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人力資源的匱乏也並非完全不能克服。美國軍隊缺少有實戰意願的兵員，這令人難以理解，因為美國人口在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長，失業問題在經濟複蘇的狀況下仍然固執地存在著（一項估計表明當前的失業人數大約在400萬）。美國監獄的在押犯人超過了200萬——即每142個美國居民中就有1個。如果把非法移民、失業者以及罪犯都加在一起的話，肯定有充足的生力軍組成一支更為強大的美國軍隊的。畢竟，羅馬帝國的擴張中，關鍵的一條就是它通過軍隊服役的途徑，為非羅馬人提供獲得羅馬公民身份的機會。大英帝國殖民的主要做法之一就是運送罪犯的政策，即清空18世紀英國的龐大監獄，把犯人們裝上船，送往澳大利亞。隻要目標明確，複興這樣的草案未必不得民心。
唯一的一種替代方案就是要依靠國外的軍隊提供輔助部隊。這也是有先例的。如果沒有印度部隊，大英帝國便會遭受長期人力缺乏的局麵。正如索爾茲伯裏勳爵的那句名言，印度是“英國在東方海域的兵營，從印度我們可以想要調遣多少部隊都成，而且不用付給他們工資”。戰時的英國人十分依賴帝國轄地所提供的人力：他們分別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為英國部隊提供了1/3的部隊，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則為其提供了接近一半的部隊人數。輕率地解散了伊拉克部隊之後，晚到的L·保羅·布雷默開始意識到重新恢複這支軍隊可能是建立秩序和減少失業的上策，但已為時過晚。正如我們所見，2004年的美國所有的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求助於聯合國或北約以獲得增援。如果美國人自己不願意充當維和者的角色的話，那麼，他們必須向維和者們發薪水，必須對唯利是圖的“國際社會”的雇傭軍提出的要求達成協議。
然而，這三個缺陷之中，第三個可能是最難以克服的——即“注意力不能持久”。這看起來是美國政治體製中與生俱來的東西，並且有可能使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為時過早地發出停止重建工作命令。使用“注意力短暫”這個說法並不是對美國的批評，因為這是體製上的問題。是政治運作程序阻礙深謀遠慮的領導方式。已退休的安東尼·濟尼將軍的話是這麼說的：
“軍方不能控製的一個根本問題是：“我們對世界的義務是什麼？”我們雖然宣揚價值觀、民主、人權，但卻沒有說服美國人民為何要為此支付費用……沒有政治領導人說‘這麼做是正確的’……‘那就是基本的問題……這些事情應當獲得政治上的意願和支持’。我們應當相信一點，一個穩定的世界對我們而言是更加美好的。如果我們有一項明確的政策和一個未雨綢繆的戰略，美國將會給世界帶來更巨大的變化。美國將能夠盡早地進行軍事幹預，仗會打得更好。”
但是對於一個士兵而言，想象一個“未雨綢繆的行動戰略”比一個當選的政治家要容易許多。美國總統隻在辦公室呆上兩年半的時間，就要開始為確保其連任的成功，做積極的籌備工作。事實上，中期國會選舉甚至能更早地使總統的大批立法提案付諸東流。實際上，美國的政治是在國家、州和地方三個層麵上同時進行操作的。2003年夏，當一幫自我任命的業餘政治家吵吵嚷嚷地要現任州長下台的時候，人們如何能指望加利福尼亞人民全心關注巴格達的國家重建問題呢？聯邦政府本身從來不是一個統一的實體，這是個事實。各部門間的競爭在多數人類的製度和機構中當然是常規，無論這樣的機構規模大小如何。但在2003年裏有好幾次，國防部、國務院和財政部之間的合作完全消失了（就更不用說商業部、貿易代表、國際發展署代理和所有在理論上涉及“國土安全”的主管機構）。這使人們想起德國威廉二世時期的那種最糟糕的“多頭”政治。美國總統的職務當然是由選舉產生的，而不是世襲的官職，但近期的總統有時看似在以德國末代皇帝的方式在管理事務，允許並默認政策由交雜在一起的機構互相競爭來決定，而不是為了達成一種集體責任感。難怪，如此多的美國海外幹預會帶有間歇性，缺乏外交策略，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一樣沒有效果。帝國主義的德國也實行了邁克爾·依格納迪亞夫所謂的“匆忙的帝國主義”。它同樣也對“速效”急不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