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人們有理由對新通貨膨脹的概念產生懷疑。首先，今日的美國承受巨大的通貨緊縮壓力。20世紀90年代的繁榮期間產生了生產能力超負荷，投資者表現出失敗之後的躊躇和遲疑，消費者對於失業的憂慮——所有這一切意味著2003年中美國經濟隻有一個部門還是有活力的，那就是住房市場。原因很簡單，購房抵押貸款率達到了兩代人以來的最低水平。2003年4月，彭博財經電視台的一則重要新聞形容通貨緊縮為“2000年初威脅市場和經濟的妖魔鬼怪”。一個月後，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麵前所作的陳述中承認有通貨緊縮的“可能性”。反對較高通貨膨脹的第二條論據則更為實際：在聯邦政府的45兆美元的財政失調中，隻有很小的一部分可以通過上述方式發生的通貨膨脹得到減少。首先，大部分政府發行的可交易的債券是短期的債務。事實上，足足有1/3的債券是一年期或一年不到的時間就到期了。這就使得通貨膨脹的發生愈加困難，當政府試圖重新發行這些短期債券的時候，如果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值高，政府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利率。其次，社保福利通過每年的通脹指數的調整受到保護。醫療福利也得到有效的保護，免受通貨膨脹的困擾，因為政府毫無疑問會付清所有的賬單。第三，政府工作人員是不太可能坐視商品價格超過自己的工資的上漲幅度的。基於上述的這些原因，重新啟動20世紀70年代的那一套做法，實際上並不能解決聯邦政府的財政問題。
然而，還有另一個更為極端的可能性。債券市場擔心的是政府對於顯性的、可交易債券的拖欠，而不擔心諸如社會保險之類的隱性債務。政府對不可交易債券的拖欠可能比較難以想象，但曆史上確有先例。在舊製度下的法國王室，最大的財政負擔並不是以債券為形式的，而是好幾萬官員的薪水。這些人隻是購買了政府的閑差，希望政府支付他們終身工資作為回報。在當時的體製中，降低這些隱性債務的所有努力和嚐試都失敗了。隻有當大革命爆發之後（我們或許可以說，革命是這個君主國家財政危機的一個直接後果），這些官職才被廢除。那些官員們通過新紙幣的現金支付形式得到補償。幾年之後，由於革命政府濫印紙幣，這些鈔票變得毫無價值。換句話說既得利益集團抵抗必要的財政改革的結局，很可能是遭受革命帶來的更加沉重的損失。
那麼，也許保羅·肯尼迪把今天的美國同大革命前的法國作類比並沒有什麼錯。波旁王室的法國，就像今天的美國一樣，有著可誇耀的宏大帝國，但最終因為奇特的過度擴張而功虧一簣。並非是海外冒險導致了波旁王族的失敗。實際上，路易十六的最後一場海外戰爭是為了支持造反的美國殖民者，並在戰略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法國的過度擴張來自於內部，其核心是一個隱性債務的黑洞。同樣，美國這個不願言明的帝國的衰落也不是由於大門口的恐怖分子或是支持他們的流氓政權，而是國內福利政策所導致的財政危機。
這種財政危機當然並不隻是美國麵臨的問題。它甚至更嚴重地折磨著世界上的第二和第三大經濟實體。但是，日本和德國都不再覬覦全球霸主的地位，因此它們的經濟衰落到老年時代並沒有什麼戰略意義。而美國就不同了。正如吉本所說的，一個衰落帝國的財政狀況的確是一個很有趣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