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矛盾在於，隨著世界變得越來越一體化，權力卻變得越來越分散。多虧全球資本主義的推動作用，全世界幾乎最窮困的人們現在所擁有的購買力，讓他們的祖父輩們連想都不敢想。生產方式從未如此高效或者說從未如此被廣泛地接受——正如中國和印度迎來了它們遲來的經濟起飛一樣。多虧民主思想的傳播，使得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比他們的祖父們享有明顯更多的政治權利。競選的民主方式從未如此廣泛地被作為政府的最佳選擇。比起兩三代之前的情形，教育也在大多數國家被更多的人口所享有；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更多的人能夠利用自己的腦力。所有這一切的改變意味著傳統上基於壟斷——對財富、政治職務以及知識的壟斷——的大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複存在。不幸的是，基於現代技術的毀滅性武器也在不斷擴散，暴力手段也被更均勻地分布著。火力分布得如此均勻，在曆史上沒有先例。
我們不應當忘記，實力並不僅僅是能夠買到你想要的任何東西——那僅僅是財富。實力是能否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水平購買你想要的任何東西。它能夠使得人們願意以任何價格提供服務或出售其貨物，而通常情況下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對於那些野心勃勃的，尋求在國境之外施加影響的帝國而言，權力既取決於掌權者的意誌也取決於其臣民的支持。然而，權力一旦被分享，便自行消失了。在其他國家一顆原子彈也沒有的前提下，單獨擁有一枚原子彈的那個國家，比自己擁有1000枚原子彈，但其他所有國家也都有一枚原子彈的國家更為強大。
這就把我們帶到了美國與阿諾德·施瓦辛格所扮演的終結者的最後一個相似之處。在軍事對抗中，美國具備造成令人震驚的毀滅，而自身遭受的損失則保持在最低程度的能力。如果它想要這麼做的話，就沒有它終結不了的政權——包括朝鮮。當然，這樣的戰爭也許會留給韓國一片廢墟，而美國終結者則會幾乎毫發無傷地出現在碎石瓦礫堆之上。在這個終結者的電腦程序中並沒有國家重建的設計程序。他離開的時候留下的就隻是破壞和毀滅。
2003年秋季，布什總統聲稱他“將不離開”伊拉克；美國“不會逃脫”；中東“必將成為美國政策未來幾十年的焦點”，以此尋求重振美國士氣。然而，如果美國最終順從了來自國內外的政治壓力，還沒取得經濟重建工作的成功就從伊拉克和阿富汗撤軍，這樣的場麵也不是我們不熟悉的。當這位全球“終結者”最終承認“我再也不會回來時”，美國權力的局限性將暴露無疑。
在寫作於2000年並在2001年春季出版的我的那本《金錢關係》一書中，我試圖論證美國不僅能夠扮演一個更為自信的全球角色，而且它也不能不充當這個角色。任何冒險作預言的曆史學家都有責任以其後見之明，來審視當初所下的定論。當時我作的要點如下：
1. “毀滅的手段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廉價……（廉價武器）的主要受益人是中東和黑非洲地區的一些遊擊部隊，西歐的恐怖小組和美洲的販毒幫派。”
2.“坦白地說，在可預見的未來時間裏，任何國家想要對美國發動直接的攻擊的可能性是極其小的，雖說恐怖分子針對美國的一些城市發動襲擊還是很有可能的。”
3.“自從1945年以來，幾乎所有世界上戰爭的增長都是由於內戰的蔓延……（但是）聯合國作為全球警察的記錄則不敢恭維……1992年到1999年間安理會授權一係列的人權幹預行動……大部分行動即使成功也不起什麼作用，糟糕的行動則更是災難性的。”
4. “人們經常問這樣的問題，在這裏也值得重複如下：美國不是想要廢除這些暴君再強加民主政府給他們的國家嗎？
入侵一個國家，廢黜那裏的獨裁統治者和在槍口下強加自由選舉給受侵國通常會作為與美國‘價值觀’不相符而被駁回。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美國永遠不能夠從事19世紀英國所實行的那一套公開的帝國主義統治——但這恰恰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美國在德國和日本的所作所為，而且這種行為取得了巨大的、持久性的成功。”
5.“美國決不應該像某種巨型蝸牛一樣躲在電子外殼裏撤退，而應當將其巨大資源以更大的比例投入到為資本主義和民主製造安全的世界環境中去。與‘曆史終結論’幼稚的必勝信念恰恰相反，這些並非都會自然而然地發生，這是需要法律和製度的堅強來構建其基礎的。帝國主義的美國的合適角色是在那些缺乏這些因素的地方建立這些製度，必要的話……要通過軍事武力手段。反對者並沒有什麼經濟方麵的理由，因為這樣做的成本並非高到令人望而卻步。對全世界的‘流氓國家’強行實行民主也不會使美國的國防預算超過5%的GDP。支持這條政策倒是有經濟上的理由，因為在這些國家建立法治，會為它們貿易的複蘇和擴大帶來長期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