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與國之間的戰爭也許是在我們對一個活動的分析中用得上的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戰爭本質上是要把敵人的福利減少到寧源失敗也不願進一步抵抗下去的地步。而一個國家進行敵對行動時，即使蒙受任何直接的惡果，也還要負擔生產的機會成本。
如果戰爭的結局可以預見，則行將交鋒的雙方可以不訴諸戰爭就可以取得某種妥協，使他們彼此間能把現有的財產分配得都比實際以生軍事行動時的情況要好些但可惜的是既不能預知軍事行動的結局，也不能預見是否能會因某種事件發生軍事行動，所以通常在實際上不可能有滿足雙方所期望的結果。但要注意，我並沒有爭論戰爭決不會偶然地對某一方有利。這當然是發生戰爭的可能性。
在和平時期，昂貴的軍事準備，可能強加在並不情願的一些國家的肩上，但每個國家都因對別國潛在的行為存在恐懼而不得不這樣做——而其他國家對這種同樣的可能性的反應，更容易證實這種恐懼。軍事準備的最後效果占首要地位，這種想法也加重了恐懼，斷定一個國家的準備程度隻能是武裝的應對強度而不是絕對的強度。因此如眾所周知的那樣，處理國家事務中的個人英雄主義不會產生什麼理想的結果而事實證明，試圖用（非強製的）合作的方法對形勢進行處理，眾所周知不可能是穩定的。結果隻能是：主動服從國際間的強製協議（雖則政治上也許不現實），可能證明對每個國家都有好處。
通常還有其它更常見的有關國與國之間經濟關係的活動，可以很方便地根據我們的基本論點來分析。對於關稅及其有關貿易條件的傳統優越性的討論，就是一個極好的例子。
貿易條件，當然是指一個國家為了一單位的某種進口商品，而必須通過正常的國際渠道輸出的一個特定商品的出口量，這種條件實際上是一個國家用出口貨物來換得的進口貨物真實價格。傳統的論點基本假定之一，就是在其它相等的情況相等，一個國家的利益在於保持進口貨物真實價格的較低水平，隻在這種場合下貿易條件才被認為是有利的。
在此刻被我忽略的某些公認為重要的限製性假定下，兩個或兩國之間的自由交換，隻要於雙方有利就可進行。我的意思是在沒有限製的情況下，如果交換的貨物量中的改變雙方都有利，那麼這種改變就是有效果的。
有關兩國中的一國在進口貨上征收的關稅將傾向於改進這一國的貿易條件，這是由於關稅在本質上等於減少對進口的需求，從而壓低這些貨物的價格。另一方麵，關稅卻會傾向於減少國家之間相互交換的貨量，由於剛才講到的相互交換的數量在沒有貿易製度的管理下，就某種意義來說就是對雙方都最有利的數量，所以這第二個影響從兩國的觀點看來都是不合意的。
由改進貿易條件產生的利益，如果關稅不是過高，從設立關稅國家的觀點來看，一般足以抵消剛才考慮到的不利影響。然而第二個國家一般可能覺得采取報複性關稅來抵消對方先設關稅對貿易條件的不利影響是可取的，這很可能進一步減少了總的貿易量，其最後結果可能是一場關稅戰，使貿易條件在實質上並未受到影響，而雙方的總貿易量卻受到了不利的影響。
我們在這裏引證席托夫斯基的原文可能很有用：
（這種）論點可能有例外……其根據是在它們達到均衡之前很久，兩個國家就會認識到提高本身關稅與別國采取的報複行動之間的因果關係，因而達成某種協議……
“如果隻有兩個國家，那的確會是這樣的情形。然而在有很多國家，而每一國在同很多別國進行貿易活動的時候，任何一國就會認為不必考慮它本身的關稅政策是否會引起什麼報複的危險……一個國家知道它本身對任何另一國家的產品互惠需求隻占該國國外總需求的很小一部分，以致改變它的需求不太可能影響到後者的政策，在設立和提高關稅上就沒有什麼顧慮了。當所有的國家都依照這個原則行動並提高關稅時，那就像其他各國都以一致的行動來對它提高關稅一樣，會扭曲每一國所麵臨的總需求曲線。
“在這個階段我們可以試圖概述一種長期的國際貿易理論。假設起先貿易處於一種自由狀態……有些國家相信自己是個很小的小國，不致因設立關稅或提高關稅而受製裁，一旦他們發現可以這樣來增進本國的福利，他們就會這樣做，當很多國家走了這條路線後，那些還以自由貿易為基礎的國家將發覺自己受到了壟斷的剝削，就完全有理由說，他們這些國家實在是出於不得已也築起關稅壁壘。如上所述，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改善我們在上麵所顯示的他們的處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