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價水平的跌落，也可以引起貨幣貸款的需求減少，這是由於隨著物價的跌落，隻需要較少的貨幣儲存就可滿足多種目的的需要。這就可使某種或所有的利率下降，從而誘使某些投資水平提高。這樣的效果也是可疑的，在商業非常蕭條的時期更是如此。許多種利率，尤其是長期利率就可能不下降，即使下降了，悲觀的情緒（如果不能在過程中或通過外在的原因減輕）使人們不願投資即使利率下降得很低。甚至價格的跌落還可能使企業家期待其再跌落，在這種場合，甚至還會發生投資的減少。
總的來說，工資和物價的下降雖則有可能使就業水平提高，但並不能因此肯定它一定會產生這種結果。甚至還可以想到，在某些情況下，這樣的下降與其說減輕了還不如說是加重了失業。
上麵的幾個論點與前幾章中所講的外部經濟論點，有明顯的相似之處。不妨這樣說，高度的就業水平，我們可以認為在事實上隻是群體而不是其中的個人所能需求並能得到的一種商品，這也像許多屬於群體需求項目的場合一樣。對自動的機構似乎能相信它會有效地取得滿意的結果，所以有些人認為個人主義經濟在這方麵可能產生不盡人意的結果，因而認為國家幹預經濟在某種意義上是正當的了。
雖然普遍地降低報酬，有時對於消除失業，隻有很少或者沒有影響，但在其它條件保持均等的情況下，某一個經濟部門降低了收入和價格顯然會增加對該部門所生產貨物的一般需求。相反，（比如說）一項產業采取了固定的工資和價格，則在價格跌落的時期，會傾向於產生相對的產業。
原來某些產業所使用的各種投入有很僵硬的比例，而這些要素的價格又或多或少地被獨立控製，任何這類特定生產要素的擁有者，就不大情願減少他的報酬，因為減少報酬對他會產生直接不利的影響，而隨後價格降低及從而增進產業業務規模所產生的任何利益，對他僅有部分的利益。換句話說，他降低了貨幣將會把利益無差別地落到一切與該產業有聯係的那些人手裏，這情形完全和規模外部經濟的情況相類似。
這可以部分地用來解釋某些生產要素所得的（貨幣）報酬呈剛性（下降）的趨勢。隻要這種不情願減少貨幣所得的情況很普遍，則任何特定的集體就不可能有實質上的損害。然而在收入（和價格）的剛性傾向特別顯著的某些產業中，每當價格很低時，這些產業的活動就幾乎趨於完全停頓的狀態，而且還常常會延續相當長的時期。
在這方麵美國的建築業就是很出名的一個例子，目前的房屋缺乏也可以部分地歸因於這種困難。在該產業中，通常是由一個承包商為消費者建造新房，再由承包商把工程分包給每個專業企業家。這樣分頭提供各種貨物和勞務的專業有：木工、電工、泥灰工、砌磚工、油漆工、挖掘工、地基工、給水工、暖氣工、碎石工、屋瓦工和地板工。可以理解，當房屋的需求減少時，提供地基的分包工就會很不願意自動地削減其產品的價格，然而，如想把協商的削價滿意地分攤給有關的生產者，向來是不容易安排的。
相似的推理指明，在價格極易向上變的完成品中，很可能會產生這樣的情況，任何一個組成部分漲價造成的需求損失，可能很小，而漲價所提高的單位利潤卻能抵消這種損失甚至還會有剩餘。美國近年來的房價史似乎並不和這個結果相抵觸。這種分析可能會使人預計到——雖然危機和蕭條時期的絕對價格下跌了，但相對價格幾乎還是繼續上升。而當開始有恢複的跡象時，絕對價格就會急劇上漲。
這表明我們的分析對於通貨膨脹的問題，也可能有某種聯係，它當然與充分就業的問題密切相關。
所有的分析均表明：為什麼個別的工會和其他組織在膨脹的緊迫時期，盡管膨脹對他們產生的影響是不利的，他們爭取提高報酬的要求也還算是合理。單獨一個工會自動地避免提高工資的要求，並不能使普遍膨脹的緊迫性得到緩和，隻會使它的會員完全聽命於價格的上升。同時，社會的每個成員，作為個人來說，隻要收入能夠與物價同時上升，就都會覺得繼續按他在未膨脹時的比例花費他的收入是合理的。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做，則惟一的結果就是普遍經濟情況惡化，最後會使全體有關人員都蒙受損失。
在這些情況下，就像在失業時期一樣，理性的判斷可能要求求助於強製的措施安排，也就是要求政府幹預，辦法是征稅、凍結工資以及其它手段，同時對整個經濟要緊縮開支並且製止膨脹性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