曾對自己的實行仁政進行總結說：“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相反，事乃可成。若以小利失義於天下，吾不為也。”
可見，實行仁政是劉備一貫自覺的政治主張。諸葛亮出山前，勢單利孤的時候，劉備四處奔走，但不論到何處，他都能廣施仁政，愛民如子，也受到了人民的衷心擁護和愛戴。在駐紮新野後不久，當地百姓就做歌稱頌劉備，“新野牧，劉皇叔，自到此，民豐足。”在遭曹操追殺，棄樊城奔襄陽的一路上，後有曹操精兵將至，前有江河阻攔，而劉備卻寧肯被敵軍追上，也沒有聽從諸將幾次三番提出的拋棄百姓、獨自逃跑的建議，帶領幾百萬百姓每天隻能走十裏路，最後被曹操的大軍追上，落得阿鬥丟失。糜夫人投井身亡。這一切都和漢末任意屠戮百姓、視生民如草芥的各路軍閥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是他離開他所依托的軍閥的重要因素之一。
劉備的一生可以說是為義而生，又為義而死。“忠義”是劉備性格的核心特征。《三國演義》第一回寫的就是劉、關、張三人桃園結義。從此以後三人同生共死、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致死不渝……在三國曆史上留下了一段義薄雲天、蕩氣回腸的佳話。他們三人的之間的結義早已超出了民間簡單的“拜把結義”，而是一種基於無私為民、相互欣賞、情感契合的忠義之舉。在見利忘義、朝秦暮楚、戰亂紛爭的年代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劉備還能把這種“義”推而廣之，“以性情相契”，發現和招攬人才，知人善任，進而“得道多助”，在身邊形成了忠義篤信的蜀漢集團。在當陽長板坡，趙雲忠心保護幼主，於曹操百萬大軍中六進六出，不管三七二十一七上八下地殺死曹軍大將五十餘員，救出甘夫人和阿鬥，當趙雲把幼主捧給劉備時，劉備怒摔阿鬥。他真心敬慕諸葛亮的賢德，不惜在隆冬時節三顧茅廬，終於請出孔明，並委以重任。諸葛亮、趙雲等也深感其知遇之恩，從此君臣一心，矢誌不渝。與當時各路軍閥之間、將領與下屬之間那種爾虞我詐的處事為人方式截然不同，這也是劉備一次次出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