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後期由鄧小平發起了一係列改革之後，中國經曆了令人驚訝的經濟複蘇。與同時尋求計劃經濟的解脫和政治體製民主化的蘇聯不一樣，中國人致力於修改而不是拋棄其現有的經濟製度，同時對其政治製度隻作有限的改革，其結果已是飛速提高的經濟增長率。在過去的20年時間裏，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實際年增長率在8%到12%之間。用購買力平價作為基礎進行調整的數據來看，中國所占世界產出的份額自1983年以來從4%上升到了12%，所占世界出口比重也劇增。高盛公司的一項研究顯示，中國經濟有望在2041年趕超美國的經濟規模。難怪有如此眾多的國際關係專業的美國學者立即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是未來的戰略挑戰。從狹隘的經濟角度來看，至少，中國似乎是與美國抗衡更具可能性的候選人，而歐盟並不是。中國和西方在曆史上發生的“大分歧”讓位給了再次出現的“大趨同”，這將被中國在“世界體係”中收複失地的努力所證明。對中國過去所取得成就的曆史興趣正在複蘇，領導跨越印度洋發現之旅的遠洋艦隊的指揮官鄭和的成就再次引起史學界的重視，這正反映了人們對於未來的期盼。
然而，就像20世紀80年代人們發燒似的預測，世界將變成日本人的天下一樣，我們應當謹慎對待這種預言。首先一點，這種失控的增長率很有可能在給中國帶來財富和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不穩定性。一個世紀之前的沙俄帝國就是一個很具有教育意義的例子。在亞曆山大二世及其後來的兩個繼任者的統治下，沙俄帝國也致力於一個類似的實現工業化的計劃，開展對國外的貿易和實現資本開放的經濟，並取得了當時看來是卓越的快速經濟增長率。但是，經濟增長所導致的一係列社會後果給羅曼諾夫王朝的專製統治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當它試圖尋求利用國家新的財富發動戰爭時，便淪為了革命的犧牲品。中國人新的一輪革命並不會很快發生，不管社會的不平等如何廣泛，這個社會對不是一次，而是兩次的政治劇變所帶來的痛苦仍然記憶猶新。然而，隻要脆弱的國家銀行及金融體製發生危機，就可想象會發生困擾中國政府的內部危機。不能排除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中國新近對自由貿易和國外直接投資的依賴不過是回到一個世紀之前的門戶開放時代，其政治上的後果是不那麼令人樂觀的。與之相關的第二個，而且更直接地限製中國影響力的因素是中美之間日益增長的互相依賴關係。這兩個帝國頗有經濟夥伴的氣氛，根本不是戰略競爭對手的關係。唯一的問題是，兩者中，誰對另一方的依賴性更強一些。說得更準確些，一旦他們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已長達30年之久）發生危機，誰會是更大的輸家。今天，正如一個世紀前的情況一樣，中美之間有一扇敞開的大門，但是那扇門是否會關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