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麵，也許有人會說，一個人的購買力或一家廠商的產量有了微小的改變，對於環境不會有什麼影響，所以這些影響在任何情況下都是可以略而不計的。但我想政府的作用就是要注意這些微小影響的總計結果，因為這些微小影響的重要性可能會達到在它們經濟管理方麵的頭等大事的地位。的確，我們的消費願望還是很不確定和易變的，因而在消費者主權的討論上，所研究的問題大多數都是既細小又不重要的，隻要用一種有些粗略隨便的方法照消費者的需求去做就是了。這種說法似乎不無道理。那麼，要是用操縱價格來影響購買，它會真正深遠地影響到消費者整體的福利嗎？回答可以是肯定，但我們有把握嗎？
這裏應當澄清兩點。第一，我並不認為由於我們的分析結構處於一種高度不完善的狀態，而使我們不能盡到經濟理論家應盡的責任——作出絕對明確的回答，因而對有關的實際問題，就可高舉雙手而不采取任何行動。這樣一個令人失望而無能的想法並不是我的意旨所在。我相信政治家在很多情況下，不管分析得完全或不完全，在許多這樣的問題上，都應當主動地或被動地付諸行動。自然，我不能否認，信賴一些常識和經驗，總要比我對善良的意圖是否合意進行挑剔，要有價值得多。我也不認為政治家在這些問題上不能從“實用”經濟學家的觀察和判斷上得到有益的幫助。第二，我真誠地相信這樣的福利理論盡管不太高明，也能作出重要的貢獻。因為它在否決虛假的論點和輕率的謬見上會很有用，這種有益的作用是應該永遠受到歡迎的。正如庇古教授曾指出的，抽象的議論要是隻成為一個空箱子，是不能指出（在經驗上）什麼是正確的，但它卻常常能（表示矛盾所在）指出什麼是不正確的，甚而往往能指出什麼是尚待證明的。勿庸置疑，這種作用在過去被證明為並不是沒有什麼價值。而這種價值，可能就是寫這本書的主要理由。
但是像“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這類問題大部分還仍然是經濟學上的空箱子，這就使現存的拙劣福利理論無法得到進一步的應用。
依據經驗上的調查和對經濟單位活動的相互依存問題的分析，對這個課題有沒有什麼進展的希望呢？我不能裝作能夠提出哪怕是嚐試性的答案。但是在我看來，這個課題如果引起了實踐家們的極端重視，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並回答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