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我們僅限於討論一般性的問題，我們還能提出一些並非純粹破壞性的意見；不過這樣一來，我們便在很大程度上回避了福利經濟學的範圍。我們試圖分辨：在什麼情況下，理性有可能促使公民們需要政府的幹預，做了這個之後，那麼我們現在就能對具體問題提出客觀而明確的意見了嗎？難道我們就能說，在某種給定場合，政府應該或不應該進行幹預嗎？再進一步地問，假如我們能夠斷定人們讚成幹預，我們能提出幹預的類型和範圍嗎？這裏，像先前指出的一樣，我是非常懷疑的。
誠然，要是有了外部經濟，很多特殊情形的確可能出現：壟斷產量可能太大，競爭產量可能太小。由於我們不了解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怎樣在有關的不同領域內影響通常的結論，我們就不能假設這些偏離平均起來會相互抵消，因為假設未知事物有相等的可能性是一種謬誤。除非在任何給定的場合我們都可以估計出外部經濟的大小和影響，或除非在特殊的場合我們可以指明外部經濟是可以忽略的，不然我們作為實證主義的經濟學者是完全無權說話的。在一個存在外部經濟的世界上，難道我們隻依據理論就能斷定配給製更易於加重對理想產量的偏離嗎？或者從這個觀點就說所得稅比直接稅不合意嗎？或者就應該允許出售配給券嗎？大多數表示福利經濟學成就的結論似乎都值得懷疑，有些看起來甚至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問題總的來說在於，隻要在我們經濟單位活動的結果上，我們承認有某種特定類型的相互依存關係存在，那我們的分析很可能就會全盤崩潰。而且我們也知道，如把這些類型的相互依存關係簡單地假定為可以忽略或者根本不存在，就會把人引入歧途。這樣的假設並不是中性的，它寧願堅決地引導我們接受放任主義的思想，我們切不可受欺而相信我們已經發現了有意義的結論。如果結論是這個樣子的話：除非是出現重要的外部經濟或外部不經濟，不然的話情況就是這樣的。這隻不過是告訴我們，我們還沒有開始考察問題可能最有意義的部分。我們無非是為掩飾我們的無知找到了遁詞而已。
我們能一般地說生產上和消費上的外部經濟不重要嗎？我非常懷疑這一點。我們隻要考慮兩個有相同人員和設備的工廠，一個設在與世隔絕的無居民區，另一個設在工業區，雖然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一樣，其生產成本會怎樣變化就夠了。誠然，如隻假設有相同的人員，我們就失去了論證的某些說服力，因為雇工的訓練和技巧是從廠家地理上的接近得到好處的一個例子。
同樣，我們可以想象到，要是處於另一個社會，就像在當地土生土長似的，完全吸收了它的文化，（雖然我們的機會並未改變）我們的消費需求和模式會怎樣的改變，這也許就可以看出消費上有外部經濟的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