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信用卡消費，不願意上前線，對曠日持久的戰事漸漸失去了興趣……如果所有這一切呈現給我們的是一個慣於久坐的美國巨人形象的話（說得更直白些，就是一種戰略上的“沙發土豆”——即隻看電視，不喜歡運動的巨人），那麼這個形象也許值得人們反思。根據身體質量指數的肥胖標準測試，可被歸入肥胖的人口比例在過去的十年裏幾乎增長了一倍，從1991年的12%到2001年的21%。幾乎2/3的美國男性被公認為體重超重了，而那些人中幾乎有3/4的人年齡在45歲到64歲之間。換言之，現在每有一個超級身材的施瓦辛格就會有三個體型肥胖的弗蘭克·坎農。國際間進行比較雖然有局限性，但我們可以看到，隻有西薩摩亞人和科威特人比美國人更加胖一些。看起來，今天“白人的負擔”主要是在腰圍部分。
然而，不應該以此來為預言美國即將衰落的悲觀主義者辯護，不管與歐洲有關還是與中國有關。“現實主義”者害怕從“單極”向“多極”轉變的問題，但他們忽略了產生一個無能的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若是你喜歡用這個詞的話：無極世界。那些依戀俾斯麥模式的大國均勢的人們容易將國際關係看作磁體相互影響的作用場，較大的國家像吸引鐵屑一樣吸引著一些小的附屬國，有時聯合起來，但更多的時候便是互相排斥。但如果今天的大國失去了磁性，既喪失了吸引的力量又喪失了排斥的力量，情況會是怎樣的呢？甚至連美國都越發關注起其自身的內部問題，戰略上成了一塊毫無生氣的廢舊鐵塊怎麼辦？從很多方麵來講，這已經成了日本和歐盟的宿命。一度的經濟巨人，現在卻成了衰老的社會和戰略上的侏儒。
大國衝突的“不存在”在曆史上是一個不為人所熟悉的概念。蘭克在其1833年的經典論文《列強》中將16世紀以來的歐洲描述為一個又一個的帝國對霸主地位不停的競標過程，每一個都被其他帝國成功地抵抗住了：首先是哈布斯堡王室，然後是17世紀、以及1793年到1815年間再一次取得霸主地位的法國。假使蘭克再活90年，他會把1914年到1945年的德國也加進去。對蘭克而言，歐洲的自然秩序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多極體係；大權由法國、奧地利、英格蘭、俄羅斯和普魯士所組成的五頭政治所分享，每一個政府有其不同的帝國形式。當然，從1945年到1989年，我們是生活在一個兩極的世界中，蘭克也許會對此表示震驚（盡管與他同時代的阿列克西·德·托克維爾並不會感到吃驚）。世界按照兩個大陸帝國一分為二，而它們則互相指責對方為帝國主義國家。接著，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看來已經建立了一個單極的秩序。然而，今天的跨國威脅諸如恐怖主義、核擴散以及有組織的犯罪——更不用說全國流行性疾病、氣候變化以及水資源短缺——使得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協作上升到非同尋常的高度，而非相互間的競爭。單邊主義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因為過分苛求的盟友比無形的仇敵更使人厭煩。但是一個單邊的戰略要戰勝任何這些挑戰，希望都很渺茫。要對所有這一切成功發動戰爭的關鍵就如同繼續國際貿易一樣取決於多國參加的機構。對於一個偉大的帝國而言，維多利亞時代的保守黨人的“光榮孤立”政策，其實是自相矛盾的說法，是最危險的事情。過去同現在一樣，一個偉大的英語帝國為了要獲得其既定的目標的成功，必然需要與較小的（但非無足輕重的）一些國家協作。正如G·約翰·埃肯伯裏所說的那樣，美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中的勝利與國際機製的建立與推廣是密不可分的，這些機製既限製了美國的行動自由，又使美國所行使的權力合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