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歐洲人更加覺得自己是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或意大利人，而不是“歐洲人”。歐洲每10人中有9人對他們的國家“相當有歸屬感”或“非常有歸屬感”。但是每10人中不超過5人（45%）對歐盟有歸屬感。在一些國家，如瑞典、荷蘭、英國和芬蘭——2/3到3/4的公民形容自己對歐盟“不是很有歸屬感”或者“根本沒有歸屬感”。僅僅隻有很小一部分人將自己視作“歐洲人”，幾乎一半的人主要還是將自己視作傳統國籍的一員，其次才會想要做歐洲人。此外歐盟成員身份在15個國家裏的受歡迎程度正在下降。1990年，超過70%的歐洲人認為歐盟成員是一件好事情。一個新近所作的調查顯示，這個數字下跌到僅55%了。隻有不到半數的歐洲人將歐盟成員視作“利弊各自參半”。這些數字表明，歐洲的身份定位看起來還沒有被安全地建立起來。
此外，移民給歐洲帶來的衝擊隻會減少歐洲文化的內聚力，而不是增加其內聚力。這股移民潮必須要繼續下去，以應付上麵討論過的不斷增長的退休率。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裏，數百萬的人移居到了歐盟成員國，不管是經濟移民還是尋求庇護者或者是德國血統的外國人。這些移民隨著先前大量湧入的，特別是20世紀60和70年代已經解散了的殖民帝國的前臣民來到這裏。根據最近的估計，荷蘭、德國和英國3%到4%之間的人口是穆斯林，法國的穆斯林人數幾乎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即7.5%。最近有通過尋求庇護來申請移民的趨勢，其成功率的不同表明一些國家有可能最終比另一些國家有更大數量的移民人口。1990年到2000年間，丹麥、德國、荷蘭、奧地利和瑞典接納了相對自己人口數量最大數字的移民。在可預見的未來時間裏，吸引更合法的移民到西歐的經濟需求，以及這些移民在所居住的相對貧窮的社區中強烈感受到的受排斥的政治對抗態度之間，必定會存在一種複雜的緊張關係。
一些政治家們明確借助反移民平台而取得選舉成功，但把這個現象描繪成歐洲極端民族主義或種族主義政治抬頭，未免有些誇張。從讓·馬利·勒龐到約克·海德爾，再到近來的皮姆·佛圖這幾個政治家並沒有什麼共同之處，他們取得的成功是如此短暫，更準確地說是一陣對外國人恐懼的急風驟雨的體現，這裏麵當然也有排外的含義。然而，對移民的敵視情緒非常普遍。2000年作的一次調查發現，有半數的歐洲人認為少數民族濫用了國家的福利體製，而且移民導致了失業率的上升。將近2/5的人認為甚至應該把合法的移民送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去。所以，肆無忌憚的民族主義者對迎合這種情緒抱有很大興趣，這就沒什麼好奇怪的了。對夢想著一個聯邦歐洲的那些人來說，這十分令人氣餒。當被歐洲民意調查中心的專家問及歐盟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的時候，超過1/5的歐洲選民在標誌著“缺乏足夠的邊境控製”一欄上打了鉤。無論一開始定下了怎樣的約束，歐盟的擴大似乎給人這樣一種感覺，那就是歐盟鼓勵人們向西移民，為東歐和地中海地區的年輕人創造新的就業機會。有些煽動者已經把針對移民的敵視情緒和歐洲一體化聯係到了一起。今後出現更多這樣的態度看來也是在所難免。
接下來就是土耳其問題。土耳其人早在1987年就申請加入歐共體了。迄今為止，他們友好的表示仍遭到拒絕，主要理由是土耳其有多變的政治以及國內的一些不良的民事和人權記錄。實際上，歐洲人暗中擔憂（有時也會公開）的是，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然而，土耳其成為歐盟成員的經濟方麵的理由越來越強。根據一些估計，土耳其的人均收入實際上比匈牙利、拉脫維亞或立陶宛要高，而這些國家現在都是歐盟的成員。土耳其的人均收入是大多數的巴爾幹國家的2倍之多。相比之下，用宗教信仰的理由拒絕土耳其入圍，造成了政治上不正確的尷尬境地。德斯坦在2003年提出了這一點後，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不明智。歐洲從定義上講是基督教世界的概念已經站不住腳了，正如我們所見，歐洲守教的基督教徒已經太少了，有太多的非基督教的移民來到這個地方。歐洲也不能再認為土耳其是一個運轉失常的民主國家了。一個溫和的伊斯蘭教黨派通過自由、平等的選舉上台執政了，軍隊並沒有進行幹涉。要是在過去，軍隊可能早就采取幹預手段了。同時，歐洲還不得不接受土耳其入圍以後的戰略意義。因為歐盟新憲法將把土耳其與西方緊密聯係在一起。土耳其國會拒絕協助美國入侵伊拉克北部的行動說明，議員們讀了並且讀懂了（即使其他人未讀懂）《北大西洋公約》的條文，因為其中沒有哪一條可以證明先發製人的戰爭是正當的。推翻薩達姆·侯賽因政權的行動證明，美國已經非常明確地展示了一個“流氓政權”在中東的存在是岌岌可危的。但是，如果歐盟接納土耳其，作為對成為一個民主和宗教信仰溫和的政權進行嘉獎的信號，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麼比這個更好的方式呢？
