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克林頓政府行將結束的日子裏，有點過於激昂地作了結論。21世紀的世界所麵臨的“最令人失望的事情是：能夠以其資源使這個世界更加美好的這個國家的領導人，卻缺乏這樣做的勇氣”。我從未奢望在“9·11”恐怖襲擊事件災難發生僅9個月之內，新一任總統便會著力於實行與我所倡導的類似的政策。自從美國向恐怖主義宣戰以來，膽量已不是問題了。現在麵臨的問題是能否有不屈服的精神，也就是說，美國能否堅定地完成已經開始了的事業。
那時，我與大多數歐洲對美國的評論家意見相左。我認為世界需要一個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國，而美國就是這個崗位的最佳候選人。經濟全球化正在起著作用。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和印度人均收入的飛速增長意味著世界人均收入的不平等現象最終正不斷地縮小。但世界上有部分地方，在那裏司法和政治體製如此失敗和腐敗，那裏的居民實際上完全與經濟繁榮無緣。也有些國家通過軟弱或是極端的惡意手段，鼓勵恐怖組織致力於破壞自由世界的秩序。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經濟全球化需要得到政治上的支撐，正如一個世紀前的情形一樣。
美國完全有理由扮演自由帝國的角色，不管從其自身安全的角度還是出於其坦率的利他主義的角度來考慮。在許多方麵，它也是唯一有資格扮演這個角色的大國。然而，僅僅依靠龐大的經濟、軍事和文化實力還不夠，如果不對其經濟結構、社會組成和其政治文化進行徹底改革，美國仍然很難成為一個富有成效的自由帝國。
美國新帝國主義分子則喜歡引用吉卜林的《白人的負擔》，這首詩寫於1899年，以此來鼓勵麥金萊總統在菲律賓進行帝國的建造。但是它的一成不變的語言是過去時代的語言——實際上是整個19世紀的語言。雖然我對帝國自我否定的種種危害多次提出警告，但我也不要求美國人在國會大廈的屋頂上宣稱美國帝國主義的存在。我想說的是，無論他們選擇什麼來稱呼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霸權、獨家優勢、領導優勢——美國人都應當認清在現今的和過去的英語帝國之間，存在職責上的相似性。美國人應當在維持一個難駕馭的世界的治安工作上比它的英國前任做得更好而不是更糟。在向其他帝國曆史的學習過程中，美國人學會的將不是傲慢，而恰恰是還作為總統候選人時期的喬治·W·布什曾經建議他的同胞們的“謙卑”二字。
在寫《白人的負擔》的兩年前，吉卜林曾經寫了另一首詩，也許更為切題。標題是“退場讚美詩”，是對帝國主義衰亡的憂傷宣告，對維多利亞晚期的輝煌錯覺是一個徹底的糾正。
我們的艦隊消失於長途遠征； 土堆和沙灘上火焰已熄： 昔日的自大在今日早已不存， 隻剩下尼奈維和泰爾兩座枯城： 饒恕我們吧， 主宰世界各民族的法官，除非你已將它忘卻。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巨人所需留心的話語，即便他看起來是多麼所向無敵地駕馭著這個世界。正如托尼·布萊爾在2003年7月對美國國會的演說中簡明扼要地指出的：“所有占統治地位的大國在某一個時期內看起來是無敵的，但實際上，這隻是轉瞬即逝的現象。”美國人必須問自己的問題是，他們希望他們的統治地位持續多麼短的時間。雖然野蠻人已經在敲門了——曾經那麼蔚為壯觀——但就好像吉本筆下的古羅馬一樣，帝國的衰落看來更有可能來自其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