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師夏抱有下麵一些不同的看法，這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當一種欲望具有那樣普遍和一致的特征，而使人們能把它稱作公眾的欲望時，就便於那些形成這種集合（不論是地區、省份和國家）的人們采取集體或選出有權力的代表機構來滿足這種欲望。”
他以下的保留意見聽起來幾乎是現代化的：
“一旦對某種欲望的滿足成為公共服務的主題，就在很大程度上限製了個人的自由和責任。個人不再隻靠自己的地位、財力、資源手段和倫理評價等自由地去獨自獲得這種滿足了，也不再按他所選擇的時間和選擇的物品來進行選購……假設他正需要麵包充饑，而提供給他的卻是他並不需要的教育或看戲等，這就可能把他那麼迫切需要麵包的想法克扣掉一部分。”
由此他得出結論說：
“我肯定當政府單獨采取暴力來幹涉行動時，隻有在這種暴力幹涉本身是合法的時候，它的行動才是合法的。”
“所以，如果暴力幹涉得合法，它就不僅不會犧牲自由，反而會使自由更受到尊重……。”
“在什麼情況下使用暴力才算合法呢？一種情況，我以為隻有一種情況——合法自衛的情況下。如果情形是這樣，那麼這種政府的基礎以及它的合法權限就都同樣被鞏固了。”
但是，他似乎覺得這樣還不夠，因為他又接著往下說：
“政府還有別的使命。”
“在一切國家中都存在一定量的公共財產為公民所共同享受——如河流、森林、公路，可惜在另一方麵還有債務。政府的職責就是管理這種公有領域內積極的和消極的工作。”
麥克庫洛赫用相當的篇幅來考察他所認為的政府的正當職責，一般說來，他認為某些人主張是特征的部分的論述，還顯得有些缺乏細致性，但無論如何幾乎沒有跡象表明他受到薩伊論點的較大影響。因此，他讚成公立教育，尤其是義務教育的普及，雖然他也曾遺憾地說：“就很少有理由希望辦這種教育了”。這主要是因為他相信讓窮人應以受恩施的形式來得到教育，並非因為對社會整體還可能有什麼利益。
他覺得：“也許除去郵寄業務這一項以外，政府再沒有哪個產業部門不能讓給私人經營”，又以為：
“政府撥款經營那些在私人不能或者不願從事的事業，都應該非常謹慎。對於這種目的的撥款比對政黨的獎勵好不了多少，幾乎總是不能帶來利益的花費掉。”
穆勒在所著《政治經濟學原理》中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研討比他的任何前輩都更深入，他以宣誓他是信仰放任主義開始論證的，但在使用放任原則上他也似乎忽略了薩伊的好多分析。他讚成政府維持公路的論點是，由私人經營公路常常含有壟斷力量；他擁護普及義務教育是建立在公平的觀點基礎上，因為穆勒也像麥克庫洛赫一樣，覺得應該給窮人受教育的機會。在這兩個問題上，他似乎都沒有看出社會利益可能超過私人收益的這種關聯性。在標題為可能有必要“用公家幹涉來影響受益人願望的一些情況”一節裏，他的分析和這裏講的是如此地相似，使我覺得應當長篇引述。但應記住從剛才所談到的來看，穆勒似乎並未意識到他自己分析的全部意義。
他討論了他所認為的放任原則正確性的例外情況，並且提到被統治者方麵有知識不全的情況，其中包括兒童和精神病患者的情況，永久性契約的情況（穆勒在這裏說私人的長期期望特別不可靠，這也沒有抓住問題的要點），以及（聯合股份公司）代表權限的情況。然後，他寫道：
“我必須要求對第四個例外要特別注意，在我看來，它似乎是一個還未引起政治經濟學家足夠重視的情況。有一些事情是需要用法律來幹涉的，這不是要否定個人對自身利益的判斷，而是要實現這種判斷；要實現這種判斷，他們就須采取一致的行動，而一致行動隻有得到法律的承認和許可才能有效……我們假定——不管這假定是不是真實的，至少是可以假設的——工廠勞動時間普遍減少，比方說從十小時減到九小時，這有利於勞動人民，因為他們勞動九小時同勞動十小時所得的工資一樣或幾乎一樣。如果是這樣，並且工人們也確信應當這樣做的話，也許就有人說，那將會自發地采取這種限度了。我的答複是，除非工人集體彼此約束起來遵守，不然還是不會采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