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卡爾多先生的標準並沒有消除人與人之間的效用的比較問題，隻不過是用貨幣的量尺來衡量效用，這個先彎曲再伸直的量尺，最終在我們手中碎成了幾塊。我相信我們並沒有理由單單因為集體的一部分能夠以所得利益去補償其他成員所蒙受的損失，就說這種改變一定能給集體帶來利益。
席托夫斯基曾指出，因為卡爾多先生求助於有伸縮性的量尺，當把革新的收益同取消同樣革新的損失作比較時，用他的判別標準就可能得出不一樣的結果。因此革新及取消革新原來都可以成為“可容許的改革”了。由於在這兩種情況下財富分配可以如此不同，從改變中得利的人在任何一種情況下都能遊刃有餘地補償受損失的人。這些論斷，即使應用於席托夫斯基所提出的有限製更改標準，在原有標準導致那類前後不一致的結果的情況下，也得不出什麼結論。我的爭論點是，一根橡皮量尺，即使它的彈性足以把一段距離量得既大於同時又小於另一段距離，人們也未必會覺得它可靠。困難產生於我們仍沒有發現也許不可能發現的一種判別最佳收入分配的“客觀”標準，所以我們對福利經濟學領域內的任何問題就不得不以收入的分配作為論據的事實。隻要某種革新一涉及某些人的收入再分配比起以前來是多還是少了的問題，經濟學家就無法對這種革新（對所影響的那些人）的合意性作出判斷。
在薩繆爾森教授的效用可能性曲線（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幫助下，可以把這一節的整個論點更清楚地表達出來。考慮一個由兩個個體組成的經濟，在圖10-1上沿X軸表示個體X的福利狀態或效用，沿縱軸表示另一個個體Y的福利狀態或效用。對我們的目的說來，沒有必要具體衡量效用或福利，因為當所論及的個體自己覺得好些時，用來衡量其效用的增長，當自己覺得福利減少時，指數便減少，否則就是不變。因此，我們所感興趣的隻是效用的序數而不是基數的測量，具有這種要求特征的任何指數都行，也就是說，我們可用薩繆爾森講的“橡皮做的坐標軸”。
現在假設在給定情況單單由於X與Y之間的福利分配方式的改變而可能得到的福利組合以AA′線來表示。這條線的畫法是如果X的福利地位由此給出，那麼XT就是這種情況下Y可能達到的最好地位。依據沿著AA′線移動就會影響福利分配的規定，我們可以想象到AA′向下傾斜，也就是說，X福利的增長會使Y的地位變壞。
現在假設發生了像關稅撤消這樣的某種變化使該效用可能性曲線從AA′移到BB′，兩者相交於P。這種問題中的改變是合意的嗎？如果初始情況用點T表示，新的情況用點M表示，顯然X和Y都會變得好些。另一方麵，如果開始的情況用AA′上的Q點表示，新的情況由N指出，那麼雙方都寧可選擇開始的情況。因此，這種改變不是很明顯的合意或不合意。
現在我們可以區別一下提出過的四種判別標準：
（a）帕累托的判別標準：我們如果知道了初始點和改變後的點，就可以應用這個標準。如果有一種像從T這樣的一點移到M點，其所作的改變使得雙方都能得到利益，它就是一種進步。同樣，如果有一種像從Q這樣的一點轉移到N點，它對社會就是不合意的。而在所有其它場合我們不能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