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羅馬帝國的衰落到歐盟崛起的大部分時間裏，歐洲的典型狀況是政治上的支離破碎。統一時期——從查理曼大帝到希特勒，中間還有從查理五世到拿破侖一世的階段——屬於例外，而不是常規。而世界的另一邊的東亞，則正好相反：統一屬於常規，非統一時期卻屬於例外。公元前3世紀，中國的第一個皇帝，即秦始皇統一了中國，修築了長城。從此以後，帝國山河的大一統就成了這個國家的正常狀態。事實上，雖然中國斷斷續續發生過內戰和王朝的衰落期，但是它是世界曆史上壽命最長的帝國——也是版圖最大的帝國之一。19世紀20年代，清朝直接統治了差不多等同於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版圖的浩大疆土；朝鮮、中南半島、暹羅（泰國的舊稱）、緬甸和尼泊爾都是中國的附屬國。現代曆史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國一直擁有世界上1/4到1/3的人口，在1820年時也許有37%的世界人口是中國人。工業革命前夕，中國也是世界經濟的巨人。1500年到1820年期間，它的產出占世界份額從未低於1/5，而且有可能在1820年上升到1/3的高度。
然而中國的生活水準在19世紀和20世紀經曆了災難性的崩潰。1820年到195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下跌了幾乎1/4。到1973年，中國人均收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大約1/5，比許多非洲地區還要差。中國所占世界總產出的份額從1820年將近33%的水平下跌到低於5%。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成為了人們一直激烈爭論的一個問題。中國人自己將他們國家的衰敗歸咎於19世紀中期英國對中國發動的戰爭（即兩次鴉片戰爭，1840年—1842年以及1856年—1860年）後，西方帝國主義造成的負麵效應。更近期的一種西方學術假設是，中國長期以來的政治大一統給這個國家的技術和戰略發展帶來了窒息性的效果，而此時的歐洲正分裂成互相競爭的民族國家。正是由於他們在國內外的競爭使西方在經濟和軍事上對人口稠密的東方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根據肯尼斯·波梅蘭茲的理論，由於歐洲對新世界殖民地的獲取，將它推到了中國前頭。早期的現代階段末，西歐和長江流域都麵臨著過度采伐森林帶來的生態危機，但是歐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銀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糖——更不用說他們自身容易找到的煤炭——用工業化和商業化的手段走出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陷阱。
20世紀中國的命運十分悲慘。歐洲人給中國的周邊地區帶去了經濟轉型，但是，英國給印度的後莫臥爾帝國引進了全套的法律和行政製度之後，隻套用了在少數幾個印度之外城市，其中突出的是香港。在英國的鼓動下，相互競爭的西方國家（包括19世紀晚期的美國）達成了一致的“門戶開放”政策：中國可以成為一個巨大的自由貿易區，但它仍舊固守著自己的政治製度，即清朝傳統體製的殘餘。1911年從帝國到共和國的轉型夭折了，最重要的原因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入侵和接著發生的內戰所帶來的災難性的後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繼續扮演一個成功帝國的角色，以現實主義的態度追求其外交政治上的目標，這一點給亨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其經濟上的弱勢對其政治影響帶來了嚴重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