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法輪功”及其邪教組織，他們公開宣揚所謂的“真、善、忍”，其實這夥邪教，個個均是“假、醜、惡”的偏激心理者。他們思想偏激，行為惡劣，劣跡斑斑，根本不是什麼“真、善、忍”。黑龍江省哈爾濱市有一位原法輪功練習者李某，女，歲，初中文化程度，是哈爾濱市某廠的下崗工人，她自己以身說法，認為“法輪功”邪教組織及其練習者“思想偏激到了極點”。她以自己的親身經曆說明了這一點。她是年開始練習“法輪功”的。據她自己控訴：為了能修到更高境界，到達天國世界，為了盡快離開這個現實的世界，她把整個精力都投入到修煉當中。每天除必須做的事情之外，其餘時間都用在了練習“法輪功”上。每天接觸的都是這個圈子裏的人，不願和外界接觸，認為外邊的一切都是不好的，隻有這裏才是淨土。當時思想偏激到極點，整個人都陷人到李洪誌精心設計的圈套之中，不能自拔。現在她看到自己的自私貪婪，為了自己“圓滿飛升”的美夢，給國家造成了很大損失，給家人造成了很大傷害。從她自身所做的一切，到天安門自焚事件，充分暴露出“法輪功”的邪教本質。她放下了世間的“名、利、情”，可更大的情沒有放下，那就是對“法輪大法”的名、對天國之利和對李洪誌的情沒有放下，不允許任何人說他壞話。“真、善、忍”本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李洪誌把它視為己有，可他本身就沒有做到“真、善、忍”。她曾背著家人去上訪就沒有做到真，麵對國家的挽救和親人的苦苦相勸於不顧，就沒有做到善，為了“法輪功”到處上訪，就沒有做到忍。認識到這一點後開始反思自己，原來一切隻不過就是一個騙局，世上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李洪誌隻是一個騙子，一個騙子騙了一群傻子，她現在真誠地希望沒有醒悟的癡迷者快點從“白日飛升”的美夢中醒過來，腳踏實地地生活，回到正常人的生活軌道上來。剖析這個原法輪功癡迷者的自述，從思想根源上來看，主要是其思想上的偏激，頭腦中了邪教的邪說，就會導致行為上的失控和盲從。
一個人思想偏激，會從其言辭中表現出來。現在，有不少在教育界工作的同誌認為，在當今的不少中學生當中，存在著思想偏激的表現。這一點，從他們的作文中就可以反映出來。據一位老師講，有一次，她們學校的一位中學老師為學生出了一道作文題，大意是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大學沒能畢業卻一夜之間成為電腦巨頭，讓學生有感而發寫作一篇小論文。出這道作文題的本意旨在說明人要善於發揮自己的長處，避免短處，才能成才。但是，班裏有半數以上的中學生卻認為美國的教育製度優越，所以，比爾“蓋茨大學沒有畢業也可以成功，如果換一個國度，假若他在中國，他是不會成功的。結論是因為中國的教育製度扼殺人才，所以需要改革教育製度，如此等等。學校的許多老師和領導知道這個情況後，都大為震驚，他們心情十分沉重。大家一致認為現在的中學生中，這種偏激思想的存在，是非常危險的信號。有關人員就此分析說，現在的中學生不光是寫作時這樣偏激，就是連個人的興趣和愛好甚至某些言行，也相當偏激。有的中學生，因為一次考試沒有考好，家長批評了幾句，就負氣離家出走，結果搞得全家人和學校老師都為尋找她而付出許多不必要的辛苦和精力。
在中學生中普遍存在著“追星”現象。從某種意義上講，“追星”也是一種極為偏激的心理和行為表現。有些“追星族”對偶像的追逐，可以說到了無所不用其極的程度：某地隻要有自己崇拜的明星活動，他（她）們就往往會追到那裏去，在烈日下，在寒風中，在夜色裏，用驚人的熱情和迷戀，等待著他們偶像的出現。據某中學的一次調查，全校多名學生中，竟有%以上是“追星族”’其中有多名學生追星追得最為瘋狂。問到一位歲的中學生為什麼要“追星”，她說：“我不追星，你叫我去追誰?”有的追星者表現極端地盲目和衝動，有的甚至荒唐可笑。有個女中學生為了博得明星一看一吻，竟在體育館內當著萬人之眾置千金之麵於不顧，勇敢地衝破警察的防衛線，跑上去抱住那位男歌星狂吻不已；有的為一睹明星的風采，竟然會在劇場外等上十幾個小時而無怨無悔，相反她們的親人生病了，竟不肯在醫院多陪上一分鍾；還有的竟然追星追到不遠萬裏，不惜花上千元的旅費，跟著明星到處跑。她們對明星的崇拜，簡直到了如醉如癡的程度，對明星演唱的歌詞，她們可以倒背如流，但老師留給她們的數學作業和有關公式，她們卻背不上幾條來；她們對明星的行蹤了如指掌，有的還對明星的體膚描繪得栩栩如生，甚至對明星的喜好憂樂，可以一說一個準。縱觀這些偏激心理和行為，我們不禁為她們的未來擔憂。我個人認為，追星現象作為社會轉型時期的一種特殊的客觀存在，是心理偏激的一種表現。在當前的社會急劇轉型過程中，社會機器的許多鏈條，有時會重新架構和組合，一個主要的特征是表現為從無序到有序，此時，一批文化商人在嗅到文化斷層的信息時，便製造出許多能夠彌補一代青少年心靈空虛的“填充物”來，這不僅吻合了我們正向市場經濟轉型的特殊要求，而且也迎合了不少青少年的青春浮躁、失衡和心理偏激，因此，可以說偏激心理是一種心理失衡而需要矯正的特殊心理狀態。
