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到現在為止所得的結論，從整體上來說是建立在經濟決定、由充分信息和相對理性所產生的這麼一種假定上的。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可以討論，合作經濟或計劃經濟總可以給出理想的結果，而個人主義經濟隻有在（形式上的）特殊環境下才能做到這一點。
如果我們撇開充分信息的假定，這些結論的某些力量必定會失去。因此不如此就是不理想的情況，可能因預計的失誤或錯誤信息而偶然產生。也可以想象得到（這可能似乎比上述情況更為實際），在決定合作經濟或計劃經濟如果發生錯誤，就會產生對理想的偏離。但並沒有理由說，因為有這種抽象的可能性就把缺少充分信息時發生的不同情況都等同起來。在我們有根據地下任何結論之前，對哪怕是嚐試性的結論，都需要做好進一步的調查。
我們首先可以講，先前所得的結論未必是因缺乏充分的知識而完全失效，作為趨勢來看，我們的推測還可能是正確的，決不會離題。考慮到這種可能性，我們特別要討論因不完全的知識而發生的偏離，哪些是特別有聯係的，哪些是一點也沒有聯係的，哪些是實際上可能遇到的。但在此我們是處於特別為難的地位，因為我們的分析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因而不會很深刻。
關於對理想的偏離，我們也許可以很有效地區別為：在各種活動中因努力和資源分配不當而發生的偏離和因無用乃至有害的各種活動發生的偏離。在實踐遇到的某些更為偏離理想的情況可能屬於後一種類型（雖然在理論討論中仍強調前者）。我們在第五章、第八章的實例中指出了在一個個人主義的經濟中發生的顯著偏離理想的情況，是由存在可以叫做完全反社會或對社會無用活動的結果所導致。隻要偏離理想主要是由於這種掠奪活動的存在所導致，就可以有某種根據說，缺乏充分的知識不會顯著地影響到我們關於理性的集體經濟的結論，因為這裏所要決定的問題決定著所要從事的某種活動是否能對整個集體產生合意結果。隻要待決定的問題本身不含糊（但要注意廣告這樣的情況），似乎不必深究事實，就可以輕鬆地立刻回答這個問題：“這種活動是反社會的或對社會無用的嗎？” 也可以設想在一個有理性的計劃經濟中一種大而且很顯著的偏離理想的情況是不大會被人忽略的，並且比不顯著的偏離更不容許發生。
更一般地說，不充分的知識實際上不可能嚴重到完全推翻我們的論點，我們可以引證業務實踐的經驗，或管理非競爭經濟的經驗作為對這種論點的支持，至少可以大致判斷什麼是可獲利的信息，什麼是集體企望的信息。這些當然構成我們先前討論中假定的（為作出決定所需的）有關知識的總和。雖然嗜好、欲望和生產技術的迅速改變可能嚴重推翻這個論點，但無論在個人經濟或是在集體經濟中，最能夠適應消費者願望的，是更正錯誤的能力而不是避免錯誤的能力。
隻要由不充分的知識造成的偏離的確對處境有所影響，考慮其最可能發生的形態和可能有的影響就成為很緊要的事情。
首先，我們可以觀察到，不充分的知識對有理性的個人非個人情況的影響並不是對稱的。當有完全信息的個人情況未能實現其理想結果的時候，不充分的知識可能使情況接近理想，也可能遠離理想。但在非個人的情況下，我們並不能麵對這樣的不同情況，因為對最適度情況的任何偏離，幾乎都必然是不利的。
在進行考察以前，把有關的情報分為以下三類：
[1]關於影響任何個體本身活動的信息；
[2]關於影響幾個個體活動的信息；
[3]有關氣候、一般資源情況等的所謂自然現象信息。
毫無疑問，直接有關的個體較之任何中央統籌機關，一般說來更容易得到第[1]類的情報。因此在一個變化的世界中，就可以有說服力地講：某些企業的經理人比之政府代理人，一般會得到關於有效運用其設備所需條件的更好信息，即使政府代理人自己在某一時期曾是相似產業的經理人也不例外。代理人很少可以完全精通任何特定廠商的業務，當地試圖同時運作很多細節不同的產業時情況尤其是這樣。因此，如果主要是對從事者本人有影響的活動，隻要從事者掌握了完全的知識，即使在個人主義的安排下，也會進行得很理想；可以料想，即使信息不全，在個人主義的秩序下一項活動也會非常接近理想。
當某些人不知道那些隻有統籌機關的成員才知道的某種技術信息時，以上的結論會發生例外。例如，有些農民對政府所深知的農業技術上的一項特別改良，可能一無所知。但這種例外不過要求統籌機關把信息傳播一下。
但當有關信息屬於第二種類型，各個集體成員的活動都相互聯係的時候，如果人數眾多，關係複雜，則個體的經濟成員所得的信息就會不完全。在這種情況下，設立信息傳播機構可能會有所改進，但這種措施仍是不完善的，而且使孤立個體所得的信息一定要比統籌組織的職員少得多。在一種個人主義經濟中，個人要當前和未來的活動最終是建立在非統籌決策的基礎上的，在每一給定時刻都有正在製定的和將要製定的決策在這樣一種經濟中，傳播關於別人未來活動的信息，就必須是不完全和陳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