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智慧預測表明，投資政府債券的投資者和商人如果預期一個政府的財政政策的失調會不斷增長的話，那麼他們就會拋售那個政府債券。人們是很有理由這麼做的。現行收入和支出之間不斷加大的缺口通常以兩種方式來填補。第一種是通過出售更多的債券給公眾。第二種就是通過不斷印製貨幣。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要麼會導致債券價格的下跌，要麼是利率的上漲，而利率的高低是人們是否購買債券的刺激因素。這個刺激因素當債券的本金加利息的實際回報受到債務拖欠和通貨膨脹威脅的時候，必須變得更大。預期的通貨膨脹率越高，利率也會漲得越高，因為沒有人希望借出資金，收回的是卻是實際價值因商品價格上漲而下降的鈔票。現行的財政政策對預期的通貨膨脹的影響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市場反饋的力度很大。如果金融市場判定一個國家已經破產並要發生通貨膨脹，它們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會使得這個結果更有發生的可能。他們通過抬高利率以提高政府借債融資的成本，因而使其財政情況變得愈發惡化。更高的利率也會抑製商業活動：公司不再貸款，並開始裁員。隨之相伴的經濟不景氣便會降低國家的稅收收入並將政府逼入一個更深的財政黑洞之中。在絕望之中，政府便開始印製鈔票，並通過銀行體係借給私營部門。增加的貨幣導致了通貨膨脹，而且市場所假定的通貨膨脹率變最終變成了自我實現的預言。因此私營部門和政府發現自己在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如果政府不印鈔票就能夠說服私營部門付錢的話，利率還會維持在低水平。如果做不到這一點，利率就會上升，政府就有可能被迫提前印製鈔票了。
因此人們預期戈卡萊和史密特斯研究出來的數字可能會導致債券價格的暴跌。但當他們的研究麵世時，金融市場卻鮮有反應。實際上，十年期的國庫券收益已經向下調整了20年。1981年的時候，上升到最高峰，超過15%；到1994年的時候，超過8%；到2003年6月中旬，45兆美元的財政缺口數字出現在《金融時報》頭版後的兩周裏，收益的數字保持在3.1%，這是自1958年以來的曆史最低點。6個月之後，僅僅1%。
對於這種明顯不合邏輯的推論，有一種可能的解釋：債券商發覺自己陷入了與他們做股票買賣的同行五年前所經曆的相似的困境。那時，華爾街上幾乎每一個人私下裏都認為美國股市，尤其是科技股票的定價高得有些離譜了，多數經濟學家也公開承認這一點。1996年艾倫·格林斯潘作了著名的宣稱，認為股市正遭受著“非理性亢奮”。接下來的三年時間裏，一大批經濟學家力求解釋美國公司的未來效益不大可能高到能夠支撐股市的價值，但股市仍在繼續上揚。直到2000年1月，泡沫才開始破裂。債券市場隨後也許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正如投資人和商人知道多數互聯網公司永遠不可能賺到證明其1999年股價為合理的利潤，2003年的投資人和證券商也很清楚政府的收入不能長久承擔政府債務利息和政府隱性債務產生的轉移利息。但是，正如炒股票的人坐了五年牛市的精神囚犯一樣，債券市場的參與者在2003年也成了20年期債券牛市的精神囚犯，市場長期國庫券價格已經上漲了2.5倍。大家都知道會有一個“回落”，但誰也不想成為退出市場的第一個人——而且害怕坐著冷板凳看牛市繼續上漲一年。2000年1月到2002年10月間，當“非理性亢奮”讓位於理性的低沉時，道瓊斯工業指數下跌幾乎38%。很容易想象，在2003年中，債券市場也會有一個相似的回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