思想的偏激，在某些古代思想文化遺產中，也可以找到蹤跡。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提出的許多教育思想，至今仍是我們的精神財富。但他的某些思想，也有偏激心理的成分。比如，有一次，一位學生與他討論和請教治理國家的某些高見。孔子就認為，一個好的統治者，隻要使國家有充足的糧食和一支強大的軍隊，這樣，他的人民就會服從他和追隨他。他講：“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一位學生問他，如果這三個條件當中，在某種情況下必須要放棄一種，那應該先放棄什麼？孔子回答說應放棄軍隊。那個學生又問，如果必須再放棄一種條件，那應該放棄什麼？孔子說應該放棄糧食。在他看來，他是絕對不能放棄“誠信”的。從前麵提到的問題，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孔子一開始就把充足的糧食和強大的軍隊來做為使人民“信服”的基石。但他又說，這兩個條件又都是可以放棄的。這不是一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嗎？就按他所說的那麼辦，如果放棄了軍隊和糧食，不就破壞了“信”存在的前提條件了嗎？這又怎麼能保證所謂的“誠信”的實現呢？這裏，人們不難看出孔子思想傾向的偏激程度。在他看來，人總是要死的，讓全國人民餓死不算什麼了不起的事，但一定不能失去誠信的道德精神：“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任何不帶偏見的人研究這段話，都會認為孔子在這個問題上，其思想是偏激的，認識是片麵的，言辭是極端的。
他一生所追求和奉行的教育思想，從大局方麵來看，其主流是好的，是值得的傳承的。但他的某些教育思想也不能否認存在著某些嚴重的偏激思想和偏激心理成分。再比如，他在教育過程中，過分地強調學生的操行，而將學習文化知識放在非常次要的地位，這在現在看來，可以說是一種顧此失彼的“一手軟，一手硬”。
孔子曾說過：“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他要求學生首先認真實踐傳統的道德原則，如果還有剩餘精力，才去學習文化知識。在德和才的關係問題上，孔子認為有了德就自然有才，道德修養好的人必定有才：“有德者必有言。”因而孔子曾經明確主張隻要考慮德，而根本無需考慮才：“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這就是一種非常偏激的心理現象。德與才是人才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是互為補充的兩種素質，缺一不可。但他片麵地強調德的重要性，而放棄才在成長過程中的地位，實則是一種偏激的言論。由於這種偏激的思想的存在，孔子在對待學生成長方麵，就存在著嚴重的偏激心理成分。他有一個得意的學生，名叫顏回，此人既沒有突出的才華，又沒有較強的工作能力，隻是在道德上十分嚴格地按照孔子的要求去操守和修煉自己，因此就成為孔子最喜歡的學生，被列為孔門弟子的典範。孔子經常在別人麵前，誇他道德修養好，以此證明他是他所教的學生中惟一好學上進的人，似乎“德好”就是“學優”，在他看來，道德教育就是全部的教育內容，德育可以代替所有的文化知識的教育，可以代替智育。當有一次魯哀公問到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哪個學生最好學時，孔子立即回答：“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有好學者也。”其實，在孔子的學生中，也有許多德與才並重的優秀人才，他隻是由於偏激心理的作怪，而沒有器重和宣揚他們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