查爾斯·庫普乾曾把歐洲看作是一個新拜占庭帝國。隻有從土耳其問題上，我們才能夠把他的觀點看作是有先見之明的，盡管這並不是他的本意。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歐盟，如果西歐的穆斯林社會繼續不斷成長，終有一天，我們會有很好的理由把布魯塞爾和拜占庭——或是奧斯曼帝國的君士坦丁堡——進行對比了。
“歐洲時刻”
雖然法國的移民數量比起其他歐盟國家來並不算特別高，但是法國國內出現的巨大穆斯林社區——現在已經進入第三代——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國民陣線”領導人讓·馬利·勒龐在2002年首輪總統選舉中能夠一舉成功的原因。為了確保第二輪選舉的勝利，雅克·希拉克不得不疏遠自己同勒龐對待移民問題上的立場，那也反過來可以解釋為什麼在2003年，他不願意參加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
由於國內這些政治因素——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國內政治的多元特點——要協調歐盟成員國的政策就變得如此困難。理論上，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想法，但放到實踐中，則越發顯得困難重重。在波斯尼亞的問題上，正如我們所見，“歐洲時刻”顯然並未到來：歐盟成員國間的意見分歧導致了一種政治上的癱瘓。而在伊拉克的問題上，歐盟內部的裂縫則越來越深了。設立一個新的歐洲外交部長是否能夠改變這個局麵呢？看來不太可能。
總之，歐洲是一個奇怪的聯盟，它是一個幻想著成為聯邦，卻從未成為真正的一個聯邦的同盟。它有行政機構、立法機構、一個上議院、一個中央銀行、一種共同貨幣、一麵旗幟和一首國歌。但是它隻有極小的共同預算和最低配置的共同軍隊的框架。跟歐盟設計者的初衷不同，更多的決議仍然需要國家政府在歐洲理事會會議和政府間會議上作決定。歐盟沒有一個共同的語言、共同的郵政係統、一支共同的足球隊，甚至連統一標準的電源插座也沒有。一些評論家認為，這可能存在成為“第四帝國”的威脅，它不僅由德國支配，而且在體製的結構上呈現德國的特點，持這種觀點的最為著名的代表人物也許是保守黨內閣大臣尼古拉斯·裏德利。另一些評論家則認為這個聯盟其實是由法國人以其自身的方式，即那種並不那麼對選民負責的官僚機構所操縱，阻止著這個聯盟演化成為美國式的合眾國，持此種意見的代表人物是牛津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拉瑞·西登托普。西登托普眼中的歐盟更像拿破侖三世治下的帝國而不是第四德意誌帝國。
“瑞士”比上述的兩種比方也許更為貼切，因為瑞士是一個經濟比政治更有發言權的國家，也是州的行政權力強於中央政府的國家。然而即便是把歐盟比作一個超級瑞士，也還是低估了標誌歐盟特征的兩個明顯民主“赤字”的重要性。第一個赤字是眾所周知的，即歐洲議會的虛弱。歐盟委員會是一個以缺乏透明度及看起來不對任何人負責任為榮耀的機構。歐盟可能不是拜占庭，但其內部的運作方式卻是拜占庭式的。第二個民主“赤字”不那麼明顯，但卻是一個更加重要的赤字。德國選民在歐洲事務上比盧森堡或是愛爾蘭的歐洲同胞擁有更小的發言權。很有可能這兩個赤字對於歐盟的存在是必要的，因為一個真正的民主體製會釋放出許多普通歐洲人的仇外心理以及喚醒長期埋藏在德國人及其鄰國人民意識中的“德國問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歐盟看起來不太可能增強其合法性，因此一個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也是不可思議的。
按照歐洲人的委婉說法，歐盟正在朝著“變數幾何”的方向邁進。隻有12個國家迄今為止采用了歐元。在2004年，瑞典第二輪公民複決投票堅定地否決了參加歐洲貨幣聯盟，更進一步減小了即將臨近的英國就此主題投票表決的可能性。英國及愛爾蘭至今還沒有簽署在歐盟內部開放邊境控製的《申根協定》。1989年到1997年間，英國人還決定退出《社會憲章》，它是歐盟在馬斯特裏赫特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樣，歐盟新的成員國也不會立即執行會員製的所有條款和條件。《阿姆斯特丹條約》中引進的“建設性的棄權”概念以及德斯坦的憲法條約（第Ⅰ—43款）中增進合作的概念指出了一條讓成員國更具選擇性安排的道路。無人期望這能夠加強歐盟的實力。可以退出的選擇越多，這個聯盟就會變得越來越不一致。以幾個速度發展的歐洲很難取得《羅馬條約》中“要成為更緊密聯盟”的目標。相反，聯盟內部之間會漸漸變得更加冷淡和生疏，取而代之的是多種多樣的小聯盟。《羅馬條約》發展為部分重疊的種種“意願聯盟”，從而導致政治上的混亂，因為這些“意願聯盟”都各自有特定的目標。2003年12月布魯塞爾峰會推遲了對憲法條約的決定，緊接著法國和德國的領導們就輪番公開地聲稱自己的國家是支持一種含蓄的“雙軌製歐洲”的“先鋒”。
布魯塞爾峰會失敗的原因，表麵上是由於有效多數投票機製的新規則相對削弱了西班牙和波蘭兩國在部長理事會上的影響力，它們兩國拒絕接受這種安排。因為尼斯體製更適合它